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来到浙江北路拆迁地块的四海旅社，何余庆老人就蜗居在其中一间小房间里。这一周来，由于热心人赵红波在外打工、老同学孙先生要帮忙奔走，老人 大多数时间自己照顾自己。旅馆房间时常断水，老人只有 颤颤巍巍地走到公用灶间，才能打上一盆热水擦把脸。
老人每天要付80元的房钱，加上伙食费，一天再节省也要花费百来元，身体和经济遭受着双重压力。同学孙老伯再次来到当时临时安置老人的北站派出所，没想到虽然《反家暴法》已经实施，但派出所的处理态度毫不积极。
孙老伯说，派出所认为这个事属于街道民政部门管，让何余庆老人自己到民政部门去。这样来回折腾，孙老伯也精疲力尽，力不从心了。
考虑到老人自理能力较弱，孙老伯和关心此事的老校友们商量后决定，先用老人的退休金为他联系一间可长期居住的养老院。但问题又来了，何老伯看中的养老院提出，要由监护人或亲属签字才可入住。但老人决意与妻子离婚，唯一在上海的亲弟弟又已离家多年不曾联系。
面对这一特殊情况，老人希望由学校退管会代签，但学校退管会却不愿碰这件麻烦事。
老人年纪如此大，有家难回，想进养老院去，也自己做不了主。老婆肯定不肯签字，唯一的弟弟又联系不上，退管会也不肯接手，记者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了北站街道司法所，司法所协同街道妇联、居委等单位，与当事人何老伯和同学孙老伯以协调会的方式进行了沟通，为老人争取了一个变通办法：先由街道出面和养老院进行沟通，再由居委出具一个情况说明，来代替养老院所谓监护人签字或亲属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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