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孙玮（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采访：陈瑜（本报记者）

数字媒介终结了过去体验城市与象征城市的割裂

文汇报：在不同时代，人们对一座城市的体认受到了媒介的深刻影响。以巴黎为例，从大教堂这一建筑形式，到巴尔扎克等文学家的小说，再到《天使爱美丽》等电影，都构建出了不同的巴黎形象。请您谈谈媒介更迭对城市形象的影响，数字媒介的崛起又如何刷新了我们对城市的印象？

孙玮：《巴黎圣母院》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副主教哀叹书本要消灭圣母堂，雨果阐发说：“这是哲学家看到人类的思想被印刷术所截取，在神权政治的蓄水槽里被蒸发开时所做的预言。这表明一种权力要被另一种权力所取代。印刷品要消灭教堂。”这段话非常有名，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来解读，它讲的就是媒介更迭对整个社会和城市形象的巨大影响。原来巴黎的城市形象，就是像巴黎圣母院这样的建筑；但是有了印刷术以后，文字就取代实体的建筑，成为城市形象的最重要来源。这也是学界经常会讨论的一个问题，到底是实体的景观城市更有助于代表城市形象，还是后面我们看到的印刷品、小说，以及随着大众媒介时代的到来，更多的用影像（电影、城市宣传片等）所呈现的城市形象。

然而，随着数字媒介的到来，我觉得这种历史的讨论终结了。因为实体的城市和用文字、影像等再现的城市，现在突然可以打通了。原来对于城市形象，我们主要是靠体验。有了大众媒介之后，是用抽象的符号来再现城市。它的好处是可以传播得非常广，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来传递。但它也有很多弊端，因为在抽象的过程中就会失落掉很多东西，比如我们的感官体验，而且呈现的视角也趋向于单一。当智能终端手机普及以后，我们可以穿梭在线上线下，这使得体验的城市和用抽象符号再现的城市又可以合并在一起。这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来到一个城市，我们先会通过抖音、小红书等平台来看它是如何被符号化的虚拟呈现，然后我们再去实地体验，拍各种照片传给亲朋好友甚至是抖音等平台上。这也是为什么在我看来，数字媒介终结了过去体验城市和象征城市的割裂，现在我们每个人的城市生活几乎始终是穿梭于线上线下的，体验城市和象征城市时时刻刻地通过每个人的生活实践交织在一起。城市形象再也不是大众媒介所呈现的单一视角，而是大众虚实交融的数字城市生活实践汇总而构成的。

数字城市是可导航空间，城市形象越来越依赖于日常生活碎片化的技术感知

文汇报：如今，打开任意一款短视频软件，很容易就能找到各类城市打卡游览视频和各地美食攻略，人们完全可以足不出户地了解一座城市的文化风貌，感受独具特色的生活气息。在您看来，“自拍”、“打卡”等大众影像实践如何建构了城市与人的新关系？

孙玮：有了数字媒介之后，大众能够广泛参与城市形象的生产和传播过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过去大众媒介的传播是中心化的，比如上海的城市形象片，要投入巨大的资本和找专业人士来拍，所以视角就会比较单一，而无法呈现我们今天由无数国外国内游客、本地市民的镜头所构成的形形色色的上海。此外，更重要的变化是，我们以前讲媒介和城市形象的关系，一般都局限在线上，即我们如何用抽象的符号，无论是文字、声音、影像，去编织文本，供大众在线上去接触和观看。而今天我们不仅限于线上的阅读和观看，也走到了线下，是在线上线下之间融合穿梭。所谓“打卡”，就是一个被手机贯穿的城市媒介实践，包括到访、拍摄、上传、转发、评论等一系列活动，贯穿于实体城市与虚拟城市；还有“自拍”，强调的就是“我必须要到那个地方去”，去和建筑空间肌理进行实体性的接触。数字媒介的出现带动了更多的人去线下，带动了更多人和城市的相遇，去和自己城市的实体空间产生一种新的连接，由此也创造了更多的人与人在城市公共空间中的社会交往。

文汇报：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是人的器官、感官功能的强化和放大。我们常常讲“阅读的城市”“影像的城市”“声音的城市”，这是我们感知城市的传统叙事方式。但您指出，“数字城市是可导航空间，大众的日常生活就是在城市系统中的自我导航。”什么是“可导航城市”？这代表了怎样一种新的城市形象叙事和生产方式？

孙玮：“可导航”这个概念是由美国新媒体学者马诺维奇提出的，他将新媒体主要形式概括为数据库-可导航的空间，认为这种形式与传统文字、电影的叙事形成鲜明参照。以往的大众媒介是去观看和阅读，依赖于线性的叙事来讲一个故事；但马诺维奇看来，我们现在使用的手机所呈现的不是单个信息的叙事产品，而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数据库，有地图、阅读、游戏、聊天等等各式各样的文本，所谓刷手机就是使用数据库，就是“可导航”。

我想借用数字媒介的“可导航”特点来描述今天人们对城市的感知。以前我们是通过看电视、读报纸来了解一座城市，但今天我们对于城市的感知，几乎完全建立在人与智能终端的合作，娱乐、消费、社交、交通、工作、学习等等，都必须借助手机、网络来形成个体对城市的感知与体验。城市形象的形成，越来越多地偏离传统城市叙事如城市文学、城市形象片等等，而是更多地依赖于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碎片化的技术感知。我们的城市不仅仅是阅读的、观看的、体验的，而且也是实践的。在过去，当我们说媒介是城市生活中的导航，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比如我看了报纸，我接受了怎样的城市形象和公共生活的指引。但现在，“可导航”有了实体性的意义，我们既是在信息的数据库里进行导航，来组织和建立个人和他人生活的联系；也是在实体空间里去为身体导航，用线下的实践行动来参与。

大众的日常生活就是自我导航，这是数字媒介对城市形象的一个颠覆性影响。原先，城市形象是由大众媒介、小说家来定义，大众只能被动领受着社会精英对于城市形象的塑造。而现在的城市形象是由大众来定义和生产的。在“可导航城市”中，每个市民成为自我导航者，来定义自己的城市生活。这种城市形象的生产不以文本完整线性叙事为目标，而是在一次次实体和信息空间的动态航行中，累积起属于个体独特体验的片段式城市形象。

激发大众使用数字媒介的创造力，展现多棱镜的上海

文汇报：数字时代，城市“出圈”容易，“长红”则不易。您对持续讲好上海故事，加强上海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有何建议？

孙玮：在今天，城市形象的塑造越来越依赖于个体的生活体验，数字媒介释放了大众的这股力量，其重要性在我看来远远超过了大众媒介。在这样的背景下，要讲好上海故事就需要转变一些观念：第一，要大力挖掘大众视角，打破大众媒介的精心策划、中心化的宏大叙事。多采用非专业审美的视角，不是航拍式的、奇观式的视角，而是日常生活的、平民化的多元化视角。比如，许多外国人和本地人拍生煎馒头的影像，镜头很摇晃也很简陋，但富有烟火气，展现了多角度的上海。第二，要尽量打通线上线下，在传统的地标式景观之外，更多地激活日常生活的空间。第三，要关注实用性。公共服务对城市形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政府的公共服务经历了“从窗口到接口”的转变，过去通过窗口服务营造城市形象的方式，也大量地转到了新媒体的接口，比如“上海发布”“随申办”。公共服务类新媒体的接口是展示城市形象非常重要的抓手。第四，数字媒介的运用要更加多元化，不仅限于拍短视频，可以探索诸如游戏等新形式。上海百禧公园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它的前身是上海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区域的综合市场，长期处于关停状态。后来，这个公园变身上海首座高线公园，并被上海土生土长的80后UP主变成了沙盒游戏“我的世界”，吸引了全世界许多游戏玩家玩游戏，甚至去现场实地打卡。这种数字媒介实践另辟蹊径，对于建构、传播上海城市形象，产生了出人意料的积极反响。

关于“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我想讲两个关键词：一是全方位的沟通；二是“共在”。 所谓的沟通就是从不同角度来展现我们每个人所理解的形形色色的上海，和世界范围内其他城市的人们进行对话，追求一种共在的感觉；而不是做一个封闭的文本，让别人来看。巴黎曾经拍过一个城市形象片，主要就是人们特别熟悉的卢浮宫、塞纳河、埃菲尔铁塔等等宏大叙事的景观。但一些艺术家就说，这不是我们普通人体验到的巴黎。于是他们拍了另一个片子，反差特别大。他们所运用的镜头是平视的、摇晃的，还有诸如街头吃越南粉的场景。因为巴黎有许多移民，他们想表达这种多元的价值观，最终这个片子广受好评。这个案例对我触动很大。上海也是一个极致多元的城市，要充分展现上海的杂糅性，打破对上海的刻板固化印象，去和国际进行对话和沟通。今天，许多上海人在形形色色的空间中展现他们的生活，而这样的表达我们还是太缺乏。要激发大众使用数字媒介的创造力，超越宏大叙事，展现多棱镜的上海，不用担心失焦。我相信这样的上海故事会吸引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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