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与“地理学”看似是一对矛盾的词，因为如今很少有人把地理学看作是浪漫的。不可否认，地理学脚踏实地，充满常识，亦是生存所必需——可它是浪漫的吗？事实上，在不远的历史中，地理学的确曾有魔力，并被认为是浪漫的。那是一个勇敢探索的时代。那时的探索者都被视为地理学家，即懂得测量和绘图技巧的人。他们的探险一经报道无不被追捧和敬仰。那时，如果人们把戴维·利文斯通抑或欧内斯特·沙克尔顿的故事搬上银幕，会和讲述伊丽莎白一世或者甘地的电影一样轰动。其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是重要历史事件的发起人和参与者。

然而，这些事件真的是地理学事件吗？戴维·利文斯通在非洲的冒险不是更像历史事件而非地理事件吗？中学和大学往往捆绑教授着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学科。它们有什么不同呢？一个讲好听的故事，另一个则不然。美国南北战争的历史是一部由鲜活的人物和戏剧化情节组成，并携着一点执迷于浪漫情怀的骑士精神的跌宕历史。与之相比，关于美国南北战争的地理学，虽然信息丰富亦有用，却不能让人心潮澎湃。历史有时也可以是枯燥的，但若考虑到它对于文明来说并非必需，它仍可被视为“浪漫的”。比如，印度这一伟大的文明由梦幻般的神话和传说支撑，而并没有像欧洲或中国那样的历史体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所有的社会——无论是初级的或是复杂的——都必须或多或少对脚下土地的特征有系统的了解以谋生存。此外，历史有“历史罗曼司”，沃尔特·司各特爵士是这一文类的先驱。然而，当被问及是否有“地理罗曼司”时，大多数人都会大脑一片空白或零星提及一些冒险故事。所以，“浪漫地理学”这一富于想象、大胆又扎根现实的概念，似乎是个矛盾的想法。尽管如此，浪漫地理学是否可以存在呢？是否可以说它的存在实为必要，因为人类生活大多数时候是由热情所驱动——由可望而难即，甚至不可即的东西所驱策的呢？

我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并会对我的观点给予论证。但在此之前，我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首先就是定义“浪漫”或者“浪漫主义”，一种在1780年至1848年间出现于欧洲的宽泛概念和价值观。给出确切的时段容易造成误解，因为概念和价值观本身就是含混且往往自相矛盾的。诗人托马斯·休姆认为，浪漫主义从本质上来说是对日常生活的超越，是人类完美主义的信仰。历史学家雅克·巴赞曾谈及浪漫主义的性情，并把它概括为“对能量的敬仰、道德的热忱、原初的禀赋，对于人类伟岸与卑微、强大与悲苦之矛盾的认知”。浪漫主义在时间上与崇高和哥特的概念有所重合，它们同被称作颓废（1800—1900）的西方艺术创造时期相衔接。这四种特征——浪漫主义、崇高、哥特以及颓废——都是对崇尚稳定的生活常规的反抗。

然而，地理学大多是关于生活常规的。即使地理学者注意到变化，这些变化也通常被归为非人力所能左右之变。若与地理相关的某项工作映射出对超越日常生活的渴求，或是人类完美主义的热望，它便被视作游离于严肃的学术领域之外，并被划入浪漫的领域。地理学著述固然可以表达“道德的热忱”，即巴赞谈及的浪漫主义特征之一；然而热忱——炽热之情——更有可能是攻击而非推崇。此外，正如巴赞所说，浪漫主义的性情是在伟岸与卑微、强大与悲苦之间挣扎；与之相比，当代地理学者的工作鲜少呈现出这种属于浪漫主义的痛楚。

那片存在于地理学者的愿景与实践之间的空白地带，绝非独属于地理学的学科盲点。事实上，这一空白反映了20世纪后半叶的全球氛围，即反浪漫主义风潮。这一时期对那些保育与安居理念的极度热忱，便是最好的例证：可持续发展以及生存的呼声，不仅存在于学术讨论，更充斥于社会运动之中。尽管这些热忱的呼吁者提出的观点以及表述的语言不尽相同，但因其都试图将地球变成一个稳定而可居的家园，而可被归为“家园经济”（home economics）的拥护者。无论对人类多么有用且必要，“家园经济”都难以激发人之热情、促发心绪飞扬。“家园经济”不是浪漫的。

浪漫主义倾向于表达感受、想象、思考的极端性。它对混合了妩媚与恐惧、高度与深度的“崇高”的追求远甚于对优美或古典美的欣赏。将两极化价值推向其极致的通常是那些发达社会或文明的奢侈——它们在享有高度经济安全的氛围下，赞颂个人价值，甚至那些古怪反常的个人价值。我在《浪漫地理学》中的讨论所涉及的时间段，将集中在20世纪之前的大约一百年间。这是因为1900年以后，极度浪漫主义的理想逐渐被“民主”与“公民”的理想所取代。不过，浪漫主义在流行文化中依然生机勃勃：一些著名电影里仍讲述着身着耀眼铠甲的骑士拯救美丽少女抑或搜寻圣杯的故事。在当今的文化精英群体看来，这种浪漫是浅薄而幼稚的；然而，它仍对文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包括那些甚为复杂的关于自然、环境、社会、政治的感知与理解。这种影响无法避免，是因为潜藏在浪漫精神之下的——事实上，潜藏在所有人类的欲望、诱惑和渴求之下的——正是两极化价值观。这种情怀诱使人们，哪怕是在想象的世界中，跨越常规并向着极致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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