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健民教授(右二)在实验室里指导学生们做研究。(资料照片)

■本报首席记者　樊丽萍

中国的生物医药行业正在步入黄金期。对这一点最有体会的，当属在创新药研发第一线的人。

在房健民教授领衔的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分子医学实验室，最近利好消息接踵而至：治疗自身免疫疾病新药泰爱进入三期临床试验，国内首个ADC(抗体-药物偶联物)抗肿瘤新药RC48进入临床二期研究，这些药物离上市的时间越来越近。

和一些实验室研究成果“终结”为国外期刊上的论文不同，在房健民的实验室，最新的科研成果与后续的产业化堪称“无缝衔接”。在这里，从申请全球专利，到和企业协同合作攻克药物在生产制备方面的难题，很多看似跟学者无关的事情，他都揽在身上。房健民说，这是一种乐趣，也是他的兴趣。

放弃“稳定岗位”回国，成“康柏西普”发明人

在业界，房健民的名字和一款眼科药物“康柏西普”联系在一起。“康柏西普”主要用于治疗老年黄斑变性等疾病，能神奇地使失明病人看到光明，而房健民就是这个新药分子的发明人和分子设计人，他一手设计了一系列的药物分子，完成了实验室筛选、优化、动物试验等工作，最后把手上的理想药物分子成功转让给了本土一家医药企业，顺利完成了临床研究。

公开资料显示，“康柏西普”于2013年11月由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2014年上半年开始在医院全面推广，成为我国第一个具有全球知识产权的抗体类眼科一类新药，也是近年来我国生物制药领域的一个重大突破。

为什么房健民能打好这一役？答案藏在他的经历中。上世纪90年代初，房健民前往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生物系攻读生物学博士学位，后到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

对传统学术阶梯兴趣不大、不喜欢循规蹈矩的房健民，选择进入美国加州的生物高科技企业，领导一个新药研发团队。虽然在加州生活安逸，报酬丰厚，但房健民却密切关注着中国的生物医药，感受到当时国内生物医药行业与美国的距离以及自己可发挥的作用。于是，他作出了回国的选择。

新药研制门槛高，有些关键人才大学无法直接培养

“新药研发，实际上要横跨两端。一端是大学或科研院所，必须通过基础科学研究，在疾病的机理上有所突破。另一端则是企业，药品研发的产业化道路很长，而且专业分工和要求与大学实验室完全不一样。”房健民解释，和其他行业不同，新药是在严格的监管下进行研发和生产的，必须面对许许多多的法律法规。生物药物研发不仅涉及许多技术秘密，也必须对相关法律法规有深刻的理解。

而这也是中国的创新药物在产业化的程中，最“卡脖子”的一段。房健民说，因为懂行的人实在太少，而这些专业人员不是高校可以直接培养的，他们必须有一定时间的从业经历，最好是在国际生物医药企业工作过，熟悉不同国家的药品监管体系。

由于同时具有在学术界和工业界的从业经历，房健民成为了能跨越门槛的人，因此，回国后的发展之路走得颇为顺畅。

再过五年，本土新药研发会更有看头

目前，房健民的研究成果正在通过产学研合作，在企业平台上转化。他正在领衔研发4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ADC新药，其中3个已得到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的专项支持。新药研发的周期较长，通常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而房健民介绍，目前我国在生物药物创制领域呈现的加速度，还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

“过去几年的一个巨大变化是，数目众多的海外科学家回国进行生物药物的创新研发和创业，越来越多的新药项目进入了临床试验，目前生物药物研发在中国是如火如荼。”房健民乐观地说，再过五年，我们会发现，许多由中国创造的高端生物药物将会陆续批准进入临床使用，满足病人需要，而且也会走向世界。

记者手记

“路障”少了，“惯性”也该变了

大学教授在岗创业，在欧美国家很常见，但过去我们在观念上有阻隔、在审批流程上有障碍；而如今，“路障”逐步清除，团队受到的扶持也越来越多。

接受记者采访时，房健民谈到他刚回国的时候，对有些现象“看不懂”。例如，高校的一些研究成果在国内申请专利后，按理应该到美国、欧洲申请国际专利，以取得最大范围的专利保护，获得经济回报。但实际情况是，国内高校申请国际专利的比例非常低。后来他才明白，很多情况下申请专利的目的不是要做转化，而是为了项目评估或者基金验收，为了应付各种各样的考评。

如果这是科研人员适应大学评价体系而形成的做科研的“惯性”，现在是时候改变了。

对不少像房健民这样的学者来说，他们内心所真正认同的考核，其实来自市场，是用科技转化回报社会。新药研发，就像一场耗时的马拉松，谁跑到最后？谁能跑赢？衡量的指标只有一个：治愈患者，药到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