1928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接收北平教育机关后，将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任命罗家伦为首任校长。1956年，罗家伦在台北口述回忆了任职清华的经历，其中谈到他注意培养人才，坚持聘请学有专长的年轻教授，提供优越的研究环境，卓有成效。最典型的是为请蒋廷黻到清华做历史系主任，得罪了自己在北大读书时的老师朱希祖：

朱希祖（1879—1944）

我不愿意把任何一个教授地位做人情，也决不以我自己好恶来定去取……我决不请有虚名，而停止了上进的时下所称的名教授；我所着眼的，是比较年轻的一辈学者，在学术上打得有很好的基础，有真正从事学术的兴趣，而愿意继续做研究工作的人。……在自然科学方面所出的人才最多，如萨本栋、萨本铁、周培源、杨武之、李继侗等，都是很有贡献的人。在中国文学方面，我很注意培养新文学建设的人才，而扬弃腐朽的传统，如杨树达、朱自清、俞平伯等诸位，都是我那时候请进去的。

在社会科学方面，如蒋廷黻、叶公超、浦薛凤、陈之迈诸位，都是特出的人才。并且我为了请蒋廷黻担任历史学系主任，得罪了我的老师朱希祖先生。这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历史学系朱先生资格最老，若是要请系里原有教授担任系主任，这不但朱先生感觉不安，而且其他的教授也不肯；若是我让朱先生担任系主任的话，那朱先生因为是中国史学的专家，对于世界史学的潮流没有接触，自然无法使这个系走到现代化的路上，这是我要请蒋廷黻的理由。不巧那时廷黻在南开大学任教，要歇一年才来，所以这一年之内，我只有以校长的地位来兼史学系的主任，纵然得罪了我的老师，但是我为了历史学系的前途，也不能不为公义而牺牲私情了。

清华1925年成立大学部，招收首届本科生。朱自清、杨树达分别于1925年和1926年到清华教国文，与罗家伦无关（按：杨树达非新文学人才，或为杨振声之误，后者系罗家伦所聘）。浦薛凤和陈之迈均出身清华高等科，留美学政治学。浦薛凤的回忆录《万里家山一梦中》记叙了他回母校教书的过程：“予于一九二八年五月，即蒙业师余日宣先生函邀返校执教，旋即收到温应星校长所发聘书。其后北伐成功，全国统一，中央发表罗志希先生为清华校长。当时略有谣传，谓温任一切聘书是否有效。……九月中旬罗校长就职，当日即普遍加发聘书，并一律约略提高薪金。”可见罗家伦称不上浦薛凤的伯乐，只是顺势认可了聘书。罗家伦掌校后因强硬推行军训、言行浮夸等原因招致清华学生反感，1930年5月，在学生驱逐下辞职，再未返校。而陈之迈是1928年从清华毕业，1934年回校任教，功劳更不能算在罗家伦头上。如此信口开河，使得“为请蒋廷黻得罪朱希祖”这桩与其他人的记载相悖的轶事显得更加可疑。

罗家伦1928年9月18日就任清华校长，随即整顿校务，准备10月中旬开学。9月28日，朱希祖次女朱倓的日记记录了朱希祖到清华拜访罗家伦的情形：“父与其谈论，知国文系方面辞退三人，朱二阿哥（按：朱希祖姨甥朱洪）亦在被裁之列。另聘请钱玄同、刘叔雅、单不厂、俞平伯诸先生。盖此数人者，皆稍有名望也。父被任为历史系主任，后经父推辞请其自担任之，罗已首允。历史系方面辞退陆懋德一人。” 女儿的日记应是忠实转述朱希祖的说法，较之多年后的回忆更接近当日情形。而在朱倓笔下，罗家伦聘人看重名气，国文系想请的钱玄同、刘文典和单不厂均非年轻学者，教的也不是新文学课。陆懋德是1926年清华历史系首任系主任，建系规划中，他提出中西并重，以西方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史，广为搜集东西方史料，吸收外国学者新近研究成果，添设考古学室等主张。除考古一项，其余思路与罗家伦没有分歧，但他个人的种种立场，都恰是罗家伦的对立面。罗家伦支持新文化运动，陆懋德则时任教育部视学，受命劝导学生。1922年，陆懋德到清华讲授中国史，次年将讲稿整理为《周秦哲学史》出版，书中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当作主要批评对象。1926年，他还与清华同事吴宓和梁家义、王文豹等政府官员组织读经团，轮流主讲。罗家伦将陆懋德辞退，更像是出于门户之见，并不如标榜的那样公允。

朱希祖的辞让或有客套意味，但身为北大元老，他在清华只是客卿，无意染指系务在情理之中。他1913年到北大任教，1919年史学系建系不久即任系主任，长期当选评议会成员，对校务决策颇有话语权。1927年，奉系军阀入主北京，北大被改组为京师大学，原有教师纷纷出走，朱希祖也转往清华。虽已离校，他仍密切关注校中动向，以北大人自居。1928年6月奉系败退，京师大学随之倒台，北大学生发起复校运动，朱希祖也有参与。国民政府最初推行大学区制，将北平九所国立高校合并为中华大学，后又改名北平大学，任命李石曾为校长，各校师生纷纷抵制。朱希祖支持北大复校，甚至冒充学生口吻撰文发表对北大办学的意见，呼吁坚持教授治校，专心治学（《我也来谈谈北京大学》，载1928年7月27日、29日、30日《世界日报》，署名一鸣）。1929年1月，北大得以在北平大学内保留北大学院的完整建制，陈大齐任院长，2月下旬到校，受到欢迎。2月26日，陈大齐约朱希祖回校重建史学系，他立即答应，开始为聘请教授积极奔走。对他而言，回大本营当系主任，显然比在清华更适宜。3月1日，他便去向罗家伦请辞清华教授，改为兼任讲师。半月后，北大选出七人组成的评议会，朱希祖又在其中。

朱希祖一直主张以西方新史学改革中国旧史学，也花了很大力气聘请西洋史教授和外国专家。他最推崇德国史学家兰普雷希特借助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文化史，认为史学应是科学的史学，为北大史学系设计的课程特别注重补充社科知识，这也符合现代史学的趋向。他在1924年为何炳松译《新史学》所作序言，1929年撰《北京大学史学系过去之略史与将来之希望》等文中，均阐述过治史和治系理念。罗家伦称其“对于世界史学的潮流没有接触”“无法使这个系走到现代化的路上”绝非事实。1928年底，朱希祖联合北平高校师生成立中国史学会，罗家伦也列名发起人，高票当选委员。回到北大后，朱希祖仍在清华历史系兼课，并将包括罗家伦和蒋廷黻在内的清华教授都请到北大兼课，转投师大的陆懋德也在聘请之列，可见他与这几人都保持良好关系。现存1929年1至3月的朱希祖日记载有多处与罗家伦的交往，二人曾一起摘录史料、赴宴、购书，朱希祖也不止一次去过罗家。

而另一当事人蒋廷黻在回忆录里说，“一九二九年五月，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约我担任该校历史系主任”，也与罗家伦口中的虚席以待一年相去甚远。民国学校的聘书按例一年一发，在学期结束前商定。9月开学后，蒋廷黻即到清华历史系任教，和他一起从南开转往清华的还有生物系的李继侗和经济系的萧蘧。他们从南开出走，除了清华的邀请，实则还有南开方面的因素。

萧蘧（叔玉）的堂弟萧公权也在南开执教，他在回忆录写道：“叔玉脱离南开，可以说是不欢而散。……五月中学校发出下年度的聘书。除叔玉外，所有我们相熟的人都加薪十元廿元不等。叔玉来对我说，‘我在这里五年了，这回仍没加薪。我想这是他们对我示意。我不能赖在这里了’。廷黻接到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邀请，来商谈去就问题，听见叔玉被学校冷落，大为不平。他对叔玉说：‘我们同去清华好了’。不久之后，清华大学经济系来信敦请叔玉。”1928年底，南开校长张伯苓出国考察，次年9月方回校。时任南开大学部主任的黄钰生晚年回忆：“张伯苓校长出国，我在无所秉承又不熟悉章程的情形之下，轻听了一二有偏见者的怂恿，不经评议会的审议，擅自处理了一位成绩斐然的教授的调薪问题，因而引起了公愤，五位名教授拂袖而去，致使大学部蒙受了很大的损失。”另一篇回忆里，黄钰生指明，反对给萧蘧加薪的是张伯苓的秘书伉乃如。

1929年5月时，清华也正经历动荡，罗家伦本人并不在校。作为留美预备学校开办的清华原由外交部管辖，改为国立后归外交部和教育部共同管理，董事会成员由两部任命。清华董事会1929年4月初在南京开会，罗家伦也赴京出席。董事会否决了他提交的校舍建筑计划，核减校内下年预算，反而增加留美专科名额和经费，罗家伦愤而辞职。随后，清华学生发起“改隶教育部，取消董事会”运动，派代表向国府请愿，教授会和评议会也集体反对董事会的决议。罗家伦离校后，校长由教务长吴之椿代理。校聘任委员会4月26日议决，除特殊情况外，在下年预算未确定前不添聘教授。5月10日，国务会议决定清华改由教育部专辖，“改隶废董”取得胜利。5月24日的清华校刊报道了萧蘧将来校任教的消息，在经济系主任陈岱孙引荐下，代校长吴之椿用通信表决方式征得聘任委员会同意。罗家伦于6月12日回清华复职，返校后透露，历史、政治、化学等系将增聘教授，在京期间已大致接洽妥当。8月7日，聘任委员会开会，正式通过包括蒋廷黻在内的一批新聘教授和讲师。

罗家伦在清华时的秘书郭廷以1969年的口述史曾谈及，聘请蒋廷黻最初是出自他的慧眼，并非罗家伦自发：“我到清华后，发现一份《近代外交史辑要》，油印本两百多页，没有印作者姓名但觉得有头绪、有体系，我问刘崇鋐，他说：‘可能是蒋廷黻的’，打听果然是他的，我拿去对罗先生说：‘这个很值得请’。罗先生立即写信请他，蒋大为高兴，初来月薪三百八十元，第二年升四百元，而且立即给他当历史系主任。”此外，罗家伦的北大同学毛子水1977年在纪念罗家伦的座谈会上说，他1930年回母校任教后，从北大教务长何基鸿处听说过罗家伦亲自从北平到南开强聘蒋廷黻的事。“蒋先生本不愿离南开的，但蒋先生若不答应去清华，志希便坐着不走，熬了一夜。蒋先生终于答应了。”结合二人的回忆，罗家伦在1929年3月赴京前应已邀请蒋廷黻。

“读书藏书家”朱希祖的“郦亭藏书”后经长子朱偰整理，分批捐与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图为朱偰所编《郦亭藏书目录》

既然聘蒋廷黻与朱希祖并无冲突，罗家伦为何要说得罪了朱希祖呢？重新审视当时人事，便会发现，让蒋廷黻当系主任，的确可能得罪人。

罗家伦到清华后，历史系解聘了陆懋德，留下三位专任教授朱希祖、刘崇鋐、孔繁霱。孔繁霱从南开中学毕业后相继留学美、德等国，与朱希祖同在1927年被清华聘为教授。刘崇鋐是清华留美生，在哥伦比亚大学时已与罗家伦和蒋廷黻相识，在中国代表团参加华盛顿会议期间曾一起组织留美学生后援会，编辑刊物。刘崇鋐1923年归国，和蒋廷黻同到南开任教授，1925年回母校任教。作为罗家伦旧交，且是清华自家人，在历史系时间最长，于情于理，他都是系主任第一人选。1929年1月，罗家伦任命了新一届清华招考委员会，开会商讨本年招生计划。委员会成员除了教务长、秘书长和各系主任，只有刘崇鋐是以普通教授身份代表历史系参与招生。但罗家伦并未顺理成章委以主任，而是自己继续兼任，直到聘来另一位旧交蒋廷黻，这不啻是对刘崇鋐的轻视。蒋廷黻弃学从政后，刘崇鋐才成为系主任。他一直没有著作，且不擅长讲课。曾在清华就读的赵俪生晚年回忆，刘崇鋐的课“纯乎是一大堆bibliography，某著者、某书、某页至某页，无摘引，无转述，无议论，无概括，两堂过去，笔记上记的全是杂乱无章的数据”。罗家伦不让他主持历史系，或许真是基于学术考虑。

罗家伦口述回忆时，刘崇鋐正担任台大历史系主任，朱希祖已于1944年病逝，后人未去台湾，大约这也是敢于将他当作反面典型的原因。不过，罗家伦这篇口述《我和清华大学》当时没有发表，身后方收入文集。1965年蒋廷黻去世，罗家伦在悼文中也忆及清华聘任系主任一节，只称“尤其是院长和系主任的职位，决不能为私人的交情而稍误青年的学业，因此而不能见谅于人者颇多。历史学系的人事，尤其使我遇到这种痛苦，我决定只能自己担当起这份担子来，以等待廷黻在南开最后一年聘约期满后，前来接替”，未点名朱希祖。

朱希祖重返北大史学系不到两年，便因学生抵制而辞职。1932年秋，他南下广州，受聘于中山大学。同一时间，罗家伦在南京出任中央大学校长，1934年初请朱希祖到校担任史学系主任。这也表明，他不是当真认定让朱希祖掌系没有发展前途。朱希祖在中大任教六年，从日记来看，他起初与罗家伦相安无事，开始心生嫌隙，是在1936年。当年7月，他等候许久方得以与罗家伦会面，结果话不投机。罗家伦指责他对教员待遇不公，而朱希祖认为对方听信谗言，且傲慢无礼，“骄矜而有德色”。1939年8月，朱希祖写给女婿的信中谈及罗家伦，已是大为不满，直指其“好植党而排异己，多疑忌而鲜诚意，权则集中于己，责则全归于人”。若说罗家伦得罪了朱希祖，应是在中大而非清华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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