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10年前，我参加了一个很重要的答辩，答辩委员会由几位资深的大牌教授组成，这些教授的研究方向五花八门，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都颇有建树，但没有一位学者与我的研究方向接近。或者换句话说，他们不是我的学术同行。其时我刚拿到博士学位不久，这个答辩对我未来的职业发展自然至关重要，我需要在大约30分钟的时间里，展示我的个人成果和研究潜力，从而说服委员会支持我的未来发展。

为此，我试图把报告做得既专业又详细，从研究背景开始，详细的介绍原理、方法、详细的实验步骤、所得的结果，以及与前人研究的不同等，恨不得把每一个细节都能够讲出来。

答辩评委们耐心听完后，记得其中一位教授慢条斯理地说，唔，你知道我们都不是你这个领域的，对你的研究内容不熟悉，那你有没有可能———这位教授顿了一下，继续说———比较“科普”地告诉我们，你的研究究竟有什么科学意义?

十年之后的今天，我已经记不清当时我是怎么回答的，只记得评委们很委婉地告诉我，科研工作者应当努力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讲得浅显易懂，要有做好科普的能力，不要絮絮叨叨跟个唐僧一样嗡嗡嗡地念“紧箍咒+催眠曲”。

之所以谈这桩十年前的旧事是因为，在当今的学术圈中，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科学家之间的相互科普已经很普遍，并且成为一种明规则。

目前的科普不是差，是相当糟糕

无论是科研项目申报、院士遴选还是重大科研奖项评选，除了函评(就是将申请材料发送给研究方向接近的“小同行”们评审)　之外，往往还有至少一轮的会评，参加会评的评委们大多数都是与申请者研究方向有相当距离的“大同行”。由于当代科学研究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绝大多数科学家往往终其一生也只能在某个特定的小方向上取得一定的进展，因此隔行如隔山，“大同行”几乎可以等同于外行。故此，让“外行听了能懂，内行听了叫好”，已是当代科学家，尤其是年轻一代学者在学术圈生存的基本技能之一。

所以每当有学术会议，当一个报告人讲得不够精彩、不够浅显易懂的时候，与会者的“尿点”也就来了，大家纷纷以各种原因离座，留下报告人孤零零站在讲台上，“凌乱在风里”。当然也有舌灿如花的，研究做得好，讲解又清楚又有趣的。讲完了主持人说，讲得好不好?　大家吼:好！主持人曰:再来一段要不要?　大家说:要！　得，大家当相声听了。

和科学家内部的科普搞得蒸蒸日上相比，目前对于大众的科普，我想说，那不是差，而是相当糟糕。

记得前段时间，因在行星科学研究和科普方面有重要贡献而获得美国天文学会行星科学分会“卡尔·萨根奖”的郑永春副研究员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说过，“我们国家三支队伍相互隔离，搞科研基本不做科普，做科普不了解科研最新进展，搞科幻的热衷于开脑洞，并非真心喜欢科学。”

这样问题就来了:究竟谁才应该是科普的主力军?　或者说，科普这口锅，究竟谁背才合适?

在我个人看来，这应该是一道“送分题”。首先，科幻强调想象力，激发大家从事或了解科学研究的热情，例如凡尔纳的　《海底两万里》、《环绕月球》　和　《八十天环游地球》　等，很多写于100多年前的科学幻想，现在早已成为现实。另外，我国顶级科幻作者刘慈欣的　《三体》，大多数朋友的观点是，至少第一部里脑洞大开的各种科学技术，在理论上是站得住脚的，并且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实现。所以，好的科幻与好的科普和好的科研一样，可遇不可求，需要作者非常努力去了解科学研究的进展，因此　《三体》　的成功只是个例，将科普的大锅完全交给科幻作者来背并不妥当。

其次，科普有一定的门槛，最基本的要求是，搞科普的人一定要对科普相关的最新科学研究进展有相当的了解程度，能查阅相关的最新科学文献，还要有相当的观点、结论的提炼和总结能力。

专门搞科普但不从事学术研究的，要了解某个研究领域的最新科学进展会非常困难，并且往往会有常识性的错误。关于这一点，这里不详细展开，有兴趣的读者只需要去看看媒体上关于转基因的激烈讨论就能明白一二。

所以在笔者看来，当今的科学家或者科研工作者，应当成为科普的主力军。由于职业习惯，他们哪怕面对不属于自己的研究领域、面对着那些不太熟悉、引起争议的科学问题时，也能相对容易找到正确答案。例如笔者并不从事转基因的研究，但通过翻阅文献资料和专业的调查报告，也可以比较快地了解转基因的研究现状。

大科学家太忙没时间做科普?这理由根本不成立！

这样问题就来了。有人问我:“中国的科学家，一线的，你看到谁做科普?”

我想了想，这个问题不难回答，掰着手指头数，两个手不到也就数完了。所以当前的现状是，咱中国科学家们关上门来自己给自己科普搞得一身劲，给公众做科普?　那真是少之又少。

为什么科学家们不愿意做科普?最常见的解释是，科学家们神忙，没有空啊！　不过在我看来，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条———

首先，国外的科学家也忙，但是很多大科学家们愿意写科普。比如著名的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薛定谔，在1944年发表的　《生命是什么?》一书，对当代生命科学许多领域有持久而深刻的影响，并鼓舞了许多物理学家转行从事生命科学的研究。

例如，因发现DNA双螺旋而获得诺贝尔奖的克里克，就是读了该书后从物理转向生物的。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教授理查德·道金斯也写了许多本科普读物，其中，《自私的基因》　一书将当代生命科学尤其是分子生物学研究纳入到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进化论的体系中，这本书自1976年出版至今，40年的时间里长盛不衰。还有人类基因组计划负责人、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主任弗兰西斯·柯林斯博士写过《生命的语言:DNA和个体化医学革命》，以优美的文笔描述了当代基因组学以及基于基因的精准医疗的研究现状和未来前景。

其次，从2014年末、2015年初开始，科学家搞科普已经成为硬性规定。因为，学者在开展科研项目研究的具体过程中，不光要发表科研论文，还必须要有科普类的文章，不然研究项目不能结题———搞科研的同时还要参与科普工作，差不多是科学家们的共识。所以我说，忙没有道理，也不能成为理由。当然，既然科学家要搞科普，那就得走点儿心、认真搞，不能为了应付基金而漫不经心，不然会让同行鄙视不专业。

不妨就把媒体和公众当成项目评委，做科普其实没这么难

当我将这第二点理由和身边一些朋友分享时立马激起了一些人的反驳。有人说，“目前做出一点成绩的科学家，思想还很封建，怕和公众对话，最好躲起来”，还有的说，“有些科学家对于自己研究领域外的事情完全不知道，信息非常闭塞，只知道要钱，也没有公德心”。听了这些批评，我内心有一点惭愧，貌似他们说的并没有什么错误，现实正是如此。

确实，国内有相当数量的科学家，的确怕与公众对话，一是觉得跟你一外行讲不清楚不如不讲，二是怕有些话说错或者说过头从而被同行批抛头露面啦、误导公众啦之类的。例如清华大学一位杰出的青年女科学家，思维比较活跃，所以一方面深受年轻一代的膜拜和喜爱并且圈粉无数，另一方面也是饱受大小同行的批评和非议。

科学家看问题不能太死板，科学成果当然重要，但科学家也需要有人格魅力，不然如何能够成为大家学习的偶像?　一般情况下，科学家应当能够“严于律己，宽于待人”。至于一些无伤大雅的口误或笔误，不如一笑了之。因为科学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新的发现总会纠正老的错误，如果要求绝对正确才可以说出来，那么科学家可能什么都不可以说了。君不见，爱因斯坦有言:“一切都是相对的”。关键得讲清楚，抠字眼那也就没必要了。

中国发展很快，中国的科研发展也同样很快，当一个问题大家都能发现的时候，往往也意味着大家开始思考如何解决问题。国内的科普工作，已经出现了一些可喜的现象。至少在我所见的范围内，中国科学家搞科普的越来越多。例如　《三体》　一书出版之后，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李淼教授迅速写了本　《<三体>中的物理学》，给大家科普　《三体》　中各种物理学知识，浙江大学王立铭教授近期撰写的　《糖尿病:过去、现在和未来》，洋洋洒洒近10万言，很好地讲清楚了糖尿病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所以，一些朋友对“科学家不做科普”的批评，也许几年之后再看，就不会再是问题。

对科学家来说，从事研究工作，科研、科普缺一不可。科学家应当积极与媒体、公众沟通，不应当仅把媒体当做科研成果的发布工具，而是应当认真地传播最新的科学进展。例如，近期广为报道的关于基因编辑的“诺奖级研究成果”，至少在科普和科学传播上不够严肃，这是因为，第一，该工作事实上是在某荷兰学者原创性成果的基础上做出的重要改进;第二，科研成果的认可需要一个过程，并不是论文发表就万事大吉，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相应的不足也需要改进和完善，只有研究成果能够被大多数同行实验室独立、稳定地重复，研究成果才能得到主流的认可。因此，例如诺贝尔奖的颁发，通常都在一项研究成果发表之后很久，只有经受住时间检验的成果，才是好成果。

科学家搞科普，应当客观、准确地描述事实并作出恰当的评价，尽量避免可能产生误导的主观臆断。当然，科普的形式很重要，把媒体和公众当成项目的评委，相信我，搞好科普并不困难。

文/薛宇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