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晨报社1933年出版的夏衍关于电影的译著

据夏衍的回忆录，他实际上是由于和明星公司经理的私交而受邀成为该公司的“剧本顾问”。《懒寻旧梦录》中记载，夏衍的朋友钱杏邨是明星公司经理周剑云的密友，他们第一次与明星公司的导演张石川、郑正秋见面，是在法租界著名的DD咖啡馆。夏衍等共产党人进入电影界之后，在当时负责上海进步文化工作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瞿秋白的指示下，“谨慎小心”地开展了夺取电影阵地的工作。当时制定的为进步电影奠定基础的方案是：一、通过开展电影批评，为进步电影鸣锣开道；二、从话剧界等向电影界输送新人，扩大阵地；三、翻译和介绍苏联等外国进步电影理论和剧本，提高电影界的思想艺术水平。

明星公司的经理和资深导演——张石川和郑正秋意识到，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以及轰炸上海的暴行令上海观众的观影口味为之一变，新激发的爱国主义情绪令他们不再青睐武侠片和感伤的伦理剧。左翼剧作家触动了中国观众的焦虑，其采取的方式不是直截了当的意识形态灌输，而是在故事层面给观众带来一种新的叙事模式，描写那些寄居在拥挤的都市空间里的小市民，将其作为反映社会等级差别的一面镜子，并在主题上将城市、乡村隐喻为反差鲜明的恶、善世界。

1932年7月，“左翼剧联”成立了“影评人小组”。这是一个以共产党人为主的松散的群众组织，主要成员有夏衍、郑伯奇、钱杏邨、洪深、王尘无、石凌鹤、于伶、柯灵、鲁思、唐纳、毛羽、舒湮、李之华、陈鲤庭等，它通过各种公开和合法的形式，并派人进入上海各大报刊的电影副刊，如《申报》“电影特刊”、《时事新报》的“电影时报”、《晨报》的“每日电影”等担任编辑，团结了许多影评人，组成了一支坚强的影评队伍。

1933年3月，夏衍与阿英、王尘无、司徒慧敏、石凌鹤组成中共文委电影小组，并担任组长，直接领导左翼电影运动，也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电影运动的领导。在夏衍、郑伯奇、阿英进入明星之后，田汉在艺华也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在此前担任了联华的编剧，一大批以“剧联”盟员为主的新文艺工作者，进入明星、联华、艺华三家公司。

1934年上海，由夏衍等五人组成的电影小组，策动司徒慧敏堂兄的“电通电影器材制造公司”改组为“电通影业公司”，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电影运动的领导，“电通”成为第一家完全由左翼影人主持的有声电影制片公司。虽然“电通”被迫在1935年底结束业务，但其拍摄制作的《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都市风光》都成为了宣传抗日救亡思想的先锋阵地。

电影《大路》宣传页

20世纪30年代，左翼作家开创的现实主义文学已有一定成就，当他们进入电影界后，自然而然地将现实主义精神带入了电影创作的天地，从而有了现实主义电影的兴盛繁荣。抗战爆发后，左翼电影人转向抗战题材影片，如《民族生存》（田汉）、《肉搏》（田汉）、《中国海的怒潮》（阳翰笙）、《同仇》（夏衍）、《小玩意》（孙瑜）、《大路》（孙瑜）等影片，紧扣时代脉搏，反映了观众的爱国心声。

那些激动人心、鼓舞士气的呐喊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这场打了33天的战争揭开了全民抗战的序幕。战争打响之后，上海市民和全国各地群众组织起各式各样的义勇军、敢死队、情报队、救护队、担架队、运输队、宣传队、通讯队、民工队，形成强大的十九路军编外军团。抗战这根弦拨动了全国人民的激情，由群众自发组织并形成的全民族抗战热潮就此开启。此时的上海影人，特别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影人和爱国人士也加入这股大潮之中，他们用电影来进行抗战宣传，高喊出了“猛醒救国”的口号。

电影《桃李劫》中的《毕业歌》唱道：“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断地增涨！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电影《小玩意》中，叶大嫂在迎新年的爆竹声中冲上街头发出了“救你的国！救你的家！救你自己！”这样的呐喊。

电影《桃李劫》

所有这些感人肺腑的呼声代表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后所有中国人面对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社会现实时的痛苦心声，反应了一个时代的主题。从此，以“家”喻“国”的表现手法和艺术构思变不断在中国银幕上铺展开来。

郑正秋在《如何走上前进之路》中写道，中国正在存亡绝续之交的时期，横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越走越光明的生路，一条越走越狭窄的死路，走生路是向时代前进的，走死路是向时代后退的，电影负着时代前驱的责任……我希望中国电影界叫出三反主义的口号来，就是：反帝、反资、反封。

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电影艺术刚刚起步的那个年代，在中华民族处于外忧内患之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电影之间的故事，成为20世纪上半叶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留给后人的难以磨灭的珍贵回忆，成为抗日烽火中，凝聚人心的独特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