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废弃的核电车间，曾经承担着主要生产任务。

厂房内部富有文艺气息的结构线条设计，让不少业内建筑师奉为学习的样本。

本版摄影：袁婧

■文汇报记者　钱蓓　摘编整理

去年，复旦大学调研团队与杨浦区委宣传部、区政协合作调研杨浦滨江工业遗存，上海电站辅机厂也在其中。调研组访谈了辅机厂的两名老员工余宏达、王智敏，听他们讲述自己的工人生涯。我们获得调研组及杨浦区相关部门独家授权，选登、摘编部分调研报告。

访谈对象：

余宏达：1968年11月进厂，工作至2006年，55岁内退。

王智敏：1968年9月进厂，与余是同班工人。

“因为头发卷，没有师父认我做徒弟”

余：我们两个中学毕业就分配到上海锅炉厂，当时车间进了两百多人，一下子就活跃起来了，年轻人总是比较活跃。

我们车间对技术比较重视，特别是我所在的班组。当时大家也比较单纯，觉得只要手上有技术，以后不怕没饭吃。我们师兄弟几个技术进步算快的。当时三年学徒，我们还没出师的时候基本就达到了五六级技工师傅的水平。师傅带得好，我们师兄弟也比较聪明，愿意花功夫钻研，乐于承担大型任务。厂里有规定，不能出废品，否则要承担责任，但当时有个班长让我们大胆尝试，出了废品由他来承担责任。

王：进厂时候都是师父来认领徒弟，大家站在篮球场上等师父来领，我在被剩下来的四五个人当中，没人要。后来才知道，师父不愿意认我是因为看到我头发卷，觉得我可能生活作风比较浮。三四天以后，师父看到我从澡堂出来头发还是这样，是天然卷，才把我认去了。

师父把我们当孩子，我们事情做好了师父就高兴，做不好师父会很难过。我们那时候尊敬师父，每天师父到班之前把要用的工具摆好。我和余老师都在造型一班，就像大家庭一样。我师父身体不好经常请假，我是由另外几个师父一起带出来的。工人阶级就是有这样的优良品质，把徒弟看成自己的孩子一样。

我们师父很节约，论技术级别都是高级技师，工资有80到100元左右，算高工资，养活一家人完全没有问题。但

他们吃苦耐劳，生活非常朴素，中午吃饭都是5分1毛的。

“植树节三人挖一坑，争取入党的一人挖三个坑”

余：当时工人几乎都是小学水平，初中文化算是水平很高了。我们这一批大部分是初中生，还有些高中生，提升了工厂的平均文化水平。我们这批人学技术很快，当时大型铸造车间需要铸造反应锅，这是很难的项目，一般需要六级技工来制造，当时技工的最高等级是八级。但是我们师兄弟就把这个做出来了，做出了第一个，后面就很熟练了。

王：我们那个时候为核电站造单晶炉，小青年连夜工作，没有人想到请假。有一次深更半夜，军代表穿个棉大衣来看望我们，给了每人一碗大排面，大家感动得不得了。慢慢的年纪上来了，到了谈朋友的时候，互相介绍，送个情书，互相帮忙，现在回忆起来还是很高兴。

当时年轻人争取入党都是靠实干。3月植树节，一般是三个人挖一个坑，要争取入党的人一个人挖三个坑。那时候加班是很开心的，师父如果不叫你加班，你心里会有想法，“是不是对我有看法？”吃苦多做反而是好事情。

当时我们就是想早点学好技术，为国家做贡献。工人血液里流淌着吃苦耐劳的精神，我们把国家的事情放在心上，我们也没想以后要怎样怎样，就是做好眼前的事。后来我们自己带学生，照样把师傅教的技术毫无保留地传给了他们。

“要是没有鸳鸯楼，问题就大了”

余：上海辅机厂分东、西两厂，两厂之间就是第九棉纺织厂。纺织厂女工多，辅机厂男工多，每周六晚上都会举行舞会，地点在东厂食堂，食堂里有个大礼堂，礼堂里放了钢琴。这架钢琴很名贵，不是谁都可以上去弹的，后来钢琴给了某个交响乐团，换来一套管弦乐器，德国进口的，也相当有历史。九棉厂和辅机厂有很多男女工人通过别人介绍、交谊活动等认识，最后组建了家庭，我们很多师母都是九棉的女工。

我们这一辈人结婚差不多都是在1980年前后，很多厂都没法解决新人的住房问题，我们也是。后来就有了“鸳鸯楼”，一种专供新婚户短期使用、临时过渡的公房。1900号厂区对面就有鸳鸯楼，要是没有这个楼问题就大了。

王：我们厂门前有个有轨电车，我们一般坐车上班，从市区到杨树浦路的车总是很挤，杨树浦路上工厂多，上班工人多，上下班很集中。那时比较奢侈的人有十三行自行车，十三行就是锰钢的，算奢侈品了，带个上海手表，也算奢侈了。我们边工作还边学习，干活的时候好好

干，拼命干，四点半下班以后，参加丰富的业余活动。

余：我个人比较喜欢球类活动，最喜欢打篮球，参加了厂里的篮球队，我们当时还举办厂际比赛。东厂门口有个小型的灯光球场，看台也比较小，但对我们来说是不可磨灭的记忆。我们还有集中训练，平时7点半上班，6点半要提前去厂里集训，每周训练2到3天。还有军训打靶，靶场在现在的虹口区，离厂区很远，我们列队步行过去，从38式步枪练到65式步枪，从3发子弹练到5发。

残次品堆在门口，“哟，这是谁做的？”

王：我们那时候就是踏踏实实埋头苦干，把手上的活干好，把产品做好。有一次接到任务要做反应锅，我们很开心的，那最起码六、七级技工水平才能做的，我们师兄弟几个小心翼翼做成了。那时候也没想到要超过师父，实际上师父的精神就化在我们血液里。我们车间一般都是铸造大件，一旦出现残次品就堆放车间后门口，短时间内没有办法处理掉，人来人往，大家都会注意到：“哟，这是谁做的？”做出残次品的人会感到脸上无光，大家自尊心挺强的，无形中就会自觉地把事情做好。

师父文化水平不高，好几个师父在文化学习上把我们这群徒弟当作小老师，什么字不认得会虚心问我们。在工作上，他们又对我们循循善诱，把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们，那一辈人真的是兢兢业业的“老黄牛”。

我们铸造车间一般都是白天生产好铸件，晚上由师父来浇铁水、浇钢板。有时候在家里想到哪个螺丝没拧紧，晚上还会跑过去拧好。没人要求我们这样，就是自己对自己的事情要负责任。工人之间有良性竞争，每天做的成果都在互相比，谁的铸件又光又亮又好，东西放在那里一比就知道了。哦，这个是谁做的，这个师父的活就是好。

有些八级技工，东西做坏了吃饭不香，睡觉不香，心里是很难过的。这种自我要求来源于一种责任感，厂里最多就是扣奖金，但是自己的要求没法达到最让人难过。师父们那种精益求精的态度其实就是今天说的工匠精神。

我们制造业特别需要这种精神。我在电大教书，带机电班的同学，我对他们说：“挖土方是一方一方挖的，造房子的可以说师父你再加一块砖，做木工的还可以推断几根棱，但是机械技师分毫不能出差错。制造业，一就是一，来不得半点虚假。”

丹麦人马易尔的外孙前几年还回访了工厂

王：我们厂现在是杨树浦路唯一一家还在运行的工厂，杨树浦路整体搞开发建设，电站辅机厂预计2018年搬去临港新城，但领导班子还在隆昌路上。

余：1980年我们厂在闵行建昌路建了很大的厂区，去那里工作的职工，一个礼拜回来一次。厂办开设了班车，接送员工上下班，早上6点准时发车，7点半到闵行，风雨无阻。当时我们搞团支部活动都要集体出发去闵行，我们坐的车是运货卡车改装的，开过去要1小时10分钟。

王：电站辅机厂的根是在2200号，这里是我们厂的发源地，厂里面铜梁路以东的区域是慎昌洋行杨树浦工场旧址，有座车间的外墙上还有GE的标志，这是工厂历史最悠久、最值得关注的地方。辅机厂最早的精工车间、锻工车间、办公楼核心部分都在东厂。我们刚进厂时也都在那工作。慎昌洋行原来是由丹麦犹太人马易尔于1905年创办的，前几年他的外孙还回访工厂，我们厂进行了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