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科普文创分类过于狭窄，难以容纳数字化时代下不断涌现的新颖而多元的科普形式；科普效果评价指标容易“以数量代替质量”；参与科技传播者缺少晋升渠道……连续四年关注科普创作与传播，上海市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姜雪峰在今年的提案中提出：上海科普已进入高阶发展时期，需要关注一些深层矛盾，多维度举措加以推进。

“国际上已经不仅仅将科普作为青少年教育手段、社会认知提升的引擎，而是将它作为政府管理规划、产业投资布局的内标。”他呼吁，从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对接上海建立全球科创中心的目标出发，上海的科普工作要从传统的知识传播型，转向培育公众分析判断事务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上海十四五规划明确，要打造全国科普高质量发展标杆的目标，科创中心在科学传播发展方面的优势明显：科技人才资源位居全国前列，约23.66万科普人员，率先开展推进培养高层次科普专门人才试点工作的城市之一。但是，通过调研，将国内科普从业人员、科学教育者、科技工作者，跟踪与评估科普场馆与科学家科普活动效果与国际上进行比较后，姜雪峰发现，上海科普存在迫切的转型需求。

姜雪峰首先在提案中列出了目前上海在科学普及中存在的一些矛盾，比如，科学与科普的两翼缺乏“粘合剂”。“科研机构与科普场馆之间的合作缺乏长效而广泛的机制，导致稳定性与持续性在不同程度上缺失。”他说，同时，科技成果如何有效转化为科普资源，缺少专业性指导，科技工作者与科普人员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科普专业性与科学性亟待提升。

他提到，国际上对促进科学传播专业化的呼声越来越高。近年来成立的“科学的公共价值国际科学咨询委员会”，是科学家和科学传播领域的研究者共同完成的，目的就是推动全人类理解和信任科学。

“世界各国纷纷举办围绕科学传播的科学论坛，解决社会面临的与科学有关的社会争议，诸如人类基因编辑、核燃料裂解等问题。近5年，美国科学院专设资助科学传播学，希望以此推进对政府管理程序、教育项目重组、职业规范升级。”他希望有更多人认识到，科普不仅仅是青少年教育手段、社会认知提升的引擎，它也是政府管理规划、产业投资布局的内标。因此，需要让科学传播渗透到各行各业当中，进行全面行业融合与政策调控。

此外，大量丰富的科普工作及其效果需要被“关注”到，科学传播的质量与效果的评价体系还需要更加精准。他认为，现在对已有的科普文创形式界定过窄，除了科普展览、科普书籍等，数字化时代出现了大量形式新颖而多元的科普形式。这些以新媒体形式进行的科普不仅便捷低成本，而且这种方式正在逐步占据主流位置，公众对其说服力和信任感也越来越认可。“现有科普文创分类显得狭窄，对更多元的科普文创形式需要进一步地挖掘与鼓励。”

他还提出，现有的评估指标主要以知识测评为主要维度，并不能全维度评价科普的好坏，容易产生以数量代替质量的评价，忽略深度上的深耕，科普容易产生低水平重复，由此也会影响深耕科普人员的积极性。

姜雪峰对比了去年颁布的《科学素质纲要（2021-2035年）》与2006年《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发现其中一个重大变化是，2021版将科学精神放在首位，科学思想紧随其后，然后是科学方法，最后才是科学知识。而此前的《纲要》是将科学知识放在首位。这种优先性从“硬素质”到“软素质”的变化，意味着科普工作要加强科学精神与科学思想的传递，而不仅仅是简单的科学知识与科学方法的传递。

“要服务国家的高质量发展、对接上海建立全球科创中心的目标，需要从传统的知识传播型转向培育公众分析判断事务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他认为，科普的评价标准也应分门别类：分类导向、分类支持、分类研究、分类评价。增强科学史与科学任务研究的奖励支持，注重科学家自身科学精神的提炼。

高质量的科普需要原始创新科技工作者的参与，“如何调动元科普人员、原始创新科技工作者，显得尤为重要。”姜雪峰提议，应在晋升渠道、经费投入与奖励政策上，为科学普及创造条件。目前，科普创新资金扶持力度较科研经费相比仍少很多，使用难度较大，在职创业政策难落地。这容易造成造成科普工作人员动力不足，影响从社会组织中吸引更多人员实现多主体科普的可能性。他提议，上海应建立市级科学传播研究中心与平台，逐步推进高校科普专业设置，逐步建立科普研究类科技工作者序列，逐步建立科普人才晋升渠道，建立科学传播职称及体系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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