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六年(1751年)，皇帝下令各地督抚命人绘制所辖领域不同民族及外国人物形象画稿送至军机处，宫廷画家丁观鹏等人依画稿重新绘成手卷，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完成《皇清职贡图卷》。图为展出的第一卷(局部)，绘有外国形象27组，新疆、西藏各民族形象32组，每组人物上方有汉、满文介绍。(故宫博物院供图)

本报驻京记者周渊

明万历青花开光花果松鹿图盘、展现乾隆时期外国和各地不同民族人物形象的　《皇清职贡图卷·英吉利国人》、敲开中国宫廷大门的礼物———西洋钟表……9日，“紫禁城与‘海上丝绸之路’”展在故宫博物院午门西雁翅楼展厅正式与观众见面，140件套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各类文物珍品，勾勒出“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贸航线，以及其作为联系古代中国与世界文明的纽带。

徜徉在深蓝色调、伴随着隐隐海浪声的展厅，声光电技术营造出身临其境之感，当年中外使臣执节往返、宗教信徒越洋传教布道、满载新奇货物的巨舶在茫茫大海上远航的盛况，皆通过这些文物珍品呈现在人们眼前。展览将持续至7月8日。

中国瓷器在欧洲掀起“中国风”

展览分为“扬帆远播”“西风东渐”“交互参酌”三部分，故宫院藏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陶瓷、书画、图书、玉器、金银器、珐琅器、钟表、科学仪器、武备、家具等珍贵文物首次集结。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介绍，这些文物主要来源于明、清两代贡使往来的礼品、外国传教士带来的礼物、臣属的进献、宫廷采购与定购、奉旨由宫廷或地方作坊仿造的舶来之作等，集中反映了明、清两代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互动。

在“扬帆远播”部分，明清宫廷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向域外输出产品。中国瓷器作为代表性产品远销亚洲、欧洲、非洲等地，成为全球化贸易商品，流通于世界各地。一方面，中国瓷器改变了东南亚、南亚人以蕉叶、木器、陶器为饮食用器的习惯，被伊斯兰地区人民视为聚会餐食中的上乘用器，被欧洲贵族视为显示身份的象征，竞相购买和拥有；另一方面，中国瓷器引发了日本、荷兰、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竞相仿制。

展览上，40余件外销瓷器勾勒出当年繁忙的商路。如明万历青花开光花果松鹿图盘便是明代晚期大量用于外销的一种青花瓷———“克拉克瓷”的典型代表。该盘装饰风格与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截获的一艘葡萄牙大帆船所满载的中国青花瓷风格一致，这种大帆船在葡萄牙语中被称作“Caraack”，人们遂将这类瓷器统称作“克拉克瓷”。当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将截获的葡萄牙商船上的瓷器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拍卖，引起法国国王亨利四世、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等王公贵族竞相购买，一时间中国生产的“克拉克瓷”震惊整个欧洲。此外，为适应欧洲人饮食习惯而特制的清雍正花卉纹双耳带盖汤盆、私人定制的粉彩纹章瓷盘等，皆印证了当年“海上丝绸之路”上瓷器贸易的繁盛。

清宫留下的物品中还有大量当时赏赐给各国使臣及传教士的同类礼品，这些礼品有些由宫廷造办处制作，有些是由各地臣属敬献，通过皇帝赏赐的方式向域外传播。它们经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欧洲并大受追捧，掀起强烈的“中国风”。

西洋钟表敲开中国宫廷大门

单霁翔在开幕式上介绍道，随着15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中外贸易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销往海外的中国特产深受各国人民的喜爱和追捧，同时出现了根据国外要求来样加工制作的产品。他表示：“与此同时，域外的科学思想、工艺技术、仪器、医药以及香料、宝石等生活用品也被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其中一些还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宫廷，融入王朝政治和宫廷日常生活，甚至对宫廷艺术产生影响。”

在展览的“西风东渐”部分可以看到，明清之际，西洋传教士和有技艺特长之人长期供职于中国宫廷，宫中到处闪现西洋奇器的身影。明代万历时期利玛窦就曾赠送两座自鸣钟给万历皇帝，自此西洋钟表逐渐进入宫廷，其中以英国、法国制造为主。而乾隆皇帝尤其喜爱西洋钟表，更要求清宫造办处制作精美的御用时钟。

据介绍，清宫西洋仪器主要有天文仪器、数学仪器、地学测量仪器、绘图仪器、光学仪器、医学仪器、机械仪器等。这些仪器在宫廷中起到了实际观测和学习之作用，清代宫廷成为接纳和吸收西方先进科学的最高中枢区域，也成为西方科学传播的主要平台。

而随着欧洲烧造技术的引入，金星玻璃、珐琅工艺也逐渐传入中国。据悉，西方科技在宫廷内的应用，主要表现在工艺原料和技法的输入、造型和纹饰的接纳、西洋绘画在宫廷中的传播等方面，而西方王室贵族将房间装饰成中国风格，刮起崇尚中式建筑的“中国风”。在展览的“交互参酌”部分，则可见到这些东西双方深入交流的成果。

(本报北京5月10日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