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

1921年7月，上海是异常的热

1921年7月之热，是全球性的。那年7月12日《民国日报》即刊发路透社消息《欧美最近之奇热》。消息报导美国“全境气候炎热”，“受暑死者颇多”；“欧洲大部份现亦喘息于盛暑之下”；“巴黎荫处之温度，且超过九十一度”；“伦敦荫处温度高至九十度”。气温度数用的是华氏度，90华氏度（32.2摄氏度）。而当时沪上高温足以晒化马路柏油，需要铺上一层薄沙以确保车辆通行。由美来沪的上海丝织检查所美国代表陶迪，接受记者采访时手中的大蒲扇挥之不停，说上海的天气较美国更为炎热。

查阅当年报纸，1921年上海7月最高、最低气温数据大体完整（7月头三天气温不掌握），且还有前一年（1920年）上海气温同比数据，使我们对当年上海之热有了量化的认知。1921年夏7月上海最高温度为100.8华氏度，那是7月28日的最高气温，同月前一天即7月27日气温也高达100华氏度，折算成摄氏度，分别约为38.2度与37.8度。那年7月除了7月16日最高气温相对偏低（87.8华氏度）之外，其他日子最高气温均在90华氏度以上，其中超过95华氏度（35摄氏度）即高温天气的有13天。而7月23日即中共一大开幕后至月底的高温天气就有6天。

天气炎热与否，还可从与去年同比数据中得到印证。1921年上海7月气温，仅有两天（7月11日、12日）最高温度低于去年，其余均高于1920年7月最高温度，增幅在11.2至0.5华氏度之间。不过，就最低温度而言，中共一大召开那年的7月气温倒是有近一半的日子呈现出同比略降的特点，降幅在1.2至5.5华氏度。夏季入夜，气温通常会有所降低，为中共一大善加利用。

以上气温数据，得自设于城郊的气象台的测量，因此并不能真正反映上海中心城区的高温。以那年7月30日而论，当天最高温度为99华氏度（37.2摄氏度），然而，泰东图书局经理赵南公看到的气温却是108华氏度（42.2摄氏度！）。果真如此，那真正是热煞人也。

城市人口密集，建筑鳞次栉比，人均活动、居住面积狭小，进一步激增了上海之热。空调虽在20世纪初就已经发明，然而，当时远未普及。就是电扇，也没有进入寻常百姓家。于是，广大底层民众只有打赤膊，夜间在屋外乘风凉来度此炎夏。而每到此际，上海社会总会兴起革除陋习的舆论。1921年7月18日报纸还刊发了江苏交涉公署致上海县商会的公函，指摘盛夏上海租界与华界商店住民赤身露体的陋习未除，“殊妨万国之观瞻”，重申警律罚则，除函陈松沪护军使及函致淞沪警察厅外，还相应致函商会拟请“撰发白话传单，剀切劝导”。

此类带有明显偏见性的观点，遭到初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先进分子的抨掊。7月12日，《民国日报》主笔兼编辑，同时又是中共发起组成员的邵力子，撰写发表短论《没有热死真运气》，嗤点“上海偏有许多自命懂得卫生的人，常常痛骂卧在马路两旁的贫民太没智识”；15日又发表《马路小工》：“这样炎热的天气，马路小工，在烈日的下面做了整天的工，已是筋疲力尽，到了夜间还不能休息睡觉。试代他们设想，就是那自愿做夜工的，并非牛马，假使不为贫困所迫，也怎肯这样‘要钱不要命’呢？”再度为劳工苦力仗义执言。如此言论，分明传递出时代进步的跫跫足音。此距中共一大召开，仅有一星期之隔。

《病源》

取自1921年7月上海报刊

开天辟地的地方

7月23日，星期六，在望志路106号中共一大正式召开。这天应是中共一大的开幕大会，区别于预备会的不仅在于会址变动，更在于开会时间改在了晚8时，此后5次会议也都是夜晚召开。这可以解释为基于会场安全的考虑。不过，当时上海在夜晚开会的实在不少，原因不难揣测——避开白天的炎热高温。

赵南公那年7月日记就记了他在夜晚参会的一些活动。比如，7月5日，赵南公参加商界联合总会为米潮召集的紧急会议，该会就是在晚8时召开的。再如，7月13日晚，赵南公先是在总商会商议应对米潮与选举舞弊问题，后赶至广肇公所开会，会商小川丸运械事件，直到深夜11时才散会。复次，7月21日晚，赵南公在四马路商界联合会开职员会，又是开到了深夜10时半。赵南公夜晚召集三五知友的小会，数量更多。显然，炎热天气迫使一些社会聚集性活动改在夜晚进行。事实上，中华职教社征求社员上海各队的闭幕大会也是在7月21日夜晚，假座上海商科大学召开的。

中共一大会场设在李公馆的客堂间（兼作餐厅），18平米大小的房间，与会者最多时是15人，每个人的回旋余地实在不大。如果是在高温天气，必感窒闷，汗流浃背在所难免，这样就会干扰到会商议事。改在夜晚开会，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减缓高温的炙烤。而为了会场的空气流通，办会者理应会采取当时上海人在石库门建筑度夏的通行做法，那就是畅开朝南的二道门，使空气能从天井进入，与北面畅开的后门形成空气对流，如此就透气凉爽多了。当然，这有些影响家居的私密性，对于召开重要会议尤为不合适。不过，李公馆打通了望志路106号、108号两楼两底，封闭106号后门，平时进出是由108号后门为出入口。前后门空气流通虽然有所曲折，但是，会场的保密性却得到一定的提升。特别是由108号后门进入，左转，走过第一个过道小间，摆在第二过道小间赫然是一只日式大浴桶——此供李汉俊平日洗浴之用，是其留日经历形成的日式生活习惯的折射。而对外人来说，看到浴桶通常会收掉脚步，以为自己误闯“禁区”，深悔孟浪之极。为此，这只浴桶客观上还具有警戒会场的作用。

但是百密一疏。7月30日召开第六次会议，不速之客（现在一般认定是法租界华探程子卿）夜闯中共一大会场。中共一大为此紧急休会，代表大多迅速撤离，仅隔3分钟不到的时间，法租界巡捕房就出警入户搜查。法巡捕等退走后，包惠僧前来探问情况，他解释说见弄堂里还有人在乘凉，没有异样，才进来的，后门虽然已关，并没上闩，所以就径自上楼。后门虽关未上闩，佐证了开会时可能连门都不关；而有人露天乘凉的弄堂文化，正是上海夏季常见的社会现象，自然地成为李公馆环境回复正常的征象。

101年前的溽暑，就这样在中共一大历史留下了它的热痕。据此细读历史，有助于我们对当年历史情境的还原。附带言之，中共一大期间派员领导组织的英美烟厂工人罢工，其起因也与那年的酷热有关。因为夏季酷暑，英美烟厂老厂三层楼机车间的管工翩然度假去了，由另一西人亨白尔代理其职。新官上任三把火，亨白尔拿住工人之短，罚扣工资以树威风，最终激起工潮。你可以质疑说，就是那年夏天不那么热，那个烟厂管工也会去度假，但是，1921年7月就是这样奇热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