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腾讯公益联合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推出“长城保护计划”，这是詹长法今年1月就任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秘书长后的第6个有关文物保护的项目。在公益日活动期间，他动员了更多公众参与到一系列长城保护活动中。

去年12月，詹长法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职位上退休，但他做了半辈子的文物保护工作并没有就此停止。在身兼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秘书长的同时，他还在主持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文物保护与修复技术和工程分卷的编辑工作，担任主编。

回顾自己从事文物保护工作的半辈子，詹长法用了四个字：“太较真了。”他说：“我是学自然科学的，坚信真实的东西就是真实的，虚假不了。客观性、真实性是文物保护的最大追求，但是我们在追溯文物历史时无法做到完全客观与真实。文物保护工作需要承认文物的自然属性。文物像人一样，会因受到外界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如冬天的冰雪、夏天的雨水，这是我们当代人必须意识到的。”

把先进的文物保护理念带回中国

“在意大利留学，我才发现文物保护是多学科互为一体的综合性学科，这和一般意义上的学科交叉还不完全相同，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是为了共同的艺术主体而努力。”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的办公地点在北大红楼，詹长法的办公室一尘不染。这让人想到他所从事的文物保护工作，从制定修复方案到完成修复工作，每个步骤都要思虑周密、一丝不苟。

1979年，詹长法从兰州大学化学系本科毕业。在接触文物保护工作前，他在一家代号为“740”的军工厂检验室待了几年。当时，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测试超纯气体，而气体的纯度往往需要精确到小数点后面6位数。对工作“较真”的态度，从这时就开始了。

在军工厂工作几年后，詹长法来到了洛阳博物馆从事文物保护和修复工作。1988年，詹长法接待了来自意大利的文物保护考古代表团。在陪同代表团访问参观的过程中，他熟练的英语表达和对洛阳博物馆、考古工地、龙门石窟等文物考古单位的详实介绍给意大利代表团成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也借此机会表达了自己对学习国际一流文物保护技术的渴望。

第二年，意大利政府发函给当时主管国家公派留学的国家计委，内容为“建议从河南省洛阳博物馆派遣一名技术人员参加英语考试，考试合格将派往意大利进行研究学习”。

“这份公函没有直接提到我的名字，但是1988年陪同意大利文物保护考古代表团在洛阳参观的还有一名文化部外联局的官员，她大概知道意大利方面希望我过去进修。上世纪80年代出国留学特别困难，国家公派留学生要求非常严格，我到北京考了两次英语。考完英语后，又在北京集中培训了一个月的意大利语。”詹长法说。

1989年，詹长法顺利来到意大利佛罗伦萨理工学院进修，就读于国际组织在此设置的古建筑理论与实践高级研修班。虽然是“跨专业”，但他意外发现，曾经在“740厂”的超净生产工号的控制和国外文物保护行业所提倡的温湿度稳定、空气洁净的预防性保护环节，竟然相通。

作为近代欧洲思想文化运动———文艺复兴的诞生地，意大利的艺术氛围远比詹长法想象中浓厚。他说：“在意大利，任何一家博物馆、考古研究所以及其他文物保护研究单位，都要求应聘者有艺术史的专业学习背景。艺术是意大利的最高追求，大家围绕着艺术做相关材料、工艺和技术研究。在意大利留学，我才发现文物保护是多学科互为一体的综合性学科，这和一般意义上的学科交叉还不完全相同，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是为了共同的艺术主体而努力。”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科技、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刚刚起步。在意大利留学期间，詹长法深刻意识到国内文物保护理念的滞后，“将意大利的文物保护理念带回国，为祖国做点事”的想法成为詹长法的坚定信念和追求。

从佛罗伦萨理工学院进修班毕业后，詹长法先被安排在莫罗教授的修复事务所从事修复油画工作。后来，在罗马大学教授马里奥·米凯利的引荐下，詹长法来到罗马修复中心学习。

“那是我梦寐以求想去学习的地方!”詹长法激动地对记者说。罗马修复中心　(今意大利文物保护与修复高等研究院)　成立于1943年，是意大利国家级文物修复研究机构，自成立之时即设有修复学校。70多年来，修复学校为意大利和世界其他国家培养和输送了上万名高级修复师。在罗马修复中心的这段经历，为后来詹长法在中国建立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埋下伏笔。

培养中国第一批文物修复的中坚力量

“我们在吸收先进经验的同时，也要积极‘走出去’，在文化遗产保护和修复方面帮助和支援比我们还要落后和贫穷的国家，这不仅是承担我们的大国责任、展示我们的大国形象的需要，也是我们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体现。”

在詹长法来到意大利的两年前，即1987年，位于西安的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作为“世界第八大奇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秦俑丰富而生动地塑造了多种具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既继承了战国以来中国的陶塑传统，又为唐代塑造艺术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得到国际社会“不看秦俑不算真正到过中国”的高度评价。

作为文物保护大国的意大利对西安的古迹保护更是有浓厚的兴趣。以此为契机，詹长法在罗马修复中心工作后，便开始为“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的筹备四处奔走。

“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的设立，离不开四个意大利人：意大利第一任驻华大使弗兰奇西，他在中国生活了6年，对中国很有感情；意大利东方艺术博物馆考古学家罗伯特·卡尔拉，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仰韶的考古发掘，是一个中国通；博洛尼亚大学文物保护系系主任洛克·马泽欧和罗马中心修复师、罗马大学教授马里奥·米凯利。一个考古学家，一个文物保护学家，一个文物修复师，一个外交家，再加上我，正是在我们五个人的努力下，在陕西省政府的支持下，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得以从无到有建立起来。”詹长法说。

1993年，意大利政府向中国政府赠款380万美元用于西安文物保护和修复中心的设立工作，两国总理在北京饭店举行签字仪式。争取到意大利政府第一笔对华援助、促成这项两国文物保护领域重要合作的詹长法被　《光明日报》誉为“中国的‘文物特使’”。1995年，詹长法带着意大利政府对华援助项目回到国内，担任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副总工程师。他在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开了三个文物修复培训班，培养出了中国第一批文物保护和修复的中坚力量。

“合作期间参加培训活动的50多位专家老师，都是从意大利选拔而来的。不仅要求他们经验丰富，还要符合‘热爱中国文化、喜欢吃中国饭、能够待在中国不少于1个月’等严苛条件，目的是希望他们能和学生打成一片，保证授课的连贯性。”詹长法说。

2005年，美国政府请求中国政府选派文物修复专家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修复唐太宗时期两幅石刻———昭陵二骏。中国选派的四个专家中，有三个人是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第一批培训班学生。

2001年，詹长法来到了位于北京的中国文物研究所　(现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工作。研究所领导希望他能够引进国际项目，促进国际合作，给研究所带来新的活力，并使之上升到国际平台。这次，詹长法已经对于文物保护修复培训班的建设更得心应手。他邀请意大利专家做方案、签协议。2004年，北京的第一期培训班开班。与西安培训班相比，这次的学员从全国范围选拔，学员的基础底子也更好；吸取前事之鉴，与博物馆合作，用文物库房里有编号的文物标本作为学员实习期的修复对象；学期1年，学完之后，由詹长法带队率84人到意大利做汇报，进行考察。

早年留学意大利的经历，让詹长法深感国际合作对于文化遗产保护意义非凡：“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闭的过程，当我们走出去接触异国文化时，自然会萌发能不能把国际上先进的理念、技术带到我们自己国家的想法。这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但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在吸收先进经验的同时，也要积极‘走出去’，在文化遗产保护和修复方面帮助和支援比我们还要落后和贫穷的国家，这不仅是承担我们的大国责任、展示我们的大国形象的需要，也是我们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体现。”

一辈子做成了一件事

“就像我们常说的，生病做X光拍照，通过手术把病变的细胞取出来。文物修复也是一样的。修复的是文物本质的东西，不仅仅是对外观进行修复。这也是　《威尼斯宪章》　和　《奈良真实性文件》　所遵循的核心。”

此后，詹长法多次促成我国与意大利、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在文物保护和修复培训方面的合作，除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外，他先后开办了70多个国内、国际文物保护和修复培训班，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批文物修复工作者。去年，詹长法卸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当谈到这些培训班时，他觉得这辈子总算“做成了一件事”。

在培训班授课时，上世纪三十年代的　《雅典宪章》、六十年代的　《威尼斯宪章》　和九十年代的　《奈良真实性文件》　是詹长法经常会提起的三个有关文物保护的国际性文件：“这是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三个里程碑式的文件。《雅典宪章》　主要谈的是被近代民族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所破坏的文物能不能去重建和维修，关注对文物本体的保护；《威尼斯宪章》　更接近当代，主要观点是文物保护和修复应注重对历史的重构而不是复现，不能进行过多干涉；《奈良真实性文件》，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要保护历史的真实性。”

中国也有自己的文物保护理念，早期如南朝谢赫的　《六法论》，提出了一个初步完备的绘画理论体系框架———从表现对象的内在精神、表达画家对客体的情感和评价，到用笔刻画对象的外形、结构和色彩，以及构图和摹写作品等。“六法论”后来成为中国古代美术品评作品的标准和重要美学原则。

“但是，由于我们的传统文脉没有被系统地梳理和研究，文物保护和修复理论中的抽象概念常常不为实践中的工匠所正确理解。比如文物保护理论经常提到的‘修旧如旧’原则。就在今年，工匠们修复完长城的旧砖后，有人质疑：‘不是修旧如旧吗？　怎么是新的？’。这些工匠认为‘做旧’也是修复工作的必要工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样的‘修旧如旧’就是对历史的不尊重。”詹长法说。

作为国内把世界著名修复哲学大师布兰迪　《修复理论》　翻译引进中国的第一人，詹长法对于文物修复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觉得文物修复应该要做到“最小干预”，或者说是“保持原貌”，而不是文保界耳熟能详的“修旧如旧”。他对记者说：“20世纪60年代，布兰迪的这本书是和　《威尼斯宪章》　一起出现的。《威尼斯宪章》　是国际公约，正是以这本书作为理论基础。布兰迪　《修复理论》里提到，这件东西是彩色的，外面脱落了，我们不需要管外面，而是应该去修里面。就像我们常说的，生病做X光拍照，通过手术把病变的细胞取出来，文物修复也是一样的。修复的是文物本质的东西，不仅仅是对外观进行修复。这也是　《威尼斯宪章》　和　《奈良真实性文件》　所遵循的核心。‘东西旧的才代表历史’、‘这个东西你是不能修的’等等对‘修旧如旧’的字面理解，就是打了概念差。”

在詹长法看来，文物保护和修复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尽当代人最大的能力，把文物信息“完完整整”留存和表现出来。文物信息包括尊重最初创作者最初的情感。“在研究米开朗琪罗的绘画时，我们现在看到的成品固然重要，但是了解他起草的思路也很重要。他在绘画时可能突然改变了个主意，绘画出来的作品并没有按照原来的想法做，他的创作思路表达了他最初的创作想法。科学的文物保护和修复，要尽量展现文物创造和不断演化的全过程，而不仅仅只是一个静态的物件或成果。”詹长法说。

让民间力量参与文物保护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在文物保护和修复上，詹长法也深以为然。

2015年，耗时8年、总投资近5000万元的“国家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千手观音项目终于修复完成。这无疑是詹长法最费心血的一次文物修复。

作为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首席专家，詹长法回忆起2008年开始的修复工程，至今仍觉得十分艰难：“之前的敦煌石窟修复也只是针对洞窟里一部分彩绘脱落进行研究性修复。在国内，主动性修复大体量石窟，这是第一例，当时没有任何可借鉴的修复案列。”

大足石刻千手观音修复后，社会引起争议很大。面对好坏两种评论，詹长法都觉得问心无愧：“当时我们看到千手观音本体时已经是惨不忍睹了，金箔不断脱落。当我们把主尊面部的不稳定金箔去掉以后，显露出面部由于多次贴金形貌臃肿，而加垫了口鼻眼的高度，为此，我们去除了附加的材料，重新复位出了真正的主尊形象。其真实面貌与人们在此之前的认知相比，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时候，我们到底是保留真实主尊的面容，还是维护现状修复，也就是维护1889年　(光绪十五年)　最后一次的修复面貌呢？　为此，我们专门开了会。最后，专家组一致同意，文物保护和修复应最大化尊重历史的原貌，也就是大家现在所看到的主尊观音像。”

为挽留千手观音的色彩和外形，不同历史时期都针对千手观音进行过一次又一次的维修和贴金工程。但是，詹长法认为，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再先进，文物终究不会是历史上原真的初始状态。文物保护修复追求的是促进价值认知和传播，即社会公众对于文物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认知和理解，对外在形态的修复应为表现这些内在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而服务。

“千手观音修复前我已经预感到修复结束后社会争议会很大。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视觉评论，看到什么就说什么，根本不管隐藏在表面背后的真实历史和文化意涵。这也从侧面说明我们对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知识的普及程度不够，文物保护的基本理念和基本方法，并没有成为社会共识。在欧洲，小孩子经常在父母和学校老师的带领下参观博物馆和文物保护修复实验室；许多博物馆内甚至设有一些针对少年儿童的相关小游戏，或时常组织开展一些文物保护和修复的公众互动活动。公众接触文物和了解文物保护和修复基本知识的机会和程度，都比我们丰富得多，文物保护观念深入人心。在中国，文物是文物，人是人，文物和人之间没有伦理关联性，这是很可怕的现状。”詹长法对记者说。

现在，退居“文物二线”的詹长法，仍然在为“如何加强文物和人的伦理关联性”问题奔走。上月，在“新形势下的文物保护社会组织创新与发展”的论坛上，他呼吁：“西方国家文物保护中公众参与的程度很高，大多数公众将文物保护看作自己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作为典型代表的英国的文物保护组织，甚至已经承担了政府大部分文物保护工作的职能。这种全民关注文物保护、参与文物保护的热情和意识，是我国文物保护工作应努力实现的方向。”

和文物相处了三十多年后，文物和人类一样最终会消亡的观点在他的脑海中越发清晰。面对一件会消亡的东西，文物修复和保护的意义是什么？

“布兰迪的　《修复理论》　一书中谈到‘修复’时，称‘文物修复是一个评判过程’。所谓评判过程就是一个评估过程。这句话的意思是，文物修复要有辨识性和时代特征，我们修复的文物要让后人看出来哪些修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做的。只要不伤及文物本身的结构和生命，历史文物可以用现代技艺和材料进行修补。这也是尊重科学事实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的历史研究者可以从一件文物中看见它的手感，它不仅仅是器物，而是鲜活的历史。文物修复不是说你完成修复就完成了，一定要传给后代人。我们现在所做的东西必须留下痕迹，这就是一种传承，这才是修复的真正含义。”詹长法解释。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在文物保护和修复上，詹长法也深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