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1日，上海图书馆一楼展厅，名为《水墨微笑》的洛夫诗意书法展吸引了众多文坛大腕纷至沓来，在欣赏其50多件诗歌书法作品的同时，大家忙不迭地要和面前这位鹤发童颜的“诗魔”合个影，聊上几句。

 

洛夫，原名莫运端、莫洛夫。1928年生于湖南衡阳，1949年离乡赴台　湾地　区，1996年旅居加拿大温哥华。作为台湾地区最著名的现代诗人之一、华语诗坛公认的泰斗级人物，自15岁发表文学初作至今的70多年间，洛夫笔耕不辍，共出版了37部诗集、7部散文集、5部评论集、8部译著。1954年，他与张默、痖弦共同创办的《创世纪》诗刊，迄今仍是台湾地区持续时间最久的文学期刊。1959年，他的超现实主义长诗《石室之死亡》开启　了华语现代主义长诗之先河。1969年，洛夫发起“诗宗社”，主张“现代诗归宗”。移居加拿大后，洛夫又以3000行长诗《漂木》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为华语诗歌写作创下新高度。2014年，洛夫推出《唐诗解构》，以“古诗新铸”的形式，从古典诗歌中探寻“新美”。他作品被译成英、法、日、韩、荷兰、瑞典等文，并屡屡收入各大诗选。

 

步入晚年，洛夫开始沉潜于书法探索，并尝试以书法来写新诗，追求另一种形式的艺术之美。他的书法作品大多清新沉稳，不事张扬，透露出一种“宁静、沉思、平和”的精神，他将自己的诗歌书法观，概之为“天涯美学”。借着洛夫先生此次来沪办展的契机，记者对其进行了专访。

 

涉足诗歌是受冰心影响

 

漂居在外近70年，洛夫乡音未改。一口清晰的湖南普通话，迅速把记者领入其回忆的思绪中。

 

在洛夫看来，生于那个年代的自己是伴随着战火长大的：“起初是抗日战争，记得10岁的时候，老家就警报声不断，常有日机来轰炸，很多邻居、朋友，因此死的死，伤的伤。”

 

15岁时，洛夫在衡阳加入了游击队。彼时的衡阳已被日军完全占领，学校也全部停课。当时，年少的洛夫做了一件至今让他记忆犹新的大胆举动：“那会儿我们家是开旅馆的，有一个日军的小队就驻扎在我们的旅馆里。有一天游击队长来问我，日本兵带了很多武器，你敢不敢去把他们的枪偷出来？　热血沸腾的我二话没说便答应了下来。”

 

入夜，洛夫悄悄躲在了旅馆房间的墙角。待房内鼾声四起，他开始朝着“目标”前进。没想到，地上一只空的煤油桶差点将他暴露：“我没看清一脚踢了上去，哐当作响的煤油桶一瞬间把日本兵都吵醒了。”黑暗中，洛夫赶忙又猫到了另一处墙角，大气也不敢出一口。差不多过了一个小时，等大伙的鼾声再一次响起，洛夫这才继续前行：“迫击炮太重，步枪又太小，我就想去拿放在日本兵枕边的轻机枪，结果差点还摸到了日本兵的头。当时没想太多，事后回忆起来还真有些后怕。”

 

没有哪个作家谁生来便会创作，洛夫也不例外。在他看来，自己当初能走上文学之路也实属偶然：“我们家是一个仅有数十亩田地的小地主家庭，算不上书香门第。最开始引起我对文学感兴趣的，是老家阁楼上一箱叔叔留下来的旧书。里面有《西游记》《水浒传》《七侠五义》等小说。尽管那时我也就十四五岁，书里很多字还不认识，但却从此迷恋上了文学阅读。”

 

1943年，洛夫以“野叟”为笔名在衡阳《力报》上发表了处女作散文《秋日的庭院》：“其实那是一篇国文课的作业，老师在上面打了很多红圈，还贴到了学校的告示牌上表扬，当时我很兴奋，在老师的鼓励下就把它寄到了当地报纸去发表，没想到还收到了生平的第一笔稿费———银元五角。”

 

从此，洛夫的创作激情一发不可收拾。洛夫告诉记者，自己之所以没有成为小说家而涉足诗歌，主要是受了冰心的影响，尤其是那本《寄小读者》，对洛夫1949年只身前往台湾，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冰心成长于一个海员家庭，她在书中很多对海洋的描写，让从没见过大海的我心生向往。”带着欣喜出门的洛夫却未曾想见，这一别竟是与母亲永久的分离。

 

总编辑成了当铺“常客”

 

洛夫怀揣着对外面世界的憧憬来到了台湾，可独自在异乡的生活，却远非想象中那般浪漫、有趣。最初的那几年岁月里，孑然一身的洛夫，拼命找寻着灵魂的寄托。

 

直到1954年，洛夫终于找到了“出路”。那一年，他和同样热爱诗歌的张默、痖弦创办了《创世纪》诗刊，并担任总编辑长达二十多年。时至今日，《创世纪》依旧保持着不发稿费这一从创刊之初便沿袭下来的传统，但这并不妨碍其成为台湾地区出版的现代诗歌的标志性刊物之一。

 

洛夫告诉记者，刚办《创世纪》的时候，由于经费紧张，他们三个主办人成了当铺的“常客”。经常是这个月拿着当铺里换回来的钱去印刷杂志，下个月等发了工资再去当铺赎回东西。从西装到手表，从自行车到家具，从最初生怕被熟人看到直到后来的“正大光明”……尽管《创世纪》　的每月发行量不过千余份，但那种发自内心的满足与自豪感却是用金钱无法衡量的：“我们从不发稿费，但来稿交流的读者却始终很多。在那个物质条件匮乏的年代，诗歌反而更受人喜爱且容易被壮大。”

 

当时的台湾诗坛，正在进入到一个以现代主义诗潮为主导的历史时期。作为现代派的代表掌门，纪弦主张“现代诗是横的移植，而不是纵的继承”，以现代主义为师，向西洋全面倾斜。而《蓝星》的覃子豪和余光中等诗人则不以为然，主张回归传统，向古典学习，以致于双方打了一场热闹的笔墨官司。至于《创世纪》，自始对现代派偏离中国文化太远的主张有所疑虑，但也不完全能接受向旧的传统靠拢。这三大“门派”，相互激发，共同探索，构成了台湾现代主义诗歌的三足鼎立态势。

 

洛夫将他这近七十年来的诗歌创作归纳为五个阶段：抒情阶段(1947—1952)，代表作为《灵河》；现代诗探索阶段(1953—1970)，代表作为《石室之死亡》；回眸传统，融合现代与古典阶段(1971—1985)，代表作为《魔歌》；乡愁诗阶段(1985—1995)，代表作为《时间之伤》；天涯美学阶段(1996至今)，代表作为《漂木》。

 

在他看来，其中最为关键的要数回眸传统，融合现代与古典这一阶段。这不仅是他个人创作的关键时期，更是整个台湾现代诗坛反思检讨之后自觉走向健康、正常发展的关键时期。

 

“当时很多人不喜欢读传统古诗，甚至嗤之以鼻，我认为这对诗人而言，是很危险的事情。我不是恋旧的人，也没有复古思想，但我要从那些传统里去汲取养分，创作新诗，不光是要面朝西方，更应该多看看中华传统文化的东西，不是说要‘回归传统’，而是要‘回眸传统’。”

 

从年少熟读唐诗宋词等传统经典，到青年时期学习大量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人到中年时的洛夫又重新流连在唐诗中那个“烟雨朦胧的埠头”，并在他日后的创作中，将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学彻底连贯打通，借助西方的表现手法来进一步表达中国的东方智慧和人文精神。

 

后来备受推崇的诗集《唐诗解构》便是生动一例。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李白

 

故人西辞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

 

惟见长江天际流。

 

洛夫的解构：

 

樯帆远去

 

带走了黄鹤楼昨夜的酒意

 

还有你的柳丝

 

我的长亭

 

带走了你孤寒的背影

 

还有满船的

 

诗稿和离情

 

孤帆越行越远，越小

 

及至

 

更小

 

只见一只小小水鸟横江飞去

 

再见，请多珍重

 

小心三月扬州的风雨

 

还有桃花

 

洛夫告诉记者，他把晚年时期所创作的《唐诗解构》看作是一种实验，通过一系列“古诗新铸”，尽可能保留原作的意境，而把它原有的格律形式予以彻底解构，重新赋予现代的意象和语言节奏。希望能从旧的诗篇里找出一些久被忽略或未曾发现过的美。

 

在漂泊中找寻新挑战

 

虽常年漂泊在外，但洛夫从未减淡过深埋在心底的那一抹乡愁。

 

“说着说着

 

我们就到了落马洲

 

雾正升起，我们在茫然中勒马四顾

 

手掌开始生汗

 

望远镜中扩大数十倍的乡愁

 

乱如风中的散发

 

当距离调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

 

一座远山迎面飞来

 

把我撞成了

 

严重的内伤……”

 

这是1979年3月，洛夫访问香港时创作的《边界望乡》。在诗人余光中的陪同下，洛夫去到边界落马洲用望远镜遥看内地。离乡三十年，那种伤痛、落寞和无奈在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1985年，洛夫创作了一首长诗《湖南大雪》赠与湖南作家李元洛。一些湖南老乡在读到诗后，纷纷惊诧：“洛夫是不是已经回来过了？”

 

长久为乡愁所苦，思乡心切的洛夫那几年更是经常在梦中回家，醒来后却又不知身在何处，唯见枕上一片泪渍。1989年，洛夫终于等来了第一次返乡，可那时他的母亲却已离开了人世。一首《血的再版》将痛失母亲那锥心刺骨的疼痛以及无以回报的负疚感，全然浓缩在了诗句中。

 

1996年，厌恶了台湾日益恶化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的洛夫，选择移居加拿大温哥华。他说：“这一次自我选择的意愿要远大于被迫的因素。我想找一方既可安度晚年，又能在写作上再创佳绩的净土。”在他看来，华裔作家较多、且文学活动较为频繁的北美地区是一块汲取全新文化养料的宝地，而温哥华又是其中一个相对宜居的小城：“我希望能在这里静下心来再多写点东西，让东西方文化更好地交流、碰撞，从而产生新的文学因子。”在洛夫眼中，漂泊既是一种追求，一种寻觅，也是一种挑战。在漂泊过程中，自由和孤独相生相伴，哀怨的情感和包容的情怀水乳交融，在不断的漂泊中获得的精神营养，让他的文学创作不断跃上新高度。

 

从此以后，洛夫在温哥华家中的书斋“雪楼”便成了众多中外作家、诗友的向往之地。在他的牵头下，一个名为“雪楼诗书小集”的文艺沙龙成立了。大家以“雪楼”为会所，每月集会一次，交流诗歌、书法心得，分享着各自带来的美食，虽简单却也洋溢着温情。

 

洛夫说他喜爱热闹，也偏爱寂寞。每每独上“雪楼”，孤灯静坐，他的内心常常会涌起一片雾样的迷惘。而那部震惊华语诗坛的长诗《漂木》，也正是诞生于孤寂的“雪楼”之上。

 

自移居加拿大之后，除了亲身体验到身世飘零的无助之外，洛夫也在深入接触并感受到更多海外华人因漂泊流离所承受的生活与精神压力，以及由这种压力所造成的孤绝感。而这，便成了他想写《漂木》的最初动因。

 

2000年，已悄悄构思了近五年的洛夫开始深居简出，谢绝一切应酬，专心投身《漂木》　的创作之中。一年之后的元旦，3000行的《漂木》在台北一家日报上开启连载并集结出版，大陆版和在美发行的英译版也相继问世，引来华语诗坛众多讨论之声，随后《漂木》还获得了当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如今，每天早上7点前起床的他，在书房一待便是三四个小时，看书，创作，或者给老友写信。在洛夫看来，人愈接近晚年，社会的圈子越来越小，书房的天地却越来越大。就一个作家而言，漂泊生涯显然对他的创作更为有利———新的人生经验，新的生活刺激，新的苦闷与挑战，都可使他的作品更加丰富，表现出更多层次的生命内涵：“远离了祖国的地平线，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认同对象，却割不断长久以来养我育我，塑造我的人格，淬炼我的智慧，培养我的尊严的中国历史与文化，它们不断在我的血脉中流转，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我有凄惶，而无悲哀的缘由吧。”

 

在洛夫近十多年所推崇的“天涯美学”概念中，对“天涯”的定义也并不局限在海外和世界，而更强调一种精神上的内涵：“身处海外，如果只有移民而没有大寂寞大失落的漂泊感，就只能写出泛泛的作品。在我看来，‘天涯美学’既要有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也要有宽阔丰厚的文化视野和宇宙境界，更要有诗性艺术的美学表达。”

 

将韵律美融入宣纸与笔墨的“雄辩”

 

55岁那年，一次在台北历史博物馆与历代名家书法作品的邂逅，让洛夫领略到了书法艺术的永恒之美。尽管小时候也学过毛笔字，临过帖，但那一刻，洛夫真正被流传千百年的书法艺术彻底迷住了：“当时我连着去看了两天，很激动，回来没多久就开始临帖、拜师。”起初，洛夫也只是把书法当作另一种美来追求，可写得越久，让他越发感悟到，诗其实就在书法之内，诗与书法既同源而又融为一体：“以前很多古代书法家，本身就是大诗人。现在的我，为什么不能将他们融到一块儿？”

 

洛夫告诉记者，自从开始用书法写新诗，就常常有人问他，作为一位现代诗人，以最传统的书法形式来表现最前卫的诗歌，你不觉得这是一对矛盾吗？

 

而在洛夫看来，诗与书法的性质颇多相通之处———既单纯又复杂；既稳定又富于变化；既传统又现代；既超越时空，又万古常新。矛盾的极致又何尝不能转化为一种新的和谐：“大家通常读到的诗都是平面印刷品，如果能通过书法把诗提升到水墨艺术的层次，就能使两种不同形式的美有机结合转化为一个更为丰富的二元融合艺术形式。”

 

作为一位诗人，洛夫经常会以写诗的思考方式来创作书法。从他的视角来看，书法创作不只是要会写字，当一个书法家并不难，但要突破书法规范的局限而进入“书艺”的境界，绝非易事。因为这不但是“法”的突破，更是精神的提升，也就是从技术层次提高到艺术层次，他给记者分析了唐代书法理论家孙过庭的一个观点，“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由平正到险绝，再由险绝回到平正，最后融会贯通，这就是艺术创作的一个特殊逻辑，艺术创作讲究‘正’与‘奇’的互动关系，‘正’就是规范，法则，‘奇’就是方法的突破，技巧的创新，二者兼得，才能进入‘书艺’的境界。”

 

洛夫告诉记者，书法中的留白，也正是诗歌的要素之一，通常被称之为“想象空间”：“书法中的空白处有一种肉眼看不到的美，而诗的想象空间能使读者借着一股灵气带上太空，在无垠的浩瀚宇宙中遨游。书法最重视空间的创造，虽仅有黑白二色，但二者交融互补所生出的变化却是无穷的，一幅字中的空白部分本来是笔墨不及之处，但这个‘白’并不是纸面上的白，而是书法家所创造的空间，正因为这空白的存在，笔墨才会生机盎然，妙趣横生。”

 

在他看来，诗可以去俗，而书法可以另一种形式达到生命境界的提升。在羁旅海外的二十年中，洛夫在书法创作实践中领悟到一个重要的观念，那就是尽量把心灵感受到的韵律美融化在宣纸与笔墨的雄辩中，是画，是音乐，也是诗。无论传统亦或是现代，其本质都是在追求一种创造之美。

 

驰骋华语诗坛七十载，很多人把洛夫称为“诗魔”。对于这个不雅而实雅、不正经而实严肃的称号，洛夫如此解释：“法国作家伏尔泰曾说，每个诗人心中都藏有一个‘魔’。这个‘魔’，其实就是诗人天生的一种叛逆性。我早年的叛逆性特强，身为现代诗人，全心追求创新，喊得最响亮的口号就是‘反传统’，创作时铸字设譬，不拘一格，经营意象，不守绳墨，这或许就是最初‘诗魔’的来源。但到了后期，我的作品多了不少禅境，在我看来，魔与禅之间，是互相辉映、交错印证的。”

 

很多人说，今天不是诗歌的时代，但洛夫认为，这恰恰是一个需要诗歌的时代：“现在人们的物质欲望过度膨胀，精神生活较为枯竭，恰恰是需要诗歌润泽的年代。尽管我的创作精力已不比年轻时候，但我还是希望能通过自己的诗句，带领读者进入另一个快乐的世界，去体验其中的美感和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