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唐方方谈新科诺奖得主理查德 塞勒教授的行为经济学研究

揭示“有限理性”下的经济学奥秘

■文汇报记者　郭超豪

“我会尽最大的努力，用非理性的方式把这些奖金花光。”今年10月9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将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芝加哥大学理查德·塞勒教授，以表彰其在行为经济学方面的贡献，在被问及约9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怎么花时，遵循行为经济学“有限理性”原则的塞勒如是回答。

瑞典皇家科学院这样描述塞勒的研究成果：理查德·塞勒将心理上的现实假设纳入到经济决策分析中。通过探索有限理性、社会偏好和缺乏自我控制的后果，他展示了这些人格特质如何系统地影响个人决策以及市场成果。一个风趣幽默的老教授，加上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方向，行为经济学一时间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行为经济学究竟是什么？　对我们的生活又有哪些影响？　本报记者专访了与理查德·塞勒有20余年合作经历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唐方方教授。他表示，当前普遍采用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相当于牛顿力学中的第一定律，是没有“摩擦力”的理想状态。但现实中，绝对理性的人并不存在，人往往只有“有限理性”。行为经济学就是通过实践和实验的方式，寻找人经济行为的客观规律。

颠覆传统经济学观点

唐方方教授与塞勒教授第一次相遇是在1993年耶路撒冷的一次经济学夏令营上，当时塞勒是主讲人之一，而唐方方则是参会人，同样从事实验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研究的两位学者聊得非常投机，也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20多年来也一直有沟通与合作。

“塞勒教授获诺贝尔奖，我一直觉得只是时间问题，从10年前起，每年诺奖公布前，我都会给他发个邮件，预祝他获奖，唯独今年没有发，没想到今年就拿到了。”唐方方说，而他的获奖更是表明了国际学术界对行为经济学领域研究的认可。

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就是通过计算与演绎，达成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这考虑的往往是十分理想化状态下的经济社会。但，现实中往往因为人的因素，而会出现与新古典经济学家们的预言有偏差的情况。这正是行为经济学研究大展身手的时候。

唐方方举了个例子，如行为经济学中经典的“禀赋效应”，1974年由哈马克和布朗两位美国生物学家首次提出。

哈马克和布朗在研究湿地保护时发现，不少美国人有打野鸭子的爱好，但随着湿地的破坏，野鸭将不再有栖息之地，当然，相应的，这也会影响那些爱好打野鸭的人的“利益”。两位生物学家因此对这些人做了个调查：你们愿意花多少钱，维持适合野鸭生存的湿地环境；或者愿意接受多少补偿，放弃在这片湿地打野鸭。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同一件事物的估值应该是相同的，这也意味着，这些人愿意付出的代价应是相同的。

但调查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自己出钱保护环境时，平均每人能接受的价格是247美元，但放弃打猎索要的赔偿，平均每人高达1044美元，相差达到4.2倍。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碳交易和其他环境保护问题中。例如雾霾的治理，让民众能接受掏钱治理的数额，将远小于他们愿意待在雾霾环境中而索求的补贴，这样的规律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

这就是行为经济学中的“损失厌恶”理论，通过大量研究和实验我们发现，一定量的损失给人带来的痛苦，要大于得到时给人的快感。因此在经济决策中，人往往本能地去优先“避害”，而不是“趋利”，这对于传统经济学的观点无疑是颠覆性的。

能经过实践检验的才是科学

在行为经济学的具体的研究中，要完全量化人的因素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大多数时候只能通过实验的方式去一步步揭示客观规律。唐方方说，这也是为什么行为经济学可说是更具备科学性的研究。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人的绝对理性之上，但现实中，绝对理性的人几乎不存在。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赫伯特·西蒙因此提出了“有限理性”理论，认为人追求的往往不是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而是对过程和结果感到“满意”。但“满意”这个标准，很难像传统经济学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那样在数学上通过线性规划很容易地解决，因此，有一批人提出应该通过实验的方法，去研究人类的经济行为，行为经济学也就因此而生。

唐方方称，行为经济学家们相信，科学，都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换言之，只有经得起实践检验，经济学才算真正迈入科学的范畴。因此，行为经济学家设计了大批精密的实验，去试图揭示有限理性下人类经济行为的客观规律。

例如经济谈判到了最后通牒阶段，都会出现一个这样的场景：一方提出一种方案，另一方去选择接受或不接受。德国的行为经济学家设置了这样一个实验，拿出100马克的真金白银，让两个人自己去分配。如果能达成协议，那可以依据协议的内容分走这100马克，如果达不成，则谈判告吹，谁也带不走一分钱。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哪怕对方提出的分配方案是他拿99块，你拿1块，那也应该接受，因为1块钱好过没有钱。但现实中，能达成协议的几乎都是五五开，人们往往愿意让谈判破裂，也不接受不公平的协议。

也有人对这样的结果提出质疑，认为是不是因为金额太少，或者不同地区、不同教育背景的人存在差异。

因此，经济学家们对此进行了大量的补充实验。在俄罗斯实验时，他们将金额提高到了一个普通家庭三年半的收入，但结果依然是接近五五开；在美国、前南斯拉夫、日本和以色列四地同时实验时，结果也大致如此；唯有亚洲地区的人，有时也会接受四六开的分配，提出方案的人会稍占些优势。

但在亚马逊森林深处和非洲地区的原始部落，情况却截然不同，这些衣不遮体的人平均可以接受二八开的分配，有些甚至给多少都愿意欣然笑纳。所以从实验结果看，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绝对理性，可能只存在于未迈入现代社会的原始人，而现代人在谈判行为中，除了利益，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公平。

数清经济学里的“206根骨头”

“行为经济学在过去几十年来的发展称不上迅速，因为这是一个太庞大、太复杂的内容体系。”唐方方认为，经济学发展到当前阶段，应该像之前的生物学和医学的发展轨迹。人起初并不知道自己有206块骨头，而是通过最早从事解剖学研究的科学家，一块一块骨头发现研究得出的结论。

经济学也是一样，上面提到的“最后通牒博弈”只是其中的一块“骨头”，一共有多少块，目前还没有人知道，但肯定不只有206块。科学的道路没有捷径，只有通过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一块块寻找。理查德·塞勒只是找到了其中的几块，但已经很了不起了，未来需要有更多的人来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真正为人类的进步带来真知灼见。

这就像人类DNA中的31对碱基对，全球科学家用了超过三十年，才在几年前破译完，终于让人体DNA中的主要结构大白于天下。人的行为也是一样，要一件件去破译，只是人的“行为图谱”规模要远比“基因图谱”庞大得多，是一个更漫长、更复杂的工程。唐方方说，但终有一天，我们能数清经济学里的“206根骨头”，届时经济学可能就将迈入全新的领域。

不过，行为经济学中通过实践的检验方法，对当前政策制定依然有很好的启发意义。在他看来，任何新制定的经济政策，都应该到实验室里测试一下。实验室里能成功的政策，现实中不一定成功，但如果连实验室都通不过，那直接施行必定失败。

唐方方说，任何一项政策都将影响成千上万的人，建一栋楼房都需要先做个模型，政策的制定也需要经过反复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