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数激增的同时，当事人提供虚假证据的现象也不断增多。赵昀 澎湃资料

为了提高赔偿标准，在“黄牛”律师的诱导下，被撞成9级伤残的孙知茗决心找人作伪证，结果被法官识破。

民诉法规定，对于伪造重要证据的，法院可采取罚款、拘留、追究刑事责任等措施。9月17日，澎湃新闻从上海浦东法院获悉，该院在审判实践中发现，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数激增的同时，当事人提供虚假证据的现象也不断增多。但由于做假方基本为赔偿权利人，法官通常只对虚假证据不予采信，或当庭训诫，极少选择法定强制措施。因此，浦东法院建议，发挥处罚震慑效果，必要情形应给予司法处罚

“黄牛”律师：帮助做伪证拿提成

2013年，安徽临泉县的孙知茗在帮一个朋友看守马路摊头时，被车子撞伤，造成9级伤残，前后花掉医疗费80多万元。

不巧的是，孙知茗在事发前3个月辞职学车，而她在上海的工作期限正好差3个月满一年。如果按照城镇标准计算，她可以拿十多万元的残疾赔偿金。一名“黄牛”律师说，给孙知茗弄个假劳动合同方面，提成百分之十几，孙知茗于是动了心。

这起案件由上海浦东法院外高桥法庭韩伶法官审理。细致的她发现，孙知茗之前已经在浦东法院起诉了3次，后因伤情不适宜鉴定撤诉。材料显示，她每次提供的劳务合同和务工记录都不一样。在庭审中，高行镇一家自行车经营部小老板张宝寅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说孙知茗是在他那里上班，但韩法官发现，他讲的跟合同记录也有出入。巧合的是，孙知茗此前起诉时，一位承办法官到现场做过调查，张宝寅亲口承认，自己根本不认识孙知茗。面对笔录证据，两人承认了作伪证的事实。

依据中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指使他人作伪证，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近日，浦东法院分别对两人处以2000元罚款的处罚。

2014年又发生了一起类似案件。来自浙江上虞的陈守维在一个道路养护公司上班。2014年7月，他在外环线从事养护工作时被一辆集卡撞伤，造成10级伤残。陈守维在养护公司上班，满足收入来源于城镇满1年这个标准，而实际上他在上海做事多年，也满足另一个条件，但因为一直住在工地，他没法提供书面的租房合同。

在别人“点拨”下，陈守维向法院提供了一份2011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的房屋租赁合同。浦东法院周浦法庭法官在调查中发现，这份合同是假的，陈守维也承认了。浦东法院近日对他处以500元罚款的处罚。

法官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在陈守维的这个案件中，其实他客观上满足在上海居住满1年的条件，如果不作伪证，而是向法庭如实陈述相关情况，法院在调查核实后，只要有相关材料可以佐证，法院在案件审理中也会予以考虑。千万别相信“黄牛”律师的花言巧语，以防“赔了夫人又折兵”。

法院：做假方基本为赔偿权利人

浦东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发现，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数激增的同时，当事人提供虚假证据的现象也不断增多。

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虚假证据种类集中，多发于居住情况证明、工资收入证明、交通费发票、误工休息证明等。二是作假目的性明确，目的在于提高赔偿标准，如提供虚假劳动合同或不实工资证明，以获取高额的误工费或护理费；提供虚假租赁合同或居住情况证明，以适用城镇赔偿标准；提供就医之外的交通费发票，以主张额外的损害赔偿等。三是作假隐蔽性较高，虚假证据往往在形式上符合法律要求，例如未经核实即出具的居住情况证明盖有居委会印章，难以为法院所识别，只有在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的情况下才进行实质审核；即便对方有异议，也难以提供证据推翻。四是司法处罚力度低，民诉法规定对于伪造重要证据的，法院可采取罚款、拘留、追究刑事责任等措施，由于做假方基本为赔偿权利人，法官通常只对虚假证据不予采信，或当庭训诫，极少选择法定强制措施。

浦东法院表示，在诉讼中作伪证，严重侵犯了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破坏了司法秩序。浦东法院因此建议，加大证据审查力度，保持敏锐度，提高证人出庭率，必要时依职权进行调查；强化释明引导作用，在各环节进行作假风险揭示及诉讼诚信教育，引导合法行使诉权；发挥处罚震慑效果，必要情形应给予司法处罚；寻求多方合力解决，加强与交警部门、劳动部门、居（村）委会、保险机构、医院等协调与沟通，加强管理与监督，共同构建社会诚信体系。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