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些优秀的医生，会诊才是收入的主要来源。上海三甲医院医生在江浙沪基层医院“会诊”，酬劳至少5000元起步。

政府试图推动的“多点执医”受到医生冷遇，不被鼓励的“会诊”走穴却热度不减。到底是医生不务正业？还是想象中能够“提升医生待遇”的政策不足以体现医生的市场价值？

上海多点执医试点好几年了，三甲医院的主治医师刘一（化名）还是没有行动。

“我周围还没有人去选择多点执医。”刘一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一方面工作确实很忙，但更重要的是，“有空余时间很多医生都会出去会诊，收入也很可观。”

刘一所指的“会诊”，其实是一种“灰色会诊”。在上海，三甲医院的医生多在江浙沪基层医院“会诊”，酬劳至少5000元起步。

尽管提高医生待遇一直被认为是实施多点执医政策的目的之一，但显然“灰色会诊”来钱更快、更方便。因此，记者发现，多点执医并没有想象中受欢迎。

多点执医不受欢迎？

5月17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其中指出，将会进一步推进多点执医，通过多种形式提升医生待遇。

所谓多点执医，或医师多点执业，是指允许医生受聘于多家医疗机构行医。在新一轮的医改中，“解放医生”成为了一个热门词汇，医生待遇不高被剑指为公立医院以药养医、医疗腐败的根本原因。多点执医的试行，被认为给提高医生待遇存在了可能。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记者走访发现，一线医生对多点执医接受度并不高。

“我们周围有一部分医生对多点执医的呼声很高，一方面是多了一个选择，另一方面也有利益驱动的因素在里面。医生并不反对多点执医，但真正去做的人很少。”在已经试点多点执医的浙江，一位公立医院的医生告知记者。

一组数据可以加以佐证。浙江自2012年2月1日试行“多点执医”以来，一年后在相关机构登记“兼职”的医生仅有44名，不少民营医院的负责人抱怨多点执医落地难行。

“临床工作本来很多，本职工作已经很难做完，绝大部分的医生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这位浙江的医生对记者表示。

医生也“走穴”

但记者通过采访发现，工作繁忙可能并不是“多点执医”遇冷的真正原因。因为在繁忙之余，他们总能挤出时间出外进行一些收入颇丰的“会诊”。三甲医院医生或多或少地存在于“会诊”的灰色地带，或许是他们对多点执医不热衷的另一个原因。

刘一是上海知名三甲医院的一名外科主治医生，与很多外科医生一样，他每天都很忙碌：工作日，每天早上七点多上班，查房、坐诊、手术；而在晚上和周末，除了陪孩子和一些必要的应酬外，更重要的事情是外出“会诊”。

目前各大医院的会诊方式分为“合法途径”和“私下会诊”两种方式，前者通过医院与医院之间来协商安排：基层医院提出会诊需求，通过双方医务科的对接落实到三甲医院相关科室，再指派医生前去就诊。

“程序非常复杂，医生也不愿意做，每次给医生的补贴在300~500元。现在这样的合作越来越少，多数是一些合作的‘面子工程’。”刘一说。

与此相比，医生私下会诊越来越流行。私下会诊不需要通过双方医院，病人或者基层医院的主治医师通过私人关系邀请大医院专家，双方对病情进行确认，认为有会诊必要就可以进行，会诊地点多在基层医院。刘一做的便是这样的私下会诊。在上海的三甲医院，这是多数主治医生的常态。“对于一些优秀的医生，会诊才是收入的主要来源。”刘一说。

在风头正劲的大健康领域，医生的工资并不如人们想象中的风光。

作为一个苦读八年拿到博士学位、临床经验超过八年的外科医生，刘一每月全部到手的收入也只有一万元左右。而这在三甲医院里已经算是不错的待遇了。

“一些知名三甲医院的明星医生，有住别墅的，开豪车的，其实主要依靠的都是会诊的收入。”刘一说，他所了解的上海一位心血管方向的顶尖级专家，出场费达到五位数，周末一天甚至穿梭于两三个地方进行会诊手术，“常常一台手术还在进行，车子就已经在楼下等着接他去下一个地方。”

不少一线医生向记者坦言，相比会诊，多点执医不仅有“备案”、登记这样的复杂程序，收入上也势必面临着监管，高达上万的会诊费用根本不可能被管理部门接受，医生们自然更愿意参加像会诊这样方便、高收益的医疗活动，尽管这并不合规。

当然，这种灰色会诊也存在风险。作为一场并不经过双方医疗机构的“灰色交易”，如果出了医疗事故，谁来买单?

“如果出事了，一般是基层医院的医疗机构负责，因为这些医院也想与这些专家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树立口碑。而专家所在的医院其实对于这样的会诊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医生资源现在很紧张，医院不会为了这样的事情失去紧缺的专家资源。”

而在这样一个不通过双方医疗机构的活动中，有资源的基层医生成为了会诊的关键中介。

“这些基层医生常年积累了人脉，或者在大医院见习认识了专家，当他认为自己的患者有必要进行会诊时，就会给患者这样的选择，为他们牵线搭桥。”刘一说。

降温特需服务挤压走穴空间

除了医生的积极性不高，对于公立医院来说，“奉献”医生，更意味着核心医疗资源的流失。

“对于医院来说，多点执医的放开是增加了管理难度，因为它对医生的控制力会减弱。这也是多数公立医院对多点执医并不感冒的主要原因。”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深层次的医改为这样的顾虑提供了政策的撬动点。

此次发布的《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特别提出，公立医院特需服务的比例不得超全部医疗服务的10%。

实际上，在此轮医改中卫生管理部门“剥离公立医院特需”的规划就已经与公立医院的营利诉求形成了对峙。

在业界，这样的举动一方面被理解为消除公立医院的营利属性，另一方面，也被理解为是在释放一部分的优质专家资源，让他们有一定的时间到社会化的医疗机构中发挥效能，为今后多点执医的政策推动埋下伏笔。

目前已经有公立医院正在与民营医疗机构商讨，将特需服务搬离到民营医疗机构中来进行。业内人士表示，在这样的合作模式下，医院存在了推动多点执医进行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