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组数据引发媒体的广泛关注。中国版本图书馆公布,2013年至2016年8月的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显示,《福尔摩斯探案集》 成了国内重复出版最多的图书,达到580种。此外《唐诗》《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论语》《西游记》近三年的重复出版也都超过500种。国内580余家出版单位七成都有不同程度上的“重复出版”。
“重复出版不可怕,有的重版图书经过编辑、美工的创意,从文字校订、排版呈现和装帧设计等方面提升读者阅读体验,值得肯定。可是,在资本裹挟下的低俗伪次重复出版,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果就可怕了。”资深出版人贺圣遂说,图书出版的真正繁荣还是要靠原创作品,应努力发掘新的作者、奉献新的题材。
“权威译本”出自化名译者,插图如同简笔画
由于 《傲慢与偏见》 《基督山伯爵》 这样的名著几乎都过了50年版权期,成为社会公共资源,所以成了重复出版的“重灾区”。记者走访了上海的一家大型书店,发现在世界文学区域,各家出版社的世界名著系列都被摆放在显眼位置。
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译文名著精选”是公认的国内世界名著出版权威,有网友评价这套书“不管是装帧、封面、排版还是字体,皆如素颜美人,淡雅之至。”虽是平装简版,却有权威的译者:《悲惨世界》 是郑克鲁所译,《包法利夫人》 是周克希所译。
不远处的另一套丛书———封面右上角清一色打着金光闪闪的标识,上书“权威定本”或“成长必读”,不仅收录世界名著,也收录鲁迅、老舍等国内知名作家的作品。其中一本古斯塔夫·施瓦布所整理的《古希腊罗马神话》 号称“全译插图典藏版”,打开一看,不必说全书插图少得可怜、画风还不一致,有几幅甚至比儿童简笔画还要糟糕。至于译者,更是以化名现身。记者尝试搜索这位化名译者,发现其译著从《圣经故事》《格林童话》《一千零一夜》《伊索寓言》一直到罗曼·罗兰《名人传》,均出自该出版社的同系列丛书。
再来看看这位化名译者的文字,其所译 《古希腊罗马神话》 与另一本同样译自施瓦布的《希腊神话故事》有诸多相似之处。比如 《奥德修斯的游历》一章中,不到300字的文字几乎完全相同,唯独少了“但是”二字。
就是这样一套书,还打着“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的旗号。对尚在成长期缺乏辨别能力的青少年来说,接触到这样漏洞百出的图书,其负面影响可想而知。
巧立名目改头换面,旧作摇身一变成“新书”
一些公版图书重版泛滥,那么畅销图书和作者的重版又是怎样的境况呢?
虽仍在版权保护期内,但由于作家与出版社签订的是非专有版权,往往几家出版社共享一部作品的版权,所以重复出版同样并不少见。以王小波的 《黄金时代》 为例,在书店一方小小的三层书架上,码放着5个版本的 《黄金时代》,而当记者在图书网站搜索,更是有超过15个版本,“逝世20周年纪念版”“插图珍藏版”等名目繁多。而由于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 《白银时代》 《青铜时代》 都为小说集,把其中作品标题作为书名包装成一部新书的也不少。比如 《革命时期的爱情》 原收入 《黄金时代》 一集;《红拂夜奔》和 《寻找无双》 原收入 《青铜时代》,如果说出版社按照作者生前的构想将这三篇抽出编成一本 《怀疑三部曲》 尚无可厚非,那么这三部作品又都成了单行本的书名,各自抓取其他作品集结成册,不知道算不算是扰乱视听。
不过,最让编辑们头痛的是各种打着所谓“细分市场”旗号的重复出版。一位编辑告诉记者,有出版社把作家涉及女性的作品挑出来编一本“女性版”,把有励志内容的编成一册“励志篇”。由此,作家的散文、中短篇小说就可以自由地“排列组合”,重新包装出“新书”。而不明其中“玄机”的读者,以为自己心仪的作家又有新作问世,不仔细比对难免“中招”,更不必说读者如今多选择网购图书,有的图书网站不仅目录录入不全,还把不同版本的购买评价混在一起显示,更是无法为读者提供版本选择的有效信息。
粗制滥造、剽窃抄袭的重复出版图书连廉价牙膏都不如
某种程度上说,一本书重复出版得越多,证明其阅读价值和受欢迎程度越高。中国版本图书馆杨育芬介绍,近年参与重复出版的出版单位多达400余家,有的单位出版的重复出版物多达700余种。
可经典和畅销,并不是出版泛滥的借口,一次又一次的重复出版间,出版的本分却被搁置一边。版本更新了,错误却一直得不到修订。在亚马逊图书网站上,一本出版近20年还在被不断再版的畅销作品被读者吐槽大量错别字没有被修订出来。更有的图书把鲁迅的 《药》中“古轩亭口”中“轩”字印成了乱码。另外,作家早前为自己某一作品集出版所作的序也会跟着其中内容另外“搭伙”而“不翼而飞”,可要知道,作家的序言往往体现着其创作理念和文学观,失掉便不完整。至于某些所谓“精装版”开胶、印刷重影、出现大量空白页更是不在话下。
被誉为“天才编辑”的珀金斯曾影响了一代美国文学。作家司各特·伯格在为他所立传记 《天才的编辑》 中提到:“出版社不像牙膏公司那样年复一年生产同样的产品。每一本书都是一个全新的产品,具有个别的特性,需要个别的处理。”某种程度上,粗制滥造、剽窃抄袭的重复出版图书,甚至连牙膏都不如。
这样的重复出版,折损的是出版业的声誉,伤害的是做书人的尊严。遥想当年,即便是“文化昆仑”钱锺书以严谨、博学著称的著作,作为责任编辑的周振甫在每次修订再版时皆是反复斟酌商议。审读遇到弄不清的地方,周振甫就找出原书来看,有疑问便把意见记下来。钱锺书甚至将他的反馈引入著述之中。因而有了钱锺书对他的赞赏:“命笔之时,数请益于周君振甫,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良朋嘉惠,并志简端。”由此传为业界佳话。
如何把“重复出版”引入正轨,而不是演变成滥用出版资源的牟利手段,需要市场规范和监管,更需要出版人的文化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