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带动下,江南各地新式教育体系的建立普遍较早。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苏南各地的新式教育机构,如江苏师范学堂(今苏州中学)、无锡国专、东吴大学、常州府中学堂(今常州中学)等,在成立之初都多受上海影响。其中无锡国专首任校长唐文治曾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校长。苏州东吴大学的筹备工作干脆是就在上海进行的。
现代教育体系同样建立较早的北京,院士数量也较多。只是当时的北京并没有产生足够的溢出效应,未能带动周边地区。
相比之下,其他地区新式教育体系的建立就晚得多,甚至是 1949 年后才开始,比江南晚了几十年。
现代科学发源于西方,两院院士多是在现代科学上做出杰出贡献而入选。一个接受过现代教育的人和一个读私塾出身的老派学人,取得学术成就的难易不言自明。
在人口、交通、教育等多方面优势的积累下,吴语区各项“智力数据”的高企也就顺利成章了,江南人民实在是要拜谢老祖宗留下的雄厚资本。
但是事情正在起变化——近年新入选的两院院士中,江苏的优势已经在逐渐衰减,而生态位一向低于吴语区的安徽却在异军突起。
正如明朝时盛极一时的江西,入清后脱离主要贸易通道,经济教育水平下滑,江西的科举水平与明朝相比也大幅下降。吴语区七千万人民要想继续坐稳中国最聪明人群的宝座,可能会困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