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钱蓓

2015年上海居村委会换届，最“弹眼落睛”的事情莫过于选出了3名博士学历的居委会成员：49岁的朱应平是华东政法大学的法学教授，43岁的汪东现为一家证券投资公司的合伙人，43岁的马宁在复旦大学化学系获得博士学位。他们分别由长宁、杨浦、普陀的居委会选举产生。

三顶博士帽，戳破了上海居委干部学历水平的“天花板”。在这之前，居委干部学历到硕士“封顶”：上一届居委会共有硕士学历成员51名。今年，硕士居委干部增加到了91人；上海村委会中也有了6名硕士成员。这么一算，上海居村委干部中有博士、硕士成员共计100名。

上海现有居村委成员2.7万余名，“硕博”成员占比0.37%，这个微不足道的百分比，是居村委干部成员结构逐年调整的结果。紧接着上海市委“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调研之后举行的这次换届，选出了一支学历水平大幅跃进的队伍。来自市民政局的数据显示，居村委干部中本科及以上学历成员占22.7%，比上届提高9.6%，大专学历占34.1%，比上届提高5.1%。

所以，几年前还被热议的“大学生进居委”，现在已然不是新闻。上海社区治理的现实需求，迫使以居村委干部为代表的社区工作者逐步“换血”，一代代快速“变脸”。高学历人士的青眼，意味着居村委干部岗位的价值正在提升，也意味着社会对基层社区工作者的要求正在提高。

“硕博”们能不能回应社会的需求，由他们主导治理的社区未来会迎来什么样的变化？本报记者约访了本次当选的3名博士，听他们讲述成为居委干部的历程和心情。

“我研究宪法，想了解基层社区自治什么样”

博士名片：

朱应平，男，1966年生，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宪法教研室主任、公法研究所所长。现任长宁区周家桥街道三泾南宅居委会主任。

访谈实录：

我2003年搬到三泾南宅小区，2006年左右开始做些社区服务--当时，居委会建议我在小区举办法律咨询，每月一次，这么多年下来也混了个脸熟。

我是小区在职党员议事会的成员，很多社区公共事务的讨论都参加。平时有“学雷锋”之类的志愿活动一般也都会去。

今年换届，居民区书记黄丽飞来征求我的意愿，问我愿不愿意竞选居委会主任。我喜欢社区服务，又是研究宪法的，当然想了解最基层的社区自治是怎么回事。唯一的担心是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坐班。书记说居委会允许有非全日制成员，所以我就签了字。

我1998年毕业后落户上海，是个“新上海人”，现在也还不太能说上海话，参加选举其实心里没底。8月15号投票，主任是二选一。统计结果的时候我没好意思问，如果选不上，面子上不好看啊。结果后来，黄书记让我去领了聘用证书，就这么选上了。人不管在什么环境里，能够被别人认同还是蛮高兴的。

今后的工作嘛，概括地说就是参与小区公共事务的讨论、协调、决策工作，我也会去了解和熟悉居委会的运转方式，看看自己能做什么，该怎么做。

收入？我不太了解，也没问过，反正也不是为这个来的嘛。

“社区管理需要更多经济宽裕、时间宽裕的人”

博士名片：

汪东，男，1972年生，上海交通大学金融工程博士，现为一家证券投资机构的合伙人。江浦路街道海上海居委会成员。

访谈实录：

我2007年住进海上海小区，党员关系转到社区。作为在职党员，跟居委会有很多互动。

入住海上海小区至今，业委会的运转一直不太顺利。第一期业主住进来快10年了，房子开始出现问题，像是电梯老化、栏杆生锈等等，没有很好地解决。作为业主我很关心小区的管理问题，物业弄好了房产也升值。

居民区书记知道我是党员，也很热心社区工作，问我愿不愿意参加换届选举。我是做证券投资的，平常工作时间有点弹性，愿意跟人打交道，可以用非全日制的身份加入居委会，于是就报名了。

加入居委会，相当于是社区里的公众人物了，选举期间我的基本情况也都给大家公示过；所以以后做事要更加谨慎，要自我监督。现在居委会办公室有7个人，其他6人都是女士，人家说我们这是“非常6+1”组合。投票那天有不少男性业主选了我，他们觉得和男性居委干部便于沟通。

收入？我不知道啊，无所谓。以后的社区管理，可能会需要更多经济宽裕、时间宽裕又有服务意愿的人，通过创新的方法和技术提升社区管理的水平。

“面对居民不抱救世主的心态，而要将心比心”

博士名片：

马宁，女，1972年生，复旦大学化学系博士，曾在上海交通大学任教。因家庭关系，做了3年全职妈妈。现在普陀区宜川路街道平江居委会担任居民区副书记，全日制。

访谈实录：

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做过老师，也在医药企业工作过。我和爱人都是博士，工作挺辛苦的，有了孩子以后，我辞职在家待了3年。重回职场难度比较高，天天在家待着也不是事儿，一年多以前，听说居委会缺人，我去和书记聊了一下，决定尝试下居委会的工作。

换届选举之前我已经在居委会服务过1年，先是做计生工作，后来又给书记当助理。现在被选为居民区副书记，主要负责调解工作，平均每天解决一两起争端。找居委会调解的人一般都是带着气来的。我告诉他们，你是来解决问题的，不是来跟我吵架的，嗓门高了血压也高；你把嗓门降下来，大家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做出这个姿态以后，居民的气会顺一点。我觉得自己做调解做得不错，面对居民不要抱着救世主的心态，将心比心去了解他们的困难，居民都是能讲理的。我介入之后，有些原本要拳脚相向的居民，最终都能理性商议。

我住在平江小区，小区楼里住的很多老师我都认识。说起来，我有点不太好意思上门。但那是我联系的片区，一定要去。

过去基层工作被很多人看不上，我来了之后发现居委会和想象中不太一样。现在的年轻人大多不踏足居委会，居委会要想办法服务到这些人，把他们吸引到社区，这是让社区变得有生机有活力的基础。

收入？每月两千多。“一号课题”之后，居委会的收入待遇将有所调整；希望这样的调整，可以吸引更多有能力、有想法的年轻人参与到社区管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