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鲁迅的工作重心在翻译。他翻译了若干篇日本现代小说，并从德文转译了俄国、芬兰、保加利亚等国的文学作品。鲁迅翻译的两位日本作家森鸥外、芥川龙之介，与社会主义都颇有渊源，我们可以从中看到鲁迅在翻译和创作中对于社会主义思想的关注，及与日本作家的共鸣。

鲁迅与森鸥外

1921年4月21—24日，鲁迅翻译的《沉默之塔》发表于《晨报副刊》。这是日本文豪森鸥外的作品，原发表于1910年11月《三田文学》；1911年10月，作为序言刊载于生田长江翻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卷首。鲁迅与森鸥外在经历上存在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学医出身；都通汉文、日文、德文；都热心于翻译与文学创作，有过作品被禁止出版的遭遇；都有在政府机构任职的经历等。森鸥外政治上偏于保守，鲁迅对他的关注不如对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以及白桦派作家。

森鸥外

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开始于日俄战争之后，明治政府对之采取了压制的态度。1909年5月，幸德秋水等人创刊的《自由思想》遭禁，社会主义者无法合法活动，计划暗杀天皇；计划败露后，相关的24人被以大逆罪起诉。次年1月，幸德秋水等12人被处决。森鸥外的《沉默之塔》正发表于预审判决之后。幸德秋水是日文版《共产党宣言》的译者之一。这一译本也是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所依据的主要底本（同时参照了英译本）。

1910年9月16日至10月1日，《东京朝日新闻》连载《危险的洋书》，其匿名作者对于新思想、新文艺极尽谩骂之能事。其中第五篇是《危险的洋书（5）春情发动之小说及其介绍者》，痛骂将德国剧作家弗兰克·魏德金（Frank Wedekind，1864—1918）的《春之觉醒》译介到日本的森鸥外。可见，森鸥外的文学与翻译也被视为“危险”之物。

森鸥外写作《沉默之塔》，目的在于讽喻日本政府对于新思潮的压制。作品中14次出现“危险的书籍”“危险的洋书”等词语，列举了约20名西方思想家、作家及其作品，其中包括圣西蒙、马克思、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莫泊桑、梅特林克、易卜生、萧伯纳、魏德金等，几乎涵盖了当时日本流行的西方思想。

1920年8月，鲁迅翻译了尼采的《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他有可能是在翻译时看过生田长江的日译本，从而接触到森鸥外的《沉默之塔》。次年1月3日，鲁迅收到胡适的来信。这封信是胡适写给陈独秀，后交给鲁迅等人传阅并征求意见。胡适认为《新青年》杂志“色彩过于鲜明”，主张“不谈政治”。鲁迅在回信中明确答复：“至于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众所周知，《新青年》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普及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胡适主张“不谈政治”，而鲁迅回复“以为不必”，表明了他对于新思想的拥护。

鲁迅的创作与《沉默之塔》也存在诸多共鸣之处。首先，“沉默”是鲁迅作品中十分重要的意象。“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1934年，鲁迅的多部作品被禁，文章也难以刊载。他因此写了一首七绝，末句“于无声处听惊雷”，恰如其分地体现出他不甘于沉默的态度。

《沉默之塔》通过“沉默”“黑暗”“死亡”等一系列意象，建构近代日本新思想受压制的现实。鲁迅则借助“呐喊”“火”“新生”等意象，显示出摧毁“沉默”与旧秩序的可能。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创作了著名的意象“铁屋子”。“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不妨说，鲁迅将“沉默之塔”的意象置换成“铁屋子”，保留了“禁锢”“死亡”等信息，进而提示了打破“沉默”、摧毁“铁屋子”的可能性。

鲁迅与芥川龙之介

芥川龙之介

鲁迅翻译的另一个作家——芥川龙之介，于1921年3月30日抵达上海，并于4月下旬拜访了李人杰，即李汉俊。李人杰（1890—1927），原名李书诗，号汉俊。根据中共一大纪念馆的东京大学就学证书影印件，学籍姓名是“李人杰”。李汉俊1904年留学日本。其后在就读东京帝国大学期间，深受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影响。1918年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写作、翻译工作，传播新文化与马克思主义。1920年，与陈独秀等人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组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寓所召开。芥川访问李汉俊时，正值李汉俊、陈独秀等人组织筹划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际，他在游记中描述的地点即为中共一大会址。

芥川写道：“就信仰而言，乃社会主义者，上海‘少年中国’之代表人物。”芥川记录了李汉俊对于时事的点评，从中不难发现李汉俊推动“社会革命”的抱负，以及通过政治宣传启发民智的雄心。1920年，陈独秀、李汉俊主持的《星期评论》邀请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并由戴季陶提供日译本，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英译本，提供给陈望道作为翻译的底本。译稿完成后，经李汉俊校阅、陈独秀审定，于1920年8月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

在芥川中国旅行期间，鲁迅翻译了芥川的两篇短篇名作。1921年5月11—13日，《鼻子》发表于《晨报副刊》；6月14—17日，《罗生门》发表于《晨报副刊》。《顺天时报》1921年6月14日第7版刊载了一则题为《日前到京之芥川氏》的简短启事，鲁迅翻译的《罗生门》正是在芥川抵达北京后开始连载。某种意义上，这也是鲁迅独特的欢迎方式。

芥川在北京见了胡适、辜鸿铭，没有与鲁迅见面。归国后，他在随笔《新艺术家眼中的中国印象》（1921）中写道：“周作人氏因病在西山静养，最终没能见到。”可见，他想见的是鲁迅的弟弟周作人。而在《日本小说的中译》（1925）里，芥川高度评价了周氏兄弟翻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以我的作品翻译来看，译得相当准确。而且地名、官名、道具名称等等，都妥当地加了注解。”从文章中的表述来看，芥川在北京想见周作人，极可能是误以为周作人是自己作品的译者。周作人撰写的《现代日本小说集》的序言中，存在一处错误：“这里边夏目森有岛江口菊池芥川等五人的作品，是鲁迅君翻译，其余是我所译的。”文中列举的日本作家分别是夏目漱石、森鸥外、有岛武郎、江口涣、菊池宽、芥川龙之介，总共应为六人，而非五人。芥川有可能依据人数进行判断，把自己作品的翻译归在了周作人名下。

芥川的《鼻子》讲述一个地位甚高的老和尚，因为长了异于常人的长鼻子，始终为之苦恼。弟子从来自震旦（中国）的僧侣处得到偏方，使老和尚的鼻子变短了。然而周围的人习惯了老和尚的长鼻子，见到变短的鼻子却更觉得可笑。这又一次伤害了老和尚的自尊心。一天鼻子又恢复了原来的长度，老和尚如释重负，“既这样，一定再没有人笑了。”（鲁迅译）

1920年10月10日，鲁迅发表了小说《头发的故事》。作品以双十节为背景，借N先生之口，讲述中国人因头发而吃的苦头。“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只因为这不痛不痒的头发而吃苦，受难，灭亡。”然后，N先生讲述了自己留学时剪去辫子，回到中国不得已装上假辫子，反而更受瞩目，索性废了假辫子，又被骂作假洋鬼子。“我最得意的是自从第一个双十节以后，我在路上走，不再被人笑骂了。”头发是身体的一部分，辫子的去留是改造身体的行为，也是如实反映旁观者视线的镜子。从《头发的故事》的创作到《鼻子》的翻译，存在这样一条潜在的逻辑脉络：鲁迅从自身以及同时代中国人的经历出发，发现《鼻子》中存在视觉性、身体改造的主题，因而产生了共鸣。

鲁迅翻译《鼻子》的年末，12月4日，小说《阿Q正传》开始在《晨报副刊》连载，至次年2月2日。《阿Q正传》延续了《头发的故事》中关于辫子的叙事，塑造了阿Q这一经典形象。英文“Queue”一词，发音与“Q”相同，意为“辫子”。在小说的第二章《优胜记略》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阿Q“先前阔”，见识高，而且“真能做”，本来几乎是一个“完人”了，但可惜他体质上还有一些缺点。最恼人的是在他头皮上，颇有几处不知于何时的癞疮疤。这虽然也在他身上，而看阿Q的意思，倒也似乎以为不足贵的，因为他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

《鼻子》开篇就写了老和尚异于常人的长鼻子。“一说起禅智内供的鼻子，池尾地方是没一个不知道的。”长鼻子与癞疮疤，都是身体的缺陷：

五十多岁的内供是从还做沙弥的往昔以来，一直到升了内道场供奉的现在为止，心底里始终苦着这鼻子。这也不单因为自己是应该一心渴仰着将来的净土的和尚，于鼻子的烦恼，不很相宜；其实倒在不愿意有人知道他介意于鼻子的事。内供在平时的谈话里，也最怕说出鼻子这一句话来。

不难发现，不仅长鼻子与癞疮疤因为缺陷而成为被观看的对象，两位主人公忌讳听到与此相关的词语，也显示出相同的心理反应。在接下来的文章里，芥川写道：“内供之所以为苦者，其实却在乎因这鼻子而伤了自尊心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自尊心”这个词。芥川的《鼻子》改写自平安时代的《今昔物语》中《池尾禅珍内供之鼻》及《宇治拾遗物语》中的《长鼻僧之事》。然而，“自尊心”是近代译介到东亚的心理学术语。同样，在鲁迅笔下，“阿Q又很自尊，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神里”，两位作家从主人公的“身体”切入，进而挖掘其“心理”的问题。《阿Q正传》中“辫子”的长短变化与《头发的故事》《藤野先生》（1926）、《病后杂谈之余》（1935）诸篇中的记述大致相近，不再赘述。鲁迅在《病后杂谈之余》写到，自己除去假辫子后走在街上时想着，“如果一个没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他还未必这么受苦”，在鲁迅看来，辫子与鼻子同属被观看的对象。

最后讲一个小插曲：芥川在北京时拜访了辜鸿铭。辛亥革命之后，辜鸿铭独立特行地继续留着长辫子。芥川在游记中写道：“他见我穿了中式长衫，评价道：‘不穿洋服令人佩服。唯一遗憾的是没有辫子。’”因为没有辫子而成为被观看、被评价的对象，是芥川始料未及的。不知芥川在那时，有没有想到自己在《鼻子》中所提示的视觉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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