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教授向隆万,大多数人并不陌生———正是他在退休后挖掘出东京审判的大量史料,重新展示出了70年前那段中国人永远不应该忘却的历史。向隆万说,他的父亲———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检察官向哲濬说过的两句话,影响了他们全家10多口人,这就是———“个人与国家要同命运”、“知识分子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清明时节缅怀亲人,向隆万教授和他在北京的哥哥姐姐通完电话,又一次回忆起了已经去世快30年的父亲。
身教重于说教
在向隆万教授的印象中,父亲很少向孩子们说教。惟有一次,父亲说过的两句话给向隆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向隆万上中学时喜欢历史、语文,因此填高考志愿时,就想报人文社科类的专业。此时,从来不过问他学业的父亲来找他谈心了。向哲濬问:“你数理化不行吗?”得知儿子的数理化学得不错时,父亲说:“我们现在的国家建设更迫切需要的是理工科人才,你填理工科专业。如果你从事人文社科研究,却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会很痛苦。”
在向隆万看来,这成了他们的家训———“个人与国家同命运,知识分子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向隆万说,父母亲很少和孩子们说起当年东京审判的事情,或者他们的人生经历。他只记得在东京审判的法庭审理将结束时,国民政府曾任命父亲为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长之职,他当即电辞。
在父亲回国后,国民政府又任命他为司法院大法官,要其速往台湾赴任,并告知在广州已准备好飞机,可携眷同往,他又将此任命辞去。
“父亲当时是怎么想的,小时候不知道,直到后来我开始搜集东京审判的资料,并且在父亲过世后帮助母亲整理回忆录时,才渐渐明白。”向隆万告诉记者。
向隆万母亲周芳在回忆录中提及,东京审判初期,中国法官及检察官只各配一位秘书,即方福枢先生和裘劭恒先生,其他人员很少。“最初政府没有派几个人,明思(向哲濬)晚上还要自己打字,准备文稿。后来国际法庭同事看了不安,要明思多请人员来协助。明思很为难,既不好说国家穷,更不能说政府不重视。”
不久前,向隆万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查阅了《蒋介石日记》,在近3年的东京审判期间,蒋介石在日记里竟然只有两次提及该审判;连1946年3月父亲陪同季南检察长到重庆晋见之事,蒋介石也未记入。向隆万于是了解了父亲当时的处境和他后来选择的原因,“父亲感到东京审判的3年中,蒋介石并不重视这一给中国以正义的审判。父亲和国家是同命运的,他不愿意去这样的政府。他宁愿留在故土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
两句话影响全家人
1952年,向哲濬成为复旦大学法律系教授,1960年起,他担任上海财经学院(今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兼外语教研室主任,直到1965年退休。“父亲很少提及他的主业法律,但是在他能够把自己的英语用于教学后,他还是很高兴又有了用武之地。”向隆万说。
向哲濬自己和国家共命运,并且一直保持着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这也深深地影响了向隆万和他的哥哥姐姐。向隆万的哥哥向隆章在1952年参加高考,考取了黑龙江大学的前身哈尔滨俄专,专门学习俄语,因为解放初期苏联专家援建中国,需要大量翻译人才。当时的哈尔滨对大多数上海人来说,几乎和西伯利亚没有太大差别。而向哲濬只是平静地说:“国家需要的总是最优先考虑的。”
姐姐向隆本在3年后考取了清华大学,选择的是与发电相关的专业,这也是当时国家紧缺人才的专业。
最终向隆万考上了文理相通的同济大学建筑工程系,后来又根据国家需要改学数学。1963年在复旦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西安交通大学任教。身边无人照料的向哲濬本可要求幼子留在上海,但他对儿子说:“好男儿志在四方。”
向隆万在西安交通大学一干就是21年。1980年,他作为西安交大青年教师,被公派到哥伦比亚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深造。结束深造后他立刻回国,因为“当时中国一万个农民才能养活一个留学生,学成回来报国是理所当然的。”
向隆万在西安期间,哥哥姐姐都在北京。亲友同事在看望向哲濬夫妇时,常常提到二老年岁已高,询问是否希望把孩子调回身边,但是向哲濬夫妇每次都说:“孩子们工作很好,单位也需要他们,不要影响他们了。”直到1984年向哲濬病倒,向隆万和太太才一起从西安调回上海。3年后,向哲濬去世。
回忆起父亲,向隆万说:“他很少说教,他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两句话:个人与国家同命运,知识分子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