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龙在实验室
留学5年、回国15年,从中国科学院生化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的一名学生到所长,我的切身体会是:赶上了国家科技腾飞的历史契机和中国科研的黄金机遇期。在国外,或许可以很安逸地做一辈子研究,但要成就一番事业,回到祖国是不二选择。
上海生化与细胞所是一家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的研究所。王应睐、贝时璋等老一辈科学家,均是从海外学成归来,为新中国百废待兴的科学事业呕心沥血、奉献一生。上世纪60年代,在生化所大院里,诞生了“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这一轰动世界的成果。从我作为一名研究生跨入研究所时,就在这种敢于挑战世界科技前沿、为国家无私奉献的科研传统熏陶之下成长。
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生命科学正处于走出谷底的上升期。我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完成免疫学博士后研究后,打算回国效力。当时,国内科研条件还比较艰苦,很多在美国的同学、同行劝我留在国外,但我仍然选择了回来。
2004年10月,我回国建立独立实验室,当年底就被聘为所长助理,参与到研究所的管理工作中。这十五年间,生化与细胞所宛如一滴晶莹的水珠,折射出中国生命科学蓬勃发展的光彩。同时,它也犹如春蚕破茧,经历着一次次蜕变新生,不断发展壮大。
世纪之交,中国科学院在沪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所经历了一次大合并,整合优势科研力量,向世界前沿发起挑战。这十年间,在鼓励自由探索的研究组长制的科研体制下,生命科学各个学科的力量都得到了长足发展,这些研究所科研实力不断增强,成为上海占据中国生命科学研究“半壁江山”的重要力量。
▲世纪之交,中国科学院在沪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所合并成立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2014年,中国科学院开始了新一轮机构改革。上海生科院孕育的科研力量再次破茧而出,纷纷重组形成新型研发机构。生化与细胞所再次成为独立法人,成立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联合全国相关科研力量,向更宏大的科学前沿目标发起挑战。
得益于国家多年来对人才引进和培养的高度重视,如今国内生命科学领域已集聚起相当数量的世界一流科学家,三四十岁左右的青年科研人才同样出类拔萃。在与他们一次次的头脑风暴中,我深切感受到一股股澎湃的创新活力。
上海要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科技合作与竞争。作为创新策源力之源的基础研究,下一步该如何发展,才能不负国家重托,助推上海生物医药产业更高质量发展?站在新的起跑线上,我将与研究所师生员工一起探索新的科研模式,将自由探索与围绕国家需求集中攻关有机结合。这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础科研之路,也是我留在国外无法尝试的创新之路。
我相信,再坚持十年,到新中国成立80周年之时,我国科学研究将会有一番更加恢弘的气象。
作者:刘小龙(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主任、中科院生化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所长) 本报首席记者 许琦敏整理
编辑:许琦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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