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档案】
郭绍虞（1893—1984），原名希汾，字绍虞，江苏苏州人。早年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先后在福建协和大学、燕京大学、大夏大学、同济大学等校任教，解放后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文学研究室主任、图书馆馆长等。主要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语言学、书法理论等方面的研究。著有《中国文学批评史》《沧浪诗话校释》《宋诗话考》《汉语语法修辞新探》等二十余部作品，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清诗话续编》等，为建立有体系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作出杰出贡献。-“善于将不同门类的知识镕入一炉”-
“郭绍虞先生身处新文化运动的潮流中，学术上深受本时期中外文化交涉的影响。他不惟国学功底扎实，亦敏于吸纳外来思潮，治学力求会通文学与语言文字作一体化的考察，善于将不同门类的知识镕入一炉精心锤炼。”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允吉仿效杜甫《八哀》作诗传追怀中文系故老，写到郭绍虞先生时，有一句“博通疏堰塞，鳞萃汇炉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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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北平沦陷，站在燕京大学课堂上，郭绍虞讲到《黍离》诗时，泪随声下。之后，拒不附逆的他离开北平回到南方。他反对“伪”、反对“滑”，分析汉奸的思想性情，批判部分文人“乡愿”的特质。他特别喜欢引用“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并将“狷性”写进对朱自清的悼念文章：
各人性分所限，未可一致，只须淡泊而不躁进，有正义感而不抹煞良心，自然不会帮凶；处事认真，生活严肃，自然也不会帮闲。不帮凶，不帮闲，虽不曾做到十足的积极的斗士，至少也可以说是不会与斗士背道而驰的。
在受聘于进步书局（亦称文明书局）后，郭绍虞编撰注释了多部著作，包括《清诗评注读本》《战国策详注》等。他亦在体校兼课，为准备讲义，编成我国第一部《中国体育史》，童年时代的好友叶圣陶为之作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收入“万有文库”。
此时，新文化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顾颉刚在北大新潮社，邀请为《新潮》写稿的同乡叶圣陶和郭绍虞入社。郭绍虞与顾颉刚就此相识。1919年秋，他应顾颉刚推荐为北京《晨报副刊》每日供稿，于是来到北京“勤工俭学”——在北大旁听，同时做一些翻译、写作的工作，他说这样，方才受到了一些大学教育。
郭绍虞对蔡元培提倡的美育产生兴趣，1920年为《晨报副刊》连作98篇“艺术谈”，并先后发表《马克思年表》《记录杜威演讲稿》等作品。他赞赏苏俄社会主义，认同社会改造不仅在物质，更在精神，需从文艺改造起来，撰有《社会改造家列传》《从艺术上企图社会的改造》《俄国美论与其文艺》等文，译述日本高山林次郎的《近世美学》。后来，他曾对学生兼助手的蒋凡提起，当时自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英文、德文、日文都敢翻译——只有五四青年才敢这么做。
于此期间，郭绍虞结识了在北京铁路管理学校读书的郑振铎。郑振铎经常来沙滩春台公寓看望他，两人都不喜欢在斗室中闷坐，于是常常徘徊月下，边走边谈。由于郑振铎的介绍，郭绍虞与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等人相识。1920年10月，瞿秋白作为《晨报》驻莫斯科记者离京赴苏，郭绍虞赋《流星》一诗赠别：
你们冲开这云气的沉郁，/和别的星儿们/起新样的化合。
这年秋天，福建协和大学想要创办中文系，胡适、顾颉刚都保荐郭绍虞去。对方为郑重计，特地到济南来见，看到他的《战国策详注》《中国体育史》二书后，定下心来。由此，郭绍虞开始了他的大学执教生涯。对这一经历，他总结说：“我在大学教书，还不到28岁，而且一直当教授。这好像是个幸运，但是不然。”“自学严格才能抓得住机会，由机会所以更推动自学，加速进度。”之后，他倍加努力，集中精力研究讲授中国古代文学、文字学和语言学。
“在旧时代，诗文评论常被人们视为谈艺小道，地位不高；在目录学领域，诗文评被置于集部之末，没有人对古代文学批评进行系统的历史的论述。”王运熙在为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1998年重印版所撰序言里这样写道。国内学者有关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第一部著作是1927年陈中凡先生的同题著作，这也是五四以后受西潮新潮影响，文学批评地位提升的结果。不过这部著作内容简单，材料也属常见的诗文评提要、史书文苑传。郭绍虞则在陈中凡《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启发下，另辟天地。涵芬楼此时再次护航。郭绍虞早前买到过一部《涵芬楼古今文钞》，曾辑出里面的论文之语，再读编者吴曾祺所著《涵芬楼文谈》，更觉批评史领域大有可为。他尤重文献资料的发掘整理，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书肆、友人等处多方搜求，广征中国古代各种诗话、词话、乐论、论诗诗等等，认真检阅每一个批评家的全部著作，搜找出有关篇章。朱自清先生1934年评价说：“第一个人大规模搜集材料来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得推郭绍虞先生。……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披沙拣金……他的书虽不是同类中的第一部，可还得算是开创之作；因为他的材料与方法都是自己的。”这部书后来也被公推为“最有系统、最深入的一部”，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最重要的奠基石”。
郭绍虞谦称自己只是跟随者，而且是因为对编著中国文学史的宏愿“知难而退”，才“各照隅隙，鲜观衢路” （《文心雕龙·序志篇》）地进入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较小也未及照亮的园地。他希望，能“从文学批评史以印证文学史，以解决文学史上的许多问题”“在这些材料中间，使人窥出一些文学的流变”。这一注重文学批评，同时不全然因为替新文学理论开道而抛弃中国古代文论的态度，可以追溯到他20岁刚来上海时。郭绍虞说，那时，他幸运地在旧书铺里买到几乎全部的《国粹学报》，读到刘师培如何论文，王国维如何论词，引起他对古典文学的兴趣——用科学方法把旧学讲得系统化；同时，他亦受到胡适的影响，认同胡适“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主张。这一对待学问的态度，贯穿他终身。
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园地所做的系统性工作，以宋诗话的整理和研究最具代表性。针对明人视“诗话兴而诗亡”导致宋诗话多有散失或不确的情况，他着手搜辑与清理：考辨诗话作者及生平，严勘诗话文字异同，辨析著录情况与版本源流，并对诗话内容及影响加以评述。他先后完成《宋诗话辑佚》（1937年哈佛燕京学社印行，70年代末补充修订后中华书局重版），以及《沧浪诗话校释》《诗品集解》《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等多部专书研究，著成《宋诗话考》（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其中《宋诗话辑佚》成为此后唐宋诗歌与诗学研究者案头必备的文献。在批评史研究的同时，郭绍虞还兼治语法修辞，可谓“照隅”与“通识”兼备，两相促进。就语法修辞这一隅，他说“清儒之治古书，与诗人文人之论诗例文例，均可视为奠定语法修辞之基”，由此“法从例出”，并且：
语法、修辞、词汇三者相结合，而汉语之特征显。汉语之特征显，然后吸收外人之学，取其分类之长而活用之，则洋为中用，而不为西语陈规所束缚，同时复使昔人《古书疑义举例》、《经传释词》以及《文则》一类之书成为科学化、通俗化，则古为今用，亦不致抱残而守阙，斯则最根本、最基础之步骤。
三十年代起，郭绍虞开始研究古代文学的语言问题，背景正是新诗句法越来越欧化，遭人诟病，他希望能从旧文学里为白话文学找到药方——他也是一个写新诗的诗人呐！在《中国语词之弹性作用》和《中国语词的声音美》等文章中，他指出中国旧文学富含语词升缩、分合、变化、颠倒等修辞技巧，而新文学作家如能学习文言文的这一长处，便能让白话文作品更富音乐性，声情并美。他从语言形式出发，认为自由化、散文化和语体化是中国文学的演进趋势，由此试图建立新旧文学之间的传续关系，解决文白之争，调和而务实。
不愿出山也好，便甘下海也好。吾行吾素耳，汝安则为之，谈不到高调低调！
各见平生怀抱，各显本来面貌！“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原不关高调低调！
此后，郭绍虞一度在私立中国大学任教。1943年，他匆促南下，将家人安置在苏州，许多衣服用具都弃之不顾，但对自己搜藏得到的清人诗话资料，却不忍割舍。单身一人来到“孤岛”上海后，他为叶圣陶的开明书店编书编杂志，同时在大夏大学等校兼课。曾在大夏念书的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任溶溶回忆，郭绍虞这时候一个人住在开明书店编辑部三楼，睡在一张帆布行军床上。
抗战胜利后，他愤怒于蝇营狗苟、无奇不有的社会现实，接连发表《民主与狂狷精神》《论狂狷人生》《论勇与狂狷》等文，号召知识分子不要“中行”，而要“狂狷”，主张特立独行、不说谎话，以肃清汉奸心理：
乡愿之病在于伪，国愿之病在于滑。……呼之为牛可以应之为牛，呼之为马可以应之为马……道家所谓“自然”，佛家所谓“随缘”，都给他们应用到恰好处。……所以自己没有立场，也就变作没有骨气；所以平时无所谓操守，遇变时就无所谓气节。
1946年，同济大学创立文学院中国文学系，郭绍虞任教授兼系主任，同时在多校兼职。他加入了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即“大教联”，积极投身民主运动。1950年，同济文法学院并入复旦大学，郭绍虞出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后来还兼任图书馆馆长、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在复旦大学度过了后半生的34年。
出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以后，郭绍虞锐意改革。据唐弢回忆，他约请了不少当时在上海的文学家去讲课，其中有冯雪峰、胡风、李健吾、王元化等等。郭绍虞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不久，便将他早年用教书薪酬在苏州建的99间房屋全部捐献给国家。在学术研究上，一直立志用科学方法重述旧学的郭绍虞，也努力根据新的理论来修改《中国文学批评史》。最早，他是站在“纯文学观”的立场来看古代文学批评的，依据文学观念的演变将中国文学批评史分为三个时期：演进期、复古期、完成期。1934年，《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完成时，郭绍虞向胡适求序，胡适虽不满意于这三个分期的命名，并提出若干可议之处，但还是写道：“读者的见解也许不一定和郭君完全一致，但无论何人都不能不宝贵这一巨册的文学批评史料……他确能抓住几个大潮流的意义……使人格外明了文学变迁的理论的背景。”序言写成后未用，郭绍虞将序末二段收入自序。书出版后，钱锺书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作《论复古》一文提出质疑，认为文学领域不存在古今、新旧的冲突，后来者未必比先起者内容结构更高明、价值更好或引起更大美感，历史进化论并不适用于文学；且所谓进化必然包含目标，然而历史演变无穷尽，这一时的顺流逆流将来可能会翻转。郭绍虞再作《谈复古》一文辩驳，他说自己绝不是“为学时髦而敌视复古”，且已在书序中说明：“曰复古，曰完成，都是不甚恰当的名词，亦强为之名而已。……复古的结果，正可以创造一种新文学。”对此，20世纪过去后，叶辉、周兴陆在《复旦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一书中评述说：“在今天看来，用演进/复古、文/质、形式/内容的对立与转化来概括原本丰富复杂的古代文学批评史，不免失之偏颇、机械，但这种‘二元对立’恰恰是20世纪前期大部分时间里人文学者的最基本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是与革旧布新的时代大势相一致的，也体现出人文学者从旧的文化遗产中寻求新动向、新萌芽的努力。”
五十年代，郭绍虞为方便初学者删改出一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后来亦曾尝试用“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的理论、“儒法斗争”的理论来作改写。改得很吃力，自己也不满意，但他并非违心努力，而是真诚地相信：“我们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应该是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新文艺的发展。”这与早年发起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而艺术”一贯。六十年代初向郭绍虞请教问学的王元化，后来记下：
在粉碎“四人帮”后，那时的气氛完全不同了。他略带微笑地向我说，他曾经也想用儒法斗争的观点去修改《中国文学批评史》，可是还没有来得及，“文革”结束了。这种毫无掩饰的坦诚，再一次使我惊讶。绍虞先生虽教书多年，但他不是口才辩给的人。他不大会说话，因而就需要从他那近于木讷的谈吐中去发掘寄托遥深的寓意。绍虞先生真诚地相信应改造自己跟上时代的步伐，像许多老一代知识分子一样。
1961年起，郭绍虞与罗根泽共同主编“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还与钱仲联等同行专家一起编《中国历代文论选》。唐弢说起这一年大家的填词唱和里，郭绍虞写“犹有壮志雄心，争鸣其放，待创新文物。人在东风忘是老，管他白丝青发。红欲加鞭，专图破的，试作高峰越……”是“一个老学者专心致志地要求进步的胸怀”，他“狂狷人生的天平砝码”有变动了，浪漫的气氛益发强烈；但郭绍虞身上仍有狷性，所以旁人不必为他修改旧著而感到难过，因为“这种狷性必将引导他走上科学道路”。进入耄耋之年后，郭绍虞仍然紧跟时代的跃动，提出要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用学术来参与新思想、新文化的建设。
王元化说“绍虞先生似乎最怕过直过露。他谈任何问题，总是联系到各个方面，以防片面化和简单化，因此和那种（明白易晓、使人一览便知的）文风恰恰是背道而驰的。”他是“曲折细腻”“蕴藉较深”的，同时颇为顶真。“文革”期间，他曾对“反动学术权威”一词提出不同意见。他说没有人会自称为权威——他从未以“上庠师宿”自居，且这到底是“反动的学术权威”，还是“反动学术的权威”呢？总之两者都说不通，不能承认。
郭绍虞晚年仍然笔耕不辍。据蒋凡回忆，郭老每天很早起来，梳洗后即进书房工作；不太娱乐，只是偶尔听听苏州人爱听的评弹。夫人烧得一手好菜，且对郭老体贴入微，让他能一心读圣贤书。书法或许是郭绍虞的娱乐。他的字苍劲又迥秀，早年就享有书名。1933年鲁迅与郑振铎合编《北平笺谱》，即是请沈尹默题写书名，郭绍虞手书郑振铎的序文。解放后，他历任上海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和名誉主席。学生楼鉴明回忆，郭老上了年纪以后手抖，就在天花板上穿一根绳子垂下来，将右手套在系于其上的塑料圈里，止住手颤，坚持作书。
1982年，在郭绍虞九十寿辰当日，上海市文联、作协分会和复旦大学举行祝贺郭老执教著述70周年的茶会。150多人欢聚一堂，郭绍虞在答词中说：“烈士暮年，壮心未已，我虽然不是千里马，可只要我还能工作，就要与大家一起携手并进，共创四化大业。”欢度生日后，他开始埋首校订毕生心血的结晶《郭绍虞文集》。文集不包括专著，而是汇集他自1913年起发表的文章，分为《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照隅室杂著》三种。这位用与名字谐音的“照隅”作斋名的学者，说自己“愿意详细地照隅隙，而不能粗鲁地观衢路。”还说，“我一生在教育界的时间为多，生活单调，思想平凡。”
1984年6月22日，著作等身、桃李满门的郭绍虞以91岁高龄去世。按照生前愿望，他的遗体捐献老年医学研究。
· 郭绍虞回忆“文学研究会”的成立，说郑振铎“是我们一班年轻小伙子中最有生气最有魄力的人”。一到晚上，郑振铎就来找他聊天：“一谈就扯得很远，言必称希腊的时候比较多，言必称三代的毛病，在当时似乎要犯得少一些（后来则有时不免就要谈到古典文学了）。有时又拉得太近，尤其在一俯一仰，月光如水，人影在地，当前景色成为谈话资料的时候，有时恬适，有时感慨，甚至有时也吐些狂言……”。
· 出身“寒儒”家庭的郭绍虞没有接受“科班训练”的幸运，但他刻苦自学，终于有所成就。1980年，郭绍虞撰文《我怎样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告诉青年朋友：“我记忆力不强，悟性又不高，所以成就很小。差幸我没有惰性，依靠笔记或纸片，用极笨拙的办法来弥补这方面的缺陷。又因生性木讷，不长交际，于是尽量减少社交活动的时间……即所谓‘将勤补拙’。”
· 唐弢用郭绍虞提倡的“狂狷人生”作为纪念文章的标题，他看到介而有守的“狷性”是郭绍虞以及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底色：“从狷性，从有所不为出发，不断进取，不断有选择、有辨别地吸收狂性，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带一点浪漫气氛，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可贵的性格，在这点上，绍虞先生有许多值得我们纪念的地方，我因此作《狂狷人生》。”
作者：李纯一
编辑：李纯一
责任编辑：杨逸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