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在上海，83岁的沈学础每天都会去办公室上班。

这个国庆，83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沈学础哪儿也没去，就在家中接待前来探望他的学生们。“他们正处于创新创业黄金期，到我这里的话题，总是三句不离创新。”师门小聚，沈学础最感到快意的，就是听学生们说说各自的最新进展。

“他们是创新的主力军，如果我的一点小小帮助能让他们走得更顺，推动国家科技发展，那就是我最感安慰的事情。”孩提时代在日本兵扫荡的恐怖下度过，五十几年的科研经历见证了中国红外物理从白手起家到跻身国际前沿，沈学础说，自己对国家的忠诚与热爱早就深入骨髓，融入血脉，“国家富强是我一生的追求”。

沈学础的学生在节日期间探望老师。

只有强起来，才能不被看不起

只要在上海，就坚持每天去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上班。年届耄耋的沈学础依旧步履稳健，言谈亲切，思维敏捷。

随沈学础走进办公室，他的办公桌上整齐摆放着一排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彩色幻灯片，很是引人注目。他举起其中一张告诉记者，这张幻灯片上两位德国青年科学家正在注目探讨的一幅图，就是他1978年去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科学促进学会访学期间完成的工作——花了一年时间，将德国科学家三年未曾研制成功的新型光谱仪做了出来，还发展了一套数据处理方法，绘制出了漂亮的图谱。

“这幅图在德国马普学会固体研究所的实验室里挂了整整十年。也是这个成果，让德国导师改变了‘中国人不行’的看法。”沈学础说，那段经历带给他的思想冲击非常大，发愿要尽自己所能，为祖国富强添砖加瓦。

原来，沈学础的德国导师——固体光谱学大师根策尔教授，曾在1965年带队前往中国高校考察，当时中国科研“一穷二白”的窘境深深印刻在他的脑海里。因此，当他见到沈学础时，脱口而出的第一句就是“你学过高等数学和量子力学吗？”这种对中国学者的看轻与不信任，深深刺痛了沈学础。于是，他在选课题时，选择了难度最大的“双光束傅里叶变换光谱”。

自此，沈学础一天十多个小时泡在图书馆和实验室里，从零开始学习相关资料。在学习资料的过程中，他还发现了书中的一些谬误。这令德国同行惊讶不已：“我们没有一个人像你这样看文献的！”

导师原以为沈学础需要两三年完成的课题，他只用了不到一年就全部完成了。当导师让他在剩下两年中“想做啥做啥”时，他又开始从事固体光谱前沿研究。此后，他又在与多位固态光谱学大师的切磋交流中，率先发现在一定条件下某些固体存在声学局域模。这项起初不被导师看好的研究，后来被国外同行长期引用，成为这一领域的经典之一。

沈学础的工作，赢得了德国同行的欣赏和信任。回国之后，凡是他推荐去马普学会深造的学生，从未被打过回票。就在中国科技尚处于起飞前夜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沈学础的实验室就已经留学生不断，除了马普学会，柏林洪堡大学、科隆大学，乃至希腊的博士生也纷纷慕名而来。

白手起家，在国内建起世界一流实验室

两年访问学者结束时，德国同事殷殷挽留沈学础。尽管当时在德国的工资远远超过国内，但沈学础对于是否回国没有任何犹豫。“当时国内像这样的光谱仪一台都没有。”他说，也有人羡慕国外的实验条件而选择留下，但他只想回国建起同样一流的实验室。

回国后，在国家和上海市科委、中科院技物所的大力支持下，沈学础很快建立起了红外物理实验室，随后又成为全国首批开放实验室。市科委将当时很难得的一台傅里叶光谱仪从测试中心调给了他——只要无人申请使用，他就可随时使用。

很快，技物所红外物理实验室在国内外声名鹊起。沈学础又被中美物理学会选中，于1985年赴纽约参加高级科学家进修计划。在美期间，他多次被找去谈话，希望他留在美国。但沈学础态度坚决：“我一生所愿，只想为我的祖国强盛而努力。”

就在一次赴美参加学术会议期间，沈学础的父亲去世。“母亲是在我到了美国之后才将噩耗告诉我，她就是怕我因此影响了工作。”他对错过见父亲最后一面至今深感遗憾，但也深深体会到父母的良苦用心。这是用最真切的言传身教，希望他牢记“个人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事再小也是大事”。

“国家给了我难得的机遇和最大的支持，我唯有踏踏实实做好工作。”2006年，沈学础获得了国际电磁波谱科学最高奖——巴顿奖。

甘做后盾，将更多年轻人推上前台

“脚踏实地，锲而不舍。大道无术，大智无谋。”这是沈学础总结的十六字治学经验。随着年岁增长，他渐渐将更多科研创新一线的年轻人推上前台，而自己默默为他们的创新铺路填坑、助力加油。

近年来，沈学础一直关注新能源相关技术，只要有学生在这个领域创业，遇到困难向他求助，他莫不尽心竭力。今年国庆的师生小聚，其实早就成为各个节假日的常态。“哪怕小如太阳能电池支架，只要做到专业，就可以使发电效率提升10%到35%。”在沈学础看来，新能源领域创业，需要从科研到投资的各种资源，他甘愿成为年轻人的坚强后盾，助力他们开发出更多核心技术，为中国早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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