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起，浙江省淳安县掀起了一场由县委书记任“总所长”的厕所革命，像汾口镇交界村公厕这样的农村公厕，已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谢航凯摄)本版制图李洁

本报记者　赵征南

“2016年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80.3%；到2020年，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要达到85%；力争2030年实现全国无害化卫生厕所全覆盖。”近日，国家卫计委对外公布的这组数据显示，改厕工作不仅在城市、景区取得明显成效，在农村也是硕果累累。

黄永玉为林行止写的　《说来话儿长》　所作　《出恭十二景》，惟妙惟肖地描绘了各地的厕所文化，人们在忍俊不禁之时，也会感叹农村厕所的简陋。“一块木板两块砖，三尺栅栏围四边”曾经是我国广大农村厕所的真实写照。传统的农村露天旱厕夏天孳生蝇蛆，又脏又臭，极易传播疾病，还会污染环境和水源。

据统计，80%以上的传染病是由厕所粪便污染和饮水不卫生引起的，与粪便污染相关的疾病有30多种，如伤寒、霍乱、痢疾、血吸虫病、蛔虫病、钩虫病等。

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农村改厕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随着农业现代化步伐加快，新农村建设也要不断推进，要来个“厕所革命”，让农村群众用上卫生的厕所。前不久，总书记再次指示，厕所问题不是小事情，是城乡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不但景区、城市要抓，农村也要抓，要把这项工作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具体工作来推进。

在这场农村厕所革命中，各地相关部门总结了哪些优秀经验？　老百姓又获得了多少实惠？　还有哪些方面有待继续提高？带着上述问题，日前记者前往江苏、山东等地，对这件“方便的小事”进行采访。

小厕所大民生

城里儿媳爱上回乡过年

江苏省镇江市世业镇永茂圩6号，一栋两层小楼，宽敞明亮，干净整洁，这是78岁的老农民洪家勇的家。

2014年习总书记来此考察后，老人家里的客人就络绎不绝。客人们最关心的一点，竟然在院子右前方的小小水厕。

临近正午，老人走到院子的右前方，弯下腰，打开三格化粪池，舀了些灰色的粪水，浇洒菜地。与传统处理方式相比，三格化处理后的粪水不仅肥力能够保证，“第三天青菜就能蹿得很高”，而且去除了绝大部分臭味，有效地消灭了病菌，浇到绿叶上也不会泛出白色的虫卵和纸屑。

没有异味的水厕，或许对城市居民已习以为常、“住房的标配”，但在农村，建水厕是很多农民想都不敢想的事情。长期以来，污水横流、蛆虫遍地、蚊蝇乱飞、刺鼻恶心就是厕所的固定标签。

2014年，院子里的旱厕改造，洪家勇没花一分钱，都由政府买单。他觉得用得干净卫生，又在每层楼各添了个抽水马桶，让方便的事情更方便。

“三年前，就是站在我家院子的菜地边上，总书记问我是不是用上了水厕。我当时觉得很吃惊，领导人对农民生活方方面面都问得很仔细，竟然连上厕所这么小的事，都成为他眼中的大事。”洪家勇说，“这三年，我重新装修了房子，搭起阳光房，砌了新灶台，换了新冰箱。而世业镇的环境卫生越来越好。真的是，人人都舍不得破坏。”

院外有条小河，早已摆脱黑臭，清澈无比。而小河的终点便是滚滚长江。

“镇行政区域面积44平方公里，有上百个污水收集井，2个污水处理厂，最终实现一A排放，超过长江干流的排放标准。”世业镇基础设施部门负责人说。

镇江市爱卫办负责人毛俊峰透露，目前，镇江的农村改厕工作完成度已超过95%。

在山东淄博，截至2017年8月底，全市2478个应改村的37.5万农户全部完成改厕任务并顺利通过省级验收，在全省提前一年半整建制实现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全覆盖。

“大儿媳妇愿意来村里住，孙女再也不吵着去外婆家了。”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朱台镇西单村的72岁老人孙美云，向记者分享改厕后的喜悦。

在山东，农村一般管厕所叫“大栏”。“栏”即粪坑，四四方方，上面铺一块给人蹲的长木板，以前农民家里养猪，猪圈就和栏相连，栏将猪粪和人粪一起收集，以便撒到农田做肥料用。猪圈厕所无人使用时，猪就经常在此散步；人“上栏”时，肥猪在人的旁边哼哼唧唧，可是煞风景；下面，白色的蛆虫缓慢蠕动，不经意间就会来到脚边；有时，由于“大栏”无门，人的耳朵还得竖着，外面有脚步声传来，还得弄点声响出来避免尴尬。

“夏天，人出来了身上都带着味；冬天，身上冻得冰凉。白天，身边围的全是蚊子，浑身是包；晚上，旱厕没灯，照着手电筒甚至划根火柴，小心寻找，就怕掉下去。”孙美云说。

20多年前，孙美云的大儿子结婚，娶了城市的漂亮媳妇，村里人都羡慕她。她一开始也特别高兴。可次年春节，儿媳妇第一次回村里过年，尴尬出现了：原来，儿媳妇不习惯猪圈厕所，进去之后马上跑出来，捂着鼻子说了句“我到外面看看”，可那时农村哪有什么条件好的厕所。当天午饭后，儿媳妇说什么都要回城里。这之后的很多年，大儿子一家往往吃了饭就走，从没在村里过夜。

孙女出生后，情况依然没有改变。“逢年过节，大儿子一家都待不住。我孙女说这儿太脏，要去她外婆家的楼房，那里干净。我这个当奶奶的，心里真不是滋味。”卫生环境不好，留不住年轻人，老人很无奈。

现在好了，西单村家家户户改了水厕，土路也变成了宽阔的水泥路。每逢过年，孙美云的孙女来了都愿意住几天，白天追着鸡鸭放飞心情，晚上看着奶奶做手艺，祖孙三代人坐在一起，其乐融融。

小厕所大工程

美丽乡村的改厕记

“厕所不过几平方米，可改厕却是一个大工程，牵扯到方方面面，很不容易。”淄博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调研科负责人王玉杰告诉记者。

对此，孙美云也坦言，改厕工作刚启动时，村民有着太多的疑虑。

第一个疑虑，每家每户出多少钱？山东的农村厕所革命最先在淄博启动。一般而言，农厕改造往往由卫生或者住建部门负责，但淄博对此进行了创新，由市委农工办协调。机制创新后，资金配套更加便捷，改一户农厕，省级补助300元，市级补助300元，区县补助300—500元，镇村补助100—300元，另外，对山区、贫困户改厕，每户各新增补助100元。如此，1000—1200元的改厕成本几乎全部解决。

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三格化卫生厕所，王玉杰觉得这政策好比天上掉馅饼。可村民依旧不为所动。他问村干部，才知道“出栏”成了心病。

所谓出栏，就是清挖粪坑，大家都嫌脏，给钱也不愿意改。就这样，改厕工作出现了停滞。

农工办请示市委后，立即表态：“只要农民开门，剩下的事政府办，政府花钱找人清理。”

钱解决了，还不用自己动手，老百姓还有啥不满意的呢？　可令王玉杰没想到的是，障碍依旧存在。山东农村厕所一般建在家的东南或者西南，可根据农家风水，2015年乙未羊年西南不宜动土，这意味着约一半的农户都要“犯太岁”。还有的家庭说，今年媳妇刚生了孩子，不准动土。很多老人表示，旱厕再脏也无所谓，祖祖辈辈都这样过来了，他们没有改厕的需求。

如何破除传统观念的掣肘？　西单村委决定，先从村委干部和农村党员家中开始改，建几个样板工程。在农村，样板的力量总是无穷的。

妇联也行动起来。“农村的青壮男性基本都外出打工，家里的事情就他们的老婆说了算，卫生这块又基本都由妇女负责。只要调动起妇女的积极性，这事儿就能成。”王玉杰说。

孙美云并非第一批报名的改厕户，犹豫的时间里，她每天都到样板水厕中瞅瞅，从挖坑一直看到厕具安装好，她还亲自去踩一脚、冲一下。在别人家装着电灯，贴满白色瓷砖，打扫得一尘不染的卫生间里，她甚至有多待一会的新鲜劲。

来参观厕所的人越来越多，可村委却意识到了一个严重问题，三格化粪坑满了怎么办？　为此，他们率先成立了农厕服务站———这是一个24小时服务站，村民有问题打电话报修，厕具坏了成本价替换，不收人工费；粪水满了，小车来抽，每年免费抽两次。

终于，孙美云主动将改厕队请进门，还学着城市亲家，在厕所搞起了“软装修”，将手纸盒、拖把、马桶刷一律配齐。

渐渐地，改厕的实惠在村民中口耳相传，“不宜动土”“犯太岁”就这么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小厕所大学问

改厕需要因地制宜

“总结来说，我们有效化解了‘五个难题’：即坚持用统一出栏的办法，破解了群众嫌脏‘不愿改’问题；用党的政策宣传引导，以党员干部先带头后逐街逐户改造的办法，破解了群众封建迷信‘不宜改’问题；用奖励和施工队伍竞争的办法，破解了常年在外‘无人改’问题；用统一施工、简单实用、集体补贴的办法，破解了农户‘无钱改’的问题；用因地制宜、灵活多样的改厕模式，增加补贴额度，破解山区青石板上‘难以改’的问题。”王玉杰表示，为降低成本，加快效率，淄博在农厕改造中，坚持整村改造到位。

在毛俊峰看来，农村改厕最重要的还是因地制宜。“对于像镇江这样的地区，改厕进行得比较早，已接近全部完成，每年的任务量以‘千’而非‘万’计算，剩余的工作主要针对的是那些坚持不愿改的农户，比如养殖户，需要转变他们观念。对他们而言，不妨慢一点，‘行政命令’或许没有‘潜移默化’有效。”他说。

改厕模式上，各地因地制宜。目前，国家卫计委提出了三格化粪池式、双瓮式、三联沼气池式、粪尿分集式等6种模式。

三分建七分管，“厕所革命”需要建管结合。同样，在后续管护上，尽管有些滞后，但各地依然因地制宜地进行了探索。

世业镇地处江南富庶地区，基础设施较为完善，资金也更为充裕，在农村也建立起完善的污水处理系统，省去抽厕麻烦；朱台镇则在多村设立农厕服务站，为百姓抽厕、废物进行堆肥处理；淄博淄川区辛庄村在改造中引入小型生物一体化处理设备，相当于5—20户共建一个小型简易污水处理厂，循环分解处理后的水能用来灌溉。

在淄博临淄区金山镇，则引入农家肥企业，参与粪便无害化处理，茁茂农业就是其中之一。金山镇旱厕改造启动后，茁茂发动员工，在厂区内成立了农厕服务站，免费为百姓抽厕。“一吨粪便能生产0.2吨有机肥，1吨有机肥能卖700元。正好金山镇以边河小米为抓手发展绿色农业，农家肥也就不愁销路。”企业负责人说。

使用农村水厕还得培训。农村厕所与城市厕所相比，有一个极大的区别就是粪水利用。农民要种地，习惯用粪水。因此，即便有污水处理系统的世业镇，也没有简单进行下水道直冲，而是设置了发酵池。最开始，洪家勇刚用水厕时很不习惯，他总是像过去一样，掀开有粪渣的那一格，殊不知，这会让无害化形同虚设，原来，三格化处理分成截留沉淀与发酵池、再次发酵池、储粪池三格，容积比例为2：1：3。利用厌氧发酵、生物降解原理，对粪便分解液化，杀灭虫卵。只有到了第三格的粪水，才能成为无害化有机肥料。

浇完菜，洪家勇把记者拉入屋内，关于生活的变化，他似乎永远都说不完。在他看来，小厕所的改造反映着社会民生的大进步，一个“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农村，是所有中国人的期盼。

权威解读

国家卫计委：农村厕所革命需克服三大难题

近日，记者就卫生厕所的定义、改厕面临的困难、未来的努力方向等问题致电国家卫计委，国家卫计委疾控局有关负责人通过邮件形式回应了上述关切。

问：农村卫生厕所的定义是什么?答：厕所有墙、有顶，厕坑及贮粪池密闭有盖，厕室清洁，无蝇蛆，基本无臭，粪便及时清除。

问：近年来，我国农村改厕工作进展得如何?　取得了哪些成绩?

答：上世纪70年代，中央爱卫会全面组织开展“两管五改”活动，突出了对人畜粪便的管理。新世纪以来，中央和地方持续加快推进农村改厕工作。2004年以来，中央财政累计投入83.8亿元，新建、改造2126.3万户农村厕所，带来的健康效益、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逐步显现：一是大幅提高了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1993年，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仅为7.5%，如今这一数字上升至80.3%。二是有效控制了疾病的发生和流行。2009-2011年医改农村改厕项目综合效益评估显示，项目地区粪-口传播疾病的发病率明显下降，由37.5/10万降至22.2/10万。三是明显提升了农民群众文明卫生素质。四是有力促进了农村生态环境改善。

问：当前农村改厕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是什么?

答：一是工作开展不平衡。地区之间改厕进展差距较大，东部一些省份卫生厕所已基本实现全覆盖，而西部一些省份还未达到60%。另外，户厕改建后，一些地区管理维护不到位问题比较突出，后续粪便处理不及时，影响了卫生厕所的正常使用。

二是部分地区农村改厕存在技术困难。受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等自然因素影响，东北、西北地区的改厕工程造价较高，还需要解决冬季防冻等问题，致使农村厕所建设进展缓慢。

三是农村改厕质量有待提升。虽然我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已达80.3%，但粪便无害化处理率只有60.5%。同时，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部分过去长期沿用的改厕模式已不能满足人民群众需要，亟待探索适应新形势的卫生厕所建设模式。

问：下一步的工作计划是什么?

答：一是加快推进改厕目标实现。进一步统筹推进改厕工作，充分发挥财政投入的引导作用，调动群众改厕的积极性。二是坚持因地制宜，进一步组织开展农村改厕技术研究，解决改厕技术瓶颈问题，探索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不同区域、气候特点的卫生厕所改造新形式。三是加快城镇公共厕所的建设，不断满足新时代城镇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逐步推开旅游景点、公路沿线等人口较集中区域，以及中小学校、乡镇卫生院、社区综合服务中心、集贸市场、乡镇政府机关等公共场所厕所建设。四是加大宣传倡导力度，不断提升群众文明卫生素质。

(以下图表数据均来自国家卫计委)

专家访谈

新时代农村呼唤宜居生活

———访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

文汇报：目前，我国的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已超过八成。对于这份成绩单，您如何评价?

郑风田：我国的农村厕所问题一直受到政府的重视。与五六十年前相比，八成的普及率着实喜人。但也应该了解，过去我们对卫生厕所的标准定得较低，离如今科学的无害化标准还有距离，改厕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很不平衡，农村改厕还远未到“喘口气”的时候。

文汇报：与之前的城市厕所革命、旅游厕所革命相比，农村厕所革命有哪些特殊意义?

郑风田：与之前城市、景区的改厕工作相比，涉及亿万农民的农村改厕工作的难度绝不在同一量级。这一块数目庞大，而且欠账较多，农村厕所长期以来都是“死角”，是城乡间最大的差距之一。它不仅是农村卫生环境的一块短板，更是危害农民身体健康的重要隐患。正在进行的农村改厕工作，还能带动农村的水、电、路等公共基础设施的改善，拉动乡村建设投资和乡村旅游，实现农村传统观念、传统生活方式、人居环境建设的深刻变革。

文汇报：农村厕所革命和乡村振兴战略间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

郑风田：农村厕所革命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在硬件层面，这就要求政府按照现代化的标准，加快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如果农村污水、废弃物的处理无法完善，那么离中央对农村“生态宜居”的期待肯定有距离。

现在，农村厕所粪便无害化处理率不高，可能还做不到和城市一样的无害化标准，但未来，尽管改造形式各异，但无害化不能有异。随着社会的发展，新时代的农民正在呼唤比肩城市的宜居生活。他们希望农村生活品质和城市区别不大，甚至说超过城市，振兴的农村必须满足他们的要求。

文汇报：在采访中，有基层干部反映，地方政府应利用国家政策优惠的有利时机，加快推进农村厕所革命；还有干部反映，与强行采用行政命令相比，不如让时间来融化村民的疑虑，“急不得”。您认为，农村厕所革命应该快点好?还是慢点好?

郑风田：我在意的并不是速度，而是如何把农村改厕置于整个农村现代化的大局中。我们要把改厕作为农村综合整治的一个抓手，改善农村污水、废弃物处理系统，并和改路、改电、改校、改房、改水等基础设施的投入结合起来，以期让城乡居民享受同等的公共品服务。如果只是单纯地改厕，就错过了这个好机会，还会出现和城市发展一样的问题———今天砸、明天补，后天再砸、再补，如此“折腾”更难以消除农村百姓的疑虑。

文汇报：在我国进行“厕所革命”之时，印度也正在进行一场“净化印度”运动，与之相比，我国有什么优势?

郑风田：两国都是发展中大国，人口众多，都非常重视改厕工作。与印度相比，我国最大的优势就是制度优势———有了政策目标，集中力量，自上而下，上下级联动，各级政府综合治理，执行力极强，这种特色非常适合完成厕所革命这样的大事。

文汇报：如今，农村厕所革命在中西部推进时并没有取得东部地区一样的速度。在您看来，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郑风田：在中西部地区，改厕工作面临的难题包括技术、观念等，不过最关键的可能还是资金困局。在这些地区，基层财政很可能没有像东部镇、村一样的财力去配套上级资金，此时，更应利用我们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加大国家、省、市财政的支持力度，结合财政转移支付、精准扶贫、金融创新等，为当地基层财政减轻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