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档案】王养冲（1907-2008）历史学家，我国法国大革命史和西方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奠基人。江苏南汇（今属上海）人。早年担任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私人秘书，1937年留学法国，1941年获法国巴黎大学文科博士学位。1947年回国任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52年转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授。教学研究包括西方哲学史、思想史、史学史和法国大革命史等。著有《西方近代社会学思想的演进》、《法国大革命史：1789—1794》等。翻译出版《拿破仑书信文件集》、《罗伯斯比尔选集》等。中国法国史研究会荣誉会长。2006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

2007年，《法国大革命史》出版，这部历时20多年、凝结了华东师范大学法国史研究室三代学人心血的著作，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由中国学人自己撰写的大革命通史性专著，被学界誉为“一部体现国内法国大革命史领域最高水平的学术大著”。而它的作者，便是我国法国大革命史和西欧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奠基人——王养冲先生。

也是在这年，王养冲迎来了自己的百岁生日。在百年华诞的祝寿会上，回顾自己的人生，他说自己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做人，做孔子所说的“君子”，做卢梭那里“有道德和教养的人”；二是教学和研究，“学术研究是庄严而慎重的事。唯有下了苦功的，方能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浅薄浮躁、好大喜功的风气下形成的东西，犹如月露风云，只是昙花一现而已……文章论著，不是换取名利的筹码，而是对社会的奉献”。

做有道德的人，为社会著书立说，这构成了王养冲学术人生的精神底色，也是他治学一生的真实写照。

“社会”始终是他内心深处的关切

和成长于20世纪初的那一代学人一样，王养冲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但对于家境贫寒、求学坎坷的他来说，他的“博通”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自学——1907年，王养冲出生于上海市南汇县下沙镇一个手工商业者家庭，旧制初小毕业后，被迫辍学的他子承父业，但他仍力学不辍，涉猎大量文史古籍。13岁那年，他考入县立周浦公学高二年级，这位“插班生”的每篇作文几乎都有佳评，并被推选为全校同学的“学长”。高中毕业后，家境艰难的他再度放弃深造，成为一名小学教师以维持生计。工作之外，他把全部时间都用于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里，阅读中外历史、哲学论著，“我认为李白的诗句‘天生我材必有用’是有理由的，但关键仍在于使这个‘我’成为真正的有用之材。”晚年回忆起往昔艰难的求学路，他这样说。

辛勤的耕耘与过人的天赋，让王养冲年纪轻轻便崭露头角。20岁那年，他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探讨孔子思想的文章，这是他公开发表作品的起点。由于文笔出众，他21岁起便担任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长胡汉民先生的私人秘书，直至1936年胡汉民在广州病逝。“九一八”事变后，移居香港的他受聘为《中兴报》社论特约撰述。彼时正值国难当头，爱国心切的他奋笔疾书、针砭时事。他不满蒋介石的内外政策，曾与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的国民党在香港所办的某日报论战月余，以文章蜚声南国。国民党的腐朽堕落让王养冲决定弃政从文，在20世纪30年代便“立志到大学执教，为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略尽绵薄之力”。

1937年，王养冲避地法国，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求学生涯。他如饥似渴地获取新知——从诗人、哲学家瓦尔教授治欧洲哲学史；从历史学家勒费弗尔教授治法国革命史；从社会学家涂尔干的高足拉洛教授研究涂尔干学派学说，旁及俄、意、德等国的社会学思想，最终获得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深厚的西学积淀和国学功底，让王养冲可以游弋于东西方文化之间，他的博士论文即从西欧和中国自然法学说的起源、演变及其对社会、政治变革的作用等论证老子、韩非子等为伟大的自然法学者，法国汉学家、法兰西学士院院士马伯乐教授对此深表赞同，誉为“言人所未言”。

留法十年的经历让王养冲不仅精通法、英、德文，兼识意大利文和拉丁文，且研究涉猎极为广泛，但究竟是什么原因对“法国大革命”这段历史情有独钟，将其作为毕生的学术旨趣？他的学生、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宏图道出了缘由：“法国大革命被视为现代社会的开端。在我看来，‘社会’始终是先生内心深处的关切。在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中，他希望通过对革命所带来的这一社会深层内容的考察来更好地理解社会转型，理解欧洲为什么会走向‘现代’，又为何用这种方式走向了现代，从而为中国找到参照。”

“只要社会需要，我做了，就行了”

抗战胜利后不久，王养冲怀着报效祖国的热忱回国，先任职于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主讲西洋社会思想史；1952年转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讲授世界近现代史。为了填补当时国内相关课程教材的空白，王养冲撰写了西洋社会思想史讲稿，自柏拉图起至尼采、韦伯止，洋洋洒洒四十万字，还被评为“优秀教学典型”。讲授世界近现代史时，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教学，他开始刻苦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和德国古典哲学家的许多论著尚未译成中文，而他讲稿中的引文则直接从德文原著译出，大大开阔了学术界的视野。

然而好景不长，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王养冲被剥夺了写作和发表著述的权利，已经送到出版社的《西方近现代思想论集》、《世界近代史论集》等书稿被悉数退回，已经成文的《西方近代思想史》和《西方近代史学流派》及多年积累的大量手稿也散失殆尽。但他并没有就此一蹶不振，晚年他曾这样总结自己当时的心态：“如古人所说‘一蓑烟雨任平生’，即使风雨如晦，也无妨‘此心到处悠然’”。后来，利用可以“隐名搞些翻译”的权利，王养冲再次拿起了如椽之笔，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翻译了大量论著，内容涵盖德文、法文和英文的一系列哲学和历史著作。多年后，有学生问他：“那么多年不公正，翻译了那么多，不仅不能署名，而且没有利益，当时是怎么想的？”王养冲云淡风清地回答：“对于我个人，没什么，只要社会需要，我做了，就行了……”

1979年，王养冲终于迎来学术人生的“黄金期”，那时他已经72岁。经过多年沉寂，我国学术界百废待兴，为了蹒跚起步的学科建设，为了中国学界尽快追赶国际前沿，在本该颐养天年的年纪，王养冲却爆发出了如年轻人般惊人的生产力，发表了一系列代表性论文，包括《拿破仑研究的演进》《关于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分期的若干问题》《法国史学界对〈人权宣言〉和让-雅克·卢梭的研究》《法国大革命史编纂学中的进步传统》《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关于罗伯斯比尔评价的史学》《〈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与1789年原则》等，这些都是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相关领域的开先河之作；此外，他还运用掌握多种语言的优势，和陈崇武教授等法国史研究室的同事们一起合作翻译出版了《拿破仑书信文件集》《罗伯斯比尔选集》等，为当时对国际学界了解甚少的国内学者提供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文献资料。

此后的三十多年，与时间赛跑、争分夺秒地为后人留下更多成果、培养更多人才，这样的学术片段在王养冲那里俯拾皆是——2000年，93岁的他还发表《法国的“精神哲学”运动》一文，这是研究近代西欧思想史绕不开的代表性之作；2007年，指导学生完成《法国大革命史》编纂任务时，他已是位百岁老人了……直至生命尽头，他也一直在为学科的未来而殚精竭虑。

率先冲破思想教条，为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破冰”

“不做违心之论，不为媚俗之言”，这是王养冲一生做人、为文的准则。在他的学术履历上，“1979”是一个很亮眼的年份。这一年，长期笼罩在学界的思想禁锢才刚刚解开，王养冲以其特有的学术敏锐，连续发表《拿破仑研究的演进》《略谈“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关于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分期》三篇文章，每一篇都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堪称石破天惊之作，为当时学界的思想解放“破冰”——“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史学界一直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70年代后期这些文章的发表，说明在文革中，先生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改变学界的这种研究范式。也就是说，让史学回到它本身的‘真’，以真实的史料为基础来进行创新和探索。这种‘求真求实’既是作为历史学家良知的体现，也是一种科学精神的显现。”李宏图说。

为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破冰”的一个最典型例证，便是《关于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分期》一文。历史分期牵涉到历史的时间观和社会历史观，只有建立起分期，才能准确理解那个时间段中人和事所展现出来的过程。在过去“左”的思想禁锢下，世界近代史的主要轴心“是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相对立”，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历史作用和意义因此没有得到公允的评价，其分期也从1789年开始至1794年雅各宾派垮台为止。但王养冲在文中主张以“以封建王朝的削弱和覆灭，以新的政治体制的出现和演变作为分期的标志”，把法国大革命的分期由苏联的“三分法”改为“六分法”，即立宪君主制时期、吉伦特派共和国时期、雅各宾共和国时期、热月党和督政府共和国时期、执政府共和国时期、拿破仑帝国或第一帝国时期。文章在当时引来不少争执，但如今已成为学界共识。

在构建崭新的历史分期的地基之上，王养冲对大革命本身作出了全面、客观、准确的诠释。比如，他高度评价《人权宣言》和1789年原则所起到的奠基性作用，及其所具有的不可磨灭的普遍意义；对第一共和国建立的原因，他撰文予以详尽阐释，并对君主立宪派所起到的历史作用给予应有的评价；他不同意把热月政变看作“反革命政变”，或“革命的倒退”，认为雅各宾统治的分化和消失是必然的；他还指出，拿破仑的统治完成了1789年革命的目标，使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成为事实，用“称帝”和“封爵”之类来否认拿破仑帝国的资产阶级业绩只是一种皮相之见……（参考：《王养冲教授与我国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李宏图、许平）在当时，这些观点完全刷新了当时的人们对法国大革命的那种僵化性理解。

后来，这样的思想基调和学术理解也全部融入了王养冲对《法国大革命史》一书的编纂中，从而构建起了一个耳目一新、独树一帜的研究体系。正如中国法国史研究专家学者、浙江大学历史系楼均信教授在该书序言中的评价：“书中突出社会变迁和经济、政治、工业、农业、贸易、税收、宗教、教育等多个领域的改革，完全改变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传统编史模式，实现了体系、结构上的转换与创新，令读者以更广阔的视野，全面认识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不仅是一场激烈的政治革命，同时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经济革命、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会长陈崇武教授也认为，“王先生所写的《法国大革命史》有思想有材料，史论结合，可以说是有血有肉，给人以新意。”

“不了解西方思想史，对西方历史的理解就会流于肤浅”

在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之外，西方近代思想史也是王养冲着力颇多的领域。在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思想观念具有着重要意义，正如王养冲所说，“如果不了解西方思想史，那么对西方历史的理解就会流于肤浅。”尽管在国际学界，思想史研究是历史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分支，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近代思想史一直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在这一学术领域，他发挥了开创性的建设作用。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王养冲就翻译撰写了不少有关西方哲学和思想史的著作与文章。80年代，华东师大历史系在国内率先设立西方思想史的硕士点和以“西欧近代思想史”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博士点，当时已是80多岁高龄的他仍亲自为学生授课。1996年，王养冲出版专著《西方近代社会学思想的演进》，对西方具有代表性的六位不同学派的社会学家的思想（法国的孔德、英国的斯宾塞、美国的华尔德、法国的涂尔干、意大利的帕雷托和德国的马克斯·韦伯）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鞭辟入里的分析。他强调，我们的目的不是批评这些学派，而是希望读者读懂他们，这有助于更好懂得西方的制度和社会，有助于开阔视野和思路，推动我们的社会学研究。

对于思想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在李宏图看来，尽管老师没有专门写过文章论述，但他在平日的教导中已为学生们指明了方向，其中他对“历史语境”的强调，与目前在国际思想史学界占据主导、力主思想史“历史性”研究的“剑桥学派”异曲同工：“先生常常以思想史中的个案告诫我们，必须研读思想家的原著，这样才能准确完整地把握每个思想家的思想体系，搞清楚其来源、内容、时代作用和历史影响。切忌仅凭外文翻译的一般性介绍的书籍来进行所谓的研究，以防断章取义、取舍不当，甚至以讹传讹。先生也告诫我们：欧洲近代思想史，并不是单纯指政治思想，还应该包括社会、哲学、法律、宗教等不同维度的思想，是一种对整个社会思潮演变或意识形态变化的理解与把握。”

延续王养冲所留下的这一学术传统，2019年，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了全球思想史研究中心。“在历经四十多年后，先生所开辟的欧洲近代思想史研究已蔚为大观，就研究领域而言，足以告慰先生的是，我们秉持着学术承继和创新的精神，在继续注重欧洲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同时，也将区域思想史拓展为全球思想史研究，不断思考如何将思想的资源注入形塑当下全球化的发展演变进程之中。”李宏图说。

“具备道德和教养的人，才是合格的公民和教师”

在李宏图看来，老师的学术研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维度，那就是对人的尊严与对人的权利的思考，“1979年，先生就发表《略谈“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与80年代文学中强调人的觉醒遥相呼应；还有他对法国《人权宣言》的高度评价，认为这是奠定了人的基本权利的里程碑性的文件。与此同时，思考如何做一个有尊严的人，这是先生从事学术研究的思想底色。”

在《略谈“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一文中，王养冲写道：“人道主义的基本点是相信人的理智的力量，认为人本身就存在着有真理、公正的源泉和天赋的道德意识。”他很认同法国思想家卢梭的一句话：只有有道德的人民才能向自己的祖国致以可被接受的敬礼。可见，对人的权利的维护与尊重在王养冲那里不仅仅是学术思考，也是内化于一言一行的人生信条。正如学生们所说，“社会良知、独立人格与社会责任是先生躬行实践的准则，立意高远、认真求实是先生学术精神的根本，这些便是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内在人格力量和学术力量之所在。”（《王养冲教授与我国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李宏图、许平）

在学生们的印象里，尽管先生年岁已高，但和先生相处总会感受到一种平等式的温馨，和对学生的关心与尊重，老师总是尽心尽力为他们付出，却从不让学生为他做任何一点小事。“有一次先生生病，我们买了苹果去看望先生。几天后，先生要师母做成苹果酱回送我们，说读书累，给我们补补身体。为了写好一篇文章，先生常常到学校图书馆查阅资料，寻找最新的学术论著。当我们看到先生年事已高，还常常伏案誊抄，那时又没有计算机和复印机，我们忍不住对先生说，我们来帮助你做一些。即使这样，先生也从不让我们替他做。”王养冲的学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许平这样回忆道。她还记得，读书期间自己不幸生病，如果继续学业已没有了国家的生活补助。老师知道后，每月为自己支付生活费，直到完成学业。（《高山仰止——写在王养冲先生百岁诞辰》，许平、李宏图）

“凡事要认真，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别人、对社会负责。”这是王养冲经常说的话。对他来说，学术研究是一种神圣的职责，审慎精思是他治学的原则，他写文章总是在全面掌握材料的基础上，反复研究、确有心得才动笔。“努力、认真”，这也是他对学生的要求。学生的文章交给他审读后，取回时会发现在稿纸的边上都作了很多批改，大到点评和指出错误，小到不放过用错的标点符号；并且，这些改动都不是直接写在稿纸上，而是写在一张张纸条上，再不厌其烦地贴在稿纸上。一次，为了让晚交论文的学生按时毕业，他连续数日伏案审阅，刚刚看完文章就因过度疲劳中风导致失聪。但在住院治疗时，还不忘细心安排学生的论文答辩事宜。

在百年华诞的祝寿会上，王养冲这样谈起自己对“教师”这一职业的理解：“作为一名教师，德国诗人席勒说得不错：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人生的舞台上，而在我们扮演的角色中。具备道德和教养的人，才是合格的公民和教师……作为一名教师，我深知若要体现自己的价值，就必须为社会创造价值。”的确，为人师者，无论是正身还是为学，他都做得问心无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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