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选出一位20世纪以来最炙手可热的古代史家，恐怕非修昔底德莫属。我们对修昔底德的生平所知不多，可以确定的是，这位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到公元前4世纪初期的雅典人曾经出任过雅典的将军，在军事行动中没有取得彪炳史册的战功，所撰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却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经典著作。如果近几年关注国内外新闻，应该不会对一个术语感到陌生——“修昔底德陷阱”。这个由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的概念在过去一段时间曾经引起政界、学界的激烈讨论。这一概念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会挑战既有大国的地位，而守成的大国会主动进行遏制乃至不惜发动战争。据说是修昔底德首次提出了这一看法，2400多年前，修昔底德就是如此判定雅典人与拉凯戴孟人之间大战的原因的。熟悉国际关系理论的话，会知道艾利森的这个观点并不新鲜，但这个观点与古希腊史家修昔底德联结在一起后，简洁明了的术语似乎就顿时“高洋上”了起来，也就显得更有说服力了。

其实这不是修昔底德第一次成为热门人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冷战时期，美国的政府官员和学者就借用修昔底德来理解当时的国际局势。1947年，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一次演讲中明确提出，要认真思考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及雅典最后的失败，以更好应对当时的国际事务。这个思路是将基于海权的雅典类比美国，而将基于陆权的斯巴达类比苏联。将视线再往前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人们也有各种鲜活的想象，将雅典、斯巴达、波斯与现代世界中的大国进行比附。

且不论当代人对修昔底德的比附是否成立，古代经典著作总免不了被后世不断使用甚至滥用，这似乎也是古代史家逃脱不了的命运。修昔底德若在天有灵，看到20世纪以后人们对他的“喜爱”，不知会作何感想。我斗胆揣摩，估计他老人家的心情会比较复杂。因为他一方面明确表示：“我的著作不是想赢得听众一时的奖赏，而是要成为永恒的财富”；但另一方面，这“永恒的财富”的内核是要看到人类的状况本身，而非简单地进行历史比附。修昔底德的判断是“人总是人”，或者说人的境况就是如此这般，一代又一代的人总是要面对和处理一些类似的人类事务。

那么修昔底德通过记述伯罗奔尼撒战争，所揭示出来的人的境况究竟是怎样的呢？这个问题不能用三两句话简单作答，因为读者只要读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就会发现，修昔底德为我们搭建了一个层次无比丰富的舞台，在战争这场大戏中，各类城邦与各色人等轮番登场，在各种极端环境中做出自己的抉择，接受战争这一暴戾的老师的考验，人性和不同政体也展示出不同的品质。修昔底德的著作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就在于其丰富和深刻。虽然难以概括，但总还能谈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这里拣选三个话题先做简单的分享。

第一个话题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性质。修昔底德这本书的书名已经告诉大家，他写的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也就是公元前431年爆发的，希腊世界的两大阵营，即以雅典为首的雅典帝国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的战争。这两大阵营的战争无疑是首要记述对象，但具体进入这本书，会发现修昔底德记述了两条并行且相互交织的主线，那就是两大阵营间的战争与城邦内部的纷争。雅典与斯巴达两大城邦决定一战之后，希腊世界的格局也被这场战争搅动，各城邦内部出现了分裂，战争与内乱相互强化，所以修昔底德说这场战争造成的灾难是空前的。在战争后期，战争的压力传到雅典，雅典也爆发了内乱，并最终败给了斯巴达。

第二个话题关于代际。代际议题司空见惯，似乎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但我最近两年阅读和讲解修昔底德时，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有关代际的讨论感触逐渐加深。整本书中关于代际的讨论并不多，却对理解战争的进程以及雅典的走向至关重要。雅典在公元前5世纪有几件大事，我们可以用这几个节点来标记雅典的几代人。

世纪初雅典在马拉松战役以及第二次希波战争中战胜了波斯，这无疑是雅典的高光时刻，这一代人可以视作马拉松一代。马拉松一代经历了雅典之前的内部纷争和克里斯提尼改革后的崛起，为了自由与波斯英勇作战，并在海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一代人到了公元前5世纪中叶已经是城邦的老人了，他们在垂暮之年看到雅典从平等的政体进一步走向民主政体，拥有并巩固了一个帝国，雅典的政治家也由地米斯托克利和客蒙转到伯里克利。

伯里克利能够理解马拉松一代人的风貌。在伯里克利时代，即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一代人自降生起就生活在一个伟大的城邦，享受着万邦来朝的福利，他们对希腊世界的秩序有着别样的体会。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伯里克利的战争策略与西西里远征前的城邦心态的反差中。伯里克利一心要维系帝国，但他认为雅典在战争期间不要扩张帝国。而在伯里克利时代的民主帝国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以阿尔喀比亚德为代表，这些年轻人被伯里克利时代成功塑造为好战、进取、爱帝国的人，对扩张帝国充满了热望。伯里克利埋下的种子最终反噬了自己的战争策略。

战争爆发之后出生的一代人，在幼年时期经历了瘟疫、战乱，等到成长为公民的年纪则目睹雅典内乱以及最后的战败与帝国的丧失。这差不多也是柏拉图的经历，也正是因为有这些际遇，柏拉图才会说现有的城邦无一例外都败坏了，且很难拯救，除非哲学家当王或者王成为哲学家。

从公元前5世纪初到世纪末，三代人所处的环境与心境经历了一个周期，修昔底德所展示的代际差异让人不免浮想联翩。每一代人都有自己个人的，以及与城邦绑定在一起的际遇，不同的代际对于城邦与秩序的看法注定有重大差异，由此也导致了不同的品性和行动倾向。人类虽然有史书和故事传承，但前人的经验教训并不总能有效传递。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设定，要通过自己的真实生活来试错和积累，最后完成一代人的悲喜故事。

第三个话题是政体。与后来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不同，修昔底德没有系统讨论各种政体，但是政体却成为解释战争以及城邦表现的重要因素。在战争开始时，虽然他提出战争真正的原因是雅典实力的上升引起斯巴达人的恐惧，但他同时借科林斯人之口，对雅典人与斯巴达人的政体与品性做了对照分析。因为古希腊的“政体”不仅是政治制度，还涵盖了在这种制度下生活的公民的品性，不同的政体会塑造不同的公民品性。科林斯人为鼓动斯巴达人与雅典人开战，故意说斯巴达人迟疑保守，而雅典人永远进取。在全书末尾，写到斯巴达错过攻陷雅典的一次绝佳时机时，修昔底德明确评论说，伯罗奔尼撒人是雅典人最理想的战争对手，因为“性格上的悬殊：一个敏捷，一个迟钝；一个敢做敢为，一个胆小怯懦”。修昔底德甚至还将雅典在西西里远征中的失败也归为品性：（西西里的）叙拉古人的性格最像雅典人，也最擅长与雅典人作战。

通过修昔底德的这些评论，可以看出他并不只是在记述战争，而是在多个层面探究人以及城邦的表现和动机，这在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修昔底德是将政体视作影响城邦及其功业的基础解释变量。

修昔底德不仅撰写了一部战争史，而且还呈现了当时希腊世界的思考方式。透过希腊人的言行和表现，我们得以直接进入历史现场，去理解他们的政治秩序和精神秩序。在《古希腊思想通识课：修昔底德篇》中，我尽可能挑选了修昔底德书中最为重要或者学者们讨论最多的议题进行拆解分析，一方面展示战争的进程，另一方面揭示修昔底德对“人的境况”的深入而复杂的思考。希望能够通过这本小书，为复杂的修昔底德思想提供一幅简易地图，并最终能够借着理解修昔底德来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所处的世界。

（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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