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网讯（记者周其俊）你知道世界现代史上第一个战争时期的平民安全区，诞生于抗战时期的上海吗？一个英国小女孩在日军设在上海的龙华侨民集中营里，她曾度过怎样的一个童年？在那段最艰苦的岁月中，多少犹太难民和中国邻居同甘共苦，参加了抗日战争或地下抵抗运动？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今天（26日）下午，上海国际友人研究会与上海福寿园人文纪念馆联合举办2015年“先贤与上海城市记忆”论坛。沪上国际友人及历史研究专家共同探讨“抗日战争时期的国际友人与上海”，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上海世界史学会会长、上海国际友人研究会副会长潘光在演讲中，披露了著名法籍天主教神父饶家驹在抗战初期的上海难民收容救助工作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1937年8月13日，饶家驹神父和中国银行董事长兼上海华洋义赈会会长宋汉章共同发起建立了上海国际救济会。总部设在今西藏南路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各慈善机构代表人士与各国驻沪领事馆均参与其中。这年秋，眼看中国军队即将撤离上海，饶家驹神父预见到难民问题将更趋严峻，遂提出在租界外的南市设立保护难民的安全区和难民收容所的设想，并为此四处奔走。由于各方在该区域性质和主权等问题上争执不下，饶家驹以高超的斡旋技巧提出了一个使用自己名字的特定名称“饶家驹区”，获得了各方的认可。于是，上海国际救济会、上海市政府和日军当局三方于1937年11月5日达成协议，确定成立由饶家驹神父为主席的机构，负责主持此事，并宣布从1937年11月9日中午12时开始实行。就这样，世界现代史上第一个战争时期的平民安全区--“饶家驹区”在中国的上海诞生，总共收容了约三十万难民。

“饶家驹安全区”开创了这样一种模式，即在战争期间不仅要保护交战双方的伤员，而且也要保护战区的平民。德国人约翰·拉贝所领导的南京国际安全区在成立之初，正是通过饶家驹神父与日方进行联系，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了20多万中国难民。此后，在抗战期间的武汉、杭州、广州、福州等地，“饶家驹安全区”的模式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复制，特别是1938年10月，在武汉沦陷前，饶家驹神父亲自领导了汉口难民区的创建，再次救助了4万中国难民。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籍女教授、上海白玉兰奖获得者白丽诗在演讲中，介绍了她年幼时在上海日军盟国侨民集中营的亲身经历。

白丽诗于1933年出生在上海，1937年她在虹口的家被一颗偏离了目标的日本炸弹炸毁,家中的财物损失殆尽。幸运的是，她那时正好都在达拉斯她母亲的家里。1941年12月8日她去学校时，老师对她说，“回家吧，战争已经开始了。”那天早晨，日本人占领了上海的公共租界。

1943年4月10日，白丽诗和她的父母、哥哥被卡车带到龙华侨民集中营--原来上海中学的校舍，离龙华塔不远。一家四口被指定住在“G区”的一间小房间，原先是学校的宿舍在校园里有10栋建筑，日本人用铁丝网围起来，不允许到铁丝网外面去。而对单身者来说，生活条件更差，他们必须挨个儿地睡在以前的大教室里。

随着战争的继续，供应食品的量越来越少，特别是缺少水，包括饮用水和洗刷水。日本人每天将水运到集中营，集中营的人们在供应站那里排队，以取得很少量的水。每天早晨和傍晚，“点名号”一响，人们必须站在家门口，由朝鲜看守逐一清点人数，也有少数逃跑的。每个成年人都有活干，孩子们也有活干。白丽诗当时的活是看护小农场里的山羊。

白丽诗说，在被集中营拘留的两年里，最糟糕的是，不知道离战争结束还要多久，与家人隔离还要多久。1945年8月15日，当日本宣布投降消息传来时，整个集中营欣喜若狂。旗子在“F区”飘起，人们在两栋房子的屋顶上举行了欢庆的音乐会。

沙拉是目前唯一留在上海生活的原犹太难民后裔，在中以建交后，沙拉被政府召唤回到了以色列，但她却在十年后重新回到了中国。

谈及回到中国的原因，沙拉深情地说：“我的父亲避开纳粹的屠杀，来到传说中诺亚方舟的上海，并把我生在了这片土地上。我选择讲中国语言，选择吃中国食物，选择交中国伙伴，选择受中国传统教育。

如今的沙拉是社科院犹太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她在全国各地做过几十场演讲，主要是对比中以文化谈孩子教育问题。沙拉表示她接下来的工作重点，是要通过“著书立传”讲父辈、我辈和下辈一脉相承的人生经历，讲述中华民族对生命、对人权的尊重。她还在准备脱口秀节目，要以舞台演出和电视节目形式，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此外，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上海市原副市长周慕尧，上海国际友人研究会会长、上海市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陈一心，上海福寿园人文纪念馆馆长王计生、副馆长伊华出席论坛。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石源华、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馆长陈俭、“红色牧师”董健吾之子董云飞、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苏智良等亦在论坛上发表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