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卷》　执行主编董宁文的家，坐落于南京城郊，卧龙湖畔的一个小镇。

董宁文给自家房子取名“开卷楼”。甫一进门，就见车库一面墙下，堆满了捆绑整齐的　《开卷》，牛皮纸包裹着新刊，散发出淡淡的墨香；车库对门的书房，除了中间一个大桌子作画，两面不开窗的墙都是高大的书柜；客厅里，更是三面墙都立着或高或矮的书柜。除了每周两次往返于金陵城，邮寄书信和看顾　《开卷》　排版印刷，大部分时间他都“隐居”于此。

2000年4月，民间同人刊物　《开卷》　创刊，至今已走过了17年，算得上成童舞象、少年翩翩。截至今年8月，《开卷》　面世十八卷，两百零八期，几百万字。其中，不少作者，如王辛笛、范用、绿原、谷林、黄裳、李君维、吕剑、彭燕郊、章品镇、叶至善、戈革、王元化、冯亦代、杨宪益、赵萝蕤、鲲西、来新夏、吴奔星、汤炳正等名人名家皆已作古。

作为编者的董宁文，仍在坚守。近日，《开卷二〇〇期》　已出；接下来，他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向三百期迈进。从最初南京凤凰台饭店免费赠送的32开小刊，到如今由天津问津书院主办，享誉文学界、闻名于读书人中间的“著名品牌”，背后的艰辛曲折，唯有置身其中的董宁文方能体会。

“我做事情‘比较呆’”

不久前收到董宁文从南京邮寄过来今年1至8期的　《开卷》，以及上半年3期《译林书评》　(双月刊)。大号信封是2013农历癸巳年的贺年封，左下角“蛇年快乐”的红色图案特别喜庆，右下角赫然印着“怀化市邮政局”6个小字。毋庸置疑，这信封又是他“化缘”所得。

铅印的印刷体与董宁文墨书的地址、邮编形成鲜明的对比，难怪曾任《新创作》　主编的作家彭国梁说：“每期　《开卷》　他至少要向全国的读书界名家和真正的爱书人寄赠四五百册，每个信封都是他一笔一划地写，若按一百八乘以五百算，就是九万个。还有合订本，还有一百多本书，都要寄赠。想想，那是多大的工作量。”

董宁文自己却不以为意。他说，他已经习惯了。早些年，寒冬腊月，大风凌厉，他踩着三轮车去邮局，一口气寄成百上千本　《开卷》，发往全国各地。原本，距离他家最近的一个邮局最方便，但邮局上班的小姑娘不乐意了。董宁文每周要寄这么多印刷品，却不在邮局买邮票。因为他预先在网上买好了带邮票的信封，价格便宜、节约成本，并写上地址邮编、封好，再一摞摞运到邮局。

“有一次，那个小姑娘使坏，要抽查粘好的信封，拆开来看到底是不是印刷品，还大哭大闹了一场。”董宁文想起过往，情不自禁地笑了。自此，他就算一次有600个信封要寄，也会分开跑3个邮局，“免得给别人添麻烦，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有人劝他，直接用打印的地址、邮编，不是可以省事很多吗？　他答，读者收到手写的信封，对手写字有感觉的人肯定倍感亲切。如果是打印的小纸条贴上去，《开卷》　就像邮寄到家的传单广告。“手写地址，也是编者与读者之间情感交流的方式。”他说。

“我做事情，用南京话说，就是‘比较呆’。跟别人谈稿子，我不喜欢打电话，有事最好见面谈，更慎重些。”董宁文用一口地道的南京普通话说。

就是这样一个“比较呆”的人，掀起了“开卷”十数年的风云。

32开、薄薄一本《开卷》，素面朝天，自2000年4月创刊，董宁文一直担任执行主编。随着时间推移，《开卷》慢慢积累起一个超级豪华的“朋友圈”：杨绛、杨宪益、黄苗子、黄宗江、黄永玉、王世襄、范用、于光远、绿原、丁聪、方成、周有光、黄裳、韩羽、钟叔河、流沙河、来新夏、朱正、谷林、朱健、王辛笛、绿原等等文化名流、学界耆宿，都是热心的撰稿人或“忠实粉丝”。

翻译家杨宪益先生晚年弥留之际住在医院里，适逢所著随笔集《去日苦多》“新鲜出炉”。拿到新书后，卧病在床的杨老特别开心，将自己人生最后一本书热情地送给来访者和医生、护工。“我相信，在先生作古之前，我能把这本书编出来，让他老人家亲眼看见，大家都感觉很欣慰。”董宁文有点动情地说。

“九叶诗派”代表人物之一王辛笛先生晚年病重时，病痛折磨着王老，也给王家平添了几分沉重。然而，王老所著的　《梦馀随笔》　样书出现的那一刻，就像一束光冲破云层，一扫阴霾。这本书也是董宁文所编“开卷文丛”第一辑中的一本。

董宁文说，《开卷》　背后的故事实在太多了。而这所有故事的起源，还得从二十多年前开始讲起。

《开卷》的创办人蔡玉洗，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从译林出版社社长调任当时江苏出版集团所属的凤凰台饭店任总经理。蔡玉洗是一个老出版人，早先任江苏文艺出版社社长多年，中年还到南京大学攻读文学博士学位。担任凤凰台饭店总经理后，蔡玉洗想着，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将凤凰台饭店打造成一家文化型的星级饭店。

草创时期，时任《译林书评》执行主编的董宁文，与曾任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薛冰，南京大学教授、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长徐雁等几位学人，凑在一起想办法，如何实现蔡玉洗的“伟大梦想”。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2000年4月，只有一个印张的小册子《开卷》诞生了，又小又薄，携带方便如口袋书，还可放在枕边做床前读物。实际上，在创办之初，这份刊物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定位———走高端或名家路线，如果只是办成一个普通读书人的园地，肯定没法产生比较良好的社会影响。

而当时的七八位编委，手上确有几把“金刚钻”：徐雁利用他编《中国读书大辞典》时积累的部分作者资源；薛冰则将其时正在编辑的《东方文化周刊》的部分作者，拉进《开卷》；董宁文自1996年编《译林书评》也结识了不少的作者……从老一辈的学者、翻译家，到中青年学人、后起之秀，慢慢地，《开卷》的作者、读者越来越多，包揽了学术界、教育界、出版界、文化界、戏剧界、艺术界的许多知名专家、学者。

“你看，我们的作者并不是单纯的作家队伍，还有很多来自其他业界的朋友。”董宁文说，对于选稿标准，《开卷》十分重视“文气”，文人讲究意气相投。“我们作为同人刊物，‘三观’都差不多，情趣也差不多，虽然工作领域或者文化功底有所差异，但能够选用的稿件，水平不会相差太远。有的作者，比如当代散文家黄裳先生、大出版家钟叔河先生，对《开卷》的味道已经了然于胸，哪些稿件适用、哪些不适用都知道，不适用的也就不给我们了。”

作为执行主编，董宁文的工作除了约稿，还有编稿。在一般人眼里，编辑被认为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匠工，但董宁文却不这么认为，他一直“虚心接受，坚决不改”。“要知道，给《开卷》投稿的作者，大多是文人，文人都主张文责自负。编辑改作者一个字，又不告诉作者，对方肯定会生气。”董宁文深谙此道。

一字不改，怎么体现编辑的价值？董宁文解释说，《开卷》办了这么多年，说到底是个读书人之间交流的平台。对于一些“硬伤”或者错别字，编辑自然要改，但前提是与作者商量、讨教；如果作者坚持，那就不改了。再有读者前来“投诉”切磋，恰好可就文中细节理论一番，并在《开卷》上勘误，如此也是以文会友的趣事一桩，自成一段佳话。

董宁文告诉记者，《咬文嚼字》《新华字典》　的相关校对者都曾积极参与　《开卷》的校对工作，但最后不了了之。“任何一个人的知识都是相对有限的，对于学问的探究，永无止境。”他强调说。

“自家辛苦养大的孩子，舍不得让人‘轮流坐庄’”

细心观察，客厅一整面墙的大书柜里，摆有“开卷书坊”标识的原版木刻和几个相框作为点缀。茶几左右各有一排矮矮的书柜，剩下一面墙则放了一个小书桌，桌上摆了个台式电脑。有邻居来参观董宁文的家，都以为他是卖书的商贩。他笑着反驳：“文人爱书，只赠不卖。”

如今，董宁文每天在家6点起床，晚上22点睡觉，除了吃饭、喝茶，所有时间都是围着书在打转悠，并乐此不疲。偶尔的出差，也是最晚一个到目的地，最早一个离开。

十几年如一日地坚持主编《开卷》，不厌吗？董宁文坦诚地说：“心里一直有放弃的念头，却一直坚持在做，这就是‘真爱’吧。很多事情，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时针再往前拨。半个多世纪以前，1966年，董宁文出生在南京一个普通家庭。高中毕业的父亲是当时国企里有名的“秀才”，同事离婚写协议书、生活困难申请补助，都要找父亲帮忙写材料，这让儿时的董宁文亲见了文字的巨大魔力。那时候，他既喜欢读书，又喜欢画画。如果二者一定要分个高下，画画还更厉害些。

董宁文清楚地记得，初中时，家里没有台灯，房间里只有一个瓦数不高的吊顶灯。为了更清楚地看见书上的字，个子不高的他就站在板凳上、贴近吊顶灯看书。他读各种各样的书，父亲单位图书馆里的文学杂志　《鸭绿江》《清明》《收获》《十月》《百花洲》，他都爱看。

高一没读完，董宁文因家境困难辍学，去蹬三轮车打工挣钱。后来，部队征兵，他去应征，眼睛近视不达标。所幸，凭着绘画技能，他被作为特长生招进部队。

在安徽池州当兵的三年里，董宁文不仅画画、读书，还开始写各种材料、宣传报道，被战友们戏称为“董作家”。他还出过一本小杂志《绿太阳》，那是他和战友们一起合办的，用花纹纸打印出来，偶尔被当作部队的慰问品送出去。此外，董宁文还主编过一本书　《金色的早晨》，收集文友们的作品，并配上作者的照片和简介。点滴的积累、文友的肯定，让年轻时的董宁文对编书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不仅如此，他还收获了一枚“忠实粉丝”。战友中，有个叫王小平的同志，很崇拜“董作家”。为了考军校，王小平十分用功，但宿舍到点就熄灯，没法继续看书。而董宁文在部队宣传科的电影组工作，在办公室里看一夜的书都没有人管。于是，王小平就经常找董宁文帮忙，借办公室熬夜复习。“三四年前，王小平和我又联系上了。我跟他开玩笑说，小兄弟当年问我借钱，现在都没还呢……”

三年义务兵结束，依当时的境况，董宁文完全可以留在部队，继续“董作家”的生活。但他想着，既然最终还是要转业，不如趁早。复员后，他在企业当过工人，在党群机关做过文员，还干过记者、编辑。

自2000年担任《开卷》执行主编以来，董宁文越来越投入。他说，他甚至可以放弃一切，只为《开卷》而活。

“但您没有收入来源啊!难道《开卷》能养活您吗？”记者问。

他不紧不慢地呷了一口茶，回答说，现在，他和太太都从各自的单位办理了内部退休手续，每个月领着保底工资，醉心于编书、读书、藏书。“钱嘛，够用就好。平时，不是衣服破了，我都不买新衣服。日常除了生活必需品的开销，剩下的全拿来买书。想借《开卷》的赞助养活自己，不可能!　不贴钱就算不错了。”

诚然。《开卷》在2010年曾因蔡玉洗总经理的退休，举步维艰。在凤凰台饭店勉强坚持了不到一年，身为“扛把子”的董宁文卖掉了在南京市中心的房子，“转战”到郊区小镇。本打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借助开卷书院继续未竟的事业，却苦于没有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直至2014年天津问津书院伸出橄榄枝。

“其间，没想过众筹，或者轮流坐庄吗？”记者问。

“想过，而且很多人也出过这个主意。”只是，在董宁文看来，《开卷》就像是他的孩子，好不容易抚养到这么大，性格也养成了。一旦放任给别人“轮流坐庄”，难保秉性就变了，文气就没了。

“你一直问我，办《开卷》、写《开卷闲话》，为什么能坚持下去，还保有热情。实话实说，我真的是有种责任感。”董宁文说，人生不过百年，现在年过半百，他宁可留下更多的时间给自己看看书、发发呆，而不是去上班挣钱、争名逐利。

“我相信纸质阅读不会消亡”

每每说到与《开卷》读者、作者交往的点滴，人到中年的董宁文总是十分兴奋，雀跃得像个孩童。他动辄从书柜中抽出一本书，讲解其中的细节：谁和谁在哪，当时又发生了怎样妙趣横生的故事。

2003年春天，董宁文请著名画家高马得、田原、柯明、陈汝勤四位上世纪五十年代曾在新华日报社美术组一道工作过的老同事，相聚在南京一家名叫荷风的小饭店。四位耄耋老人边吃边聊，仿佛又回到了他们的青葱岁月。餐叙之间，四人即兴做起了打油诗接龙：“脚爪炖黄豆，田原最欣赏。不信你试试，保险抢着尝。又上狮子头，田原又上前，称赞不绝口。一口一个好，吃光不犯难。”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主任陈子善，与《开卷》渊源颇深；董宁文与他交情不浅。“开卷文丛”第三辑中的《探幽途中》、“开卷书坊”第三辑中的《自画像》、“开卷文库”中的《双子星座：管窥鲁迅和周作人》，陈子善是著者，董宁文是编者。

有一年，《开卷》在南京举办小型座谈会，陈子善来参会。会后，董宁文陪陈子善到朝天宫旧书市场淘书。董宁文捧起一本书放在鼻子底下，一边模仿说：“陈子善先生高度近视，遇到好书，不肯罢手，要先睹为快。所以，每次陪他去淘书，总能看见他把书捧在鼻子底下认真品读的有趣模样。”开卷书坊在上海搞新书发布、读书沙龙等活动，陈子善得空准会出席。今年8月，上海书展期间，文汇出版社出版的“开卷书坊”第六辑新书首发暨签售会在福州路举行，陈子善尽管没有新作位列其中，也赶来呐喊助阵。

2007年，董宁文第一次登门拜访著名翻译家、诗人绿原。敲门之后，绿原的女儿站在大铁门里，推辞道：“父亲身体不好，极少见客。现在，他不在家，您请回吧。”

一直与绿原有书信往来的董宁文有点疑惑，不确定老先生是否真的不在家，于是尝试着大声说：“我是南京董宁文。以前与绿原先生一直有通信，如果您真的不认识我，那我就走了……”话音刚落，老先生亲自出来开门迎客。那年，绿原85岁。

著名翻译家赵瑞蕻、杨苡的女儿，作家赵蘅在一篇文章中写到，1998年第一次见到家严与董宁文交谈的情景：“一老一少正谈得投缘。客人完全陌生，壮实的毛头小伙，不像大学生，亦青春扑面……那都是属于极为文学圈里的人和事，关于书，关于传承文化历史的意义……可面前这个尚有点土气的青年怎会如此谙熟甚至痴迷呢？”之后的很多年，董宁文不仅与同在南京的杨苡私交甚笃，遇到杨老有访客、活动、书稿传递等事情都会第一时间前去帮忙，董宁文与远在北京的赵蘅也成了知交。

董宁文说，别看他做起事来，有点迂腐，但他内心一直相信———只要认真做事，就一定会有回报。“很多文化老人已经仙逝，但我与他们的子女、甚至保姆都保有良好的沟通和交往，这也算我以诚待人的一个收获吧。”

在董宁文看来，没有谁需要巴结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以诚心换真情，是我作为编辑的必要素质，连通读者和作者。在我眼里，著名学者季羡林和下岗工人作家，一视同仁。”这次，“开卷书坊”第六辑出版了王成玉的《书话点将录》，董宁文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推荐了好几回，点评说“成玉新书可下酒”。他告诉记者，王成玉的文章，写得特别独到。王成玉从小喜欢看书、热爱钻研，并且有传统文化情怀。早在成为作家之前，王成玉是酒店里的高级面点师，通过自身的努力与董宁文的鼓励，他才接二连三地出了好几本书。

近期，除了装帧新颖、同《现代汉语辞典》一样厚实的《开卷二〇〇期》算是一个节点，开卷书坊策划、编辑的系列书籍还在继续，包括“开卷读书文丛”“开卷闲书坊”“开卷书坊”“开卷文库”“开卷随笔文丛”“开卷艺坊”“问津文库随艺生活丛书”等等。下一步，董宁文有一个梦想———出版自己的日记，将他与各界名人名家交往点滴刊载出来，以飨读者，“让专业或者不专业的人来点评，共同分享我做《开卷》这些年来的收获与乐趣。”更重要的是，在电子化浪潮冲击纸质阅读的今天，希望《开卷》这本民间刊物能影响更多的年轻人。

《开卷》有个小读者叫周杰，1995年生人，来自浙江德清，不仅自己坚持读《开卷》，还特意到上海参加“开卷书坊”的新书发布活动，并坐在第一排。“那年，我在新书首发现场第一排看见，有个孩子走上前来跟我说，他就是周杰。我心里真是激动万分啊!”董宁文说，《开卷》坚持的意义不在于独乐乐，而在于众乐乐。“我相信，纸质阅读不会消亡。中国的传统文化总有人继续，一代新人换旧人。而《开卷》就是为了给这些作者、读者提供一个论道的平台，为中华文脉传承尽点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