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鹏

 

古语云：“以诚感人者，人亦以诚待之。”

 

黄贻钧先生于1915年出生，我于1925年出生，他整整长我十岁。我在上海交响乐团工作数十年，和贻钧大师合作数十年，学习数十年，同甘共苦数十年，亦师、亦长、亦友数十年。

 

黄老是上海交响乐团首任团长，是我国交响乐历史上第一位中国人自己的指挥家，是第一位由卡拉扬邀请指挥西柏林交响乐团的中国指挥家。他是音乐界的长者，是乐坛的权威，是开创我国交响事业的一代元勋。

 

感谢上海文汇报“笔会”，在1998年10月13日，为纪念贻钧大师逝世三周年，专版登载了我写的纪念文章。当时黄老夫人还健在，当天见报后我即电话告知此事，她感谢说：“……我和儿辈们恭读了好几遍，大家都深受感动，立即又购得若干份备赠亲友……”

 

我在该文的结束语中写道：“玉渊山林，珠明崖岸，黄老以德治团，乃兴业之本，后人之表率也。”这也是我著文的中心思想。

 

怀旧思故，岁月无情，岁月更含情。我想趁我健在之时，再能追念、回忆一些事，也表达我对以黄老为首的合作了半个多世纪的全团同仁的崇高敬意。

 

“文革”前上海交响乐团人员概况

 

“文革”前我们乐团共有106人：有团长、指挥黃贻钧；副团长、指挥陆洪恩；指挥曹鹏；有以柳和埙为首席、陈慧尔为副首席的全团演奏家约88名；有独奏家顾圣婴；作曲家瞿维、茅于润；艺术资料室专家杨民望、水漪华；有会计二名；乐务、服装、勤杂各一名；炊事房大师傅三名及每天24小时以团为家的门房兼传达工作的沈良；有专职党支部书记及人事干事各一名。

 

“文革”前我们每两个星期举行一套音乐会，每套曲目演出两场，首场于上海音乐厅演出。为扩大听众面，第二场送乐上门，搬迁至解放剧场或沪东工人文化宫。夏季的暑期音乐会或在万人文化广场，或在当时全国闻名的旅游景点“上海大世界”举行。

 

当时由于西方国家敌视、全面封锁中国，每年的海外客席指挥等音乐家基本来自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那时，每当演出搬运乐器时，除后勤人员外，各声部也轮流值勤参加。由团长、大指挥家黄老带领，全体演奏员都参加搬运乐器，这也是团史上独特一景。

 

我来“上交”任指挥的前后

 

1949年解放初期,我随华东军区文工团进入上海后，不久即转业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我担任乐队长及指挥，并着手组建电影乐队。由于解放前中国社会贫弱 落后，西乐演奏人才奇缺，仅能招聘到三十余名演奏员，所以每次录音必借当时“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的中、外首席等参加，黄老是他们的“领头，还兼任圆号演奏”。他们这些高手识谱快、演奏能力强、工作认真、质量好、效率高，每次录音都给我留下美好的印象。

 

解放初期，国家尚无币制，是以粮、油、布 等折合为“单位”计算，每人每小时支付“八个单位”，这在当时已属较高的标准。在合同中还规定：录音时间超过合约预定的十分钟，按一小时支付。而且在录音中，如因对不上画面等出现两次差错而导致浪费稀有的磁带时，厂长会亲自到录音棚查问。

 

为在录音时准确无误，我总是一个人通宵达旦地在剪辑室，用手摇机仔细核对画面的尺寸，甚至学会了自己放送影片。厂方还告知我：由我陪同黄老等中、外演奏家在一家饭店吃鸡汤面，并告：他们都爱吃这里的鸡汤面。

 

1951年，录制作曲家苏民的一部影片后，苏民非常满意，建议和乐队一起合影留念。我们留下了黄老，还请他换上了上影乐队一色的制服——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脱下西服，穿着制服、拿着圆号坐在乐队中。我和苏明蹲在乐队两侧。（见下图）

 

1952年上影乐队和北影乐团合并，我调北京电影乐团任副团长及指挥。

 

1954年6月我考取留学苏联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歌剧交响指挥系。

 

1959年8月，我还是四年级的留苏学生，应黄老邀请于暑假回国指挥上海交响乐团举办的音乐会。黄老与陆洪恩一直在排练场全程听我的排练。现在回想，应该就是考察，或许就是“考试”。

 

上午在上海音乐厅走台时，黄老告知我：希望我将全场曲目如演出一般完整彩排，因楼下已坐满了上海音乐学院的师生。演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也是在此次排练、演出后，黄老、陆公就慎重向我提出：希望我毕业后能来上海交响乐团工作。

 

1961年3月，我自莫斯科音乐学院毕业返国。当时本应留北京工作，但黄老为调我来上海交响乐团，请乐团支部书记陈希民专程赴京，向文化部申请并和电影 局协商。为此事，陈希民在北京和电影局协商近一个月，互不让步，难以达成一致。最后是文化部为支持上海交响乐团的工作，专门决定并发文：曹鹏同志调上海交 响乐团任指挥工作。

 

后来，“文革”一开始，我享有的第一条罪名就是“曹鹏来乐团后和反动学术权威黄贻钧一拍即合”。我当然“认罪”。

 

我在苏联曾和众多优秀乐团合作。回国后，指挥上海交响乐团，从第一个排练起，我已感受到乐团演奏家的敬业精神及艺术上求精求深的作风。如老演奏家大提琴 首席陈鼎臣先生在排练前，主动请我先听他演奏李斯特交响诗“塔索”中的独奏乐句并听取意见。又如有一次排练一首新作品，按我的习惯，为减轻乐队员疲劳，在 排练结束后，我会收起乐队演奏谱，带回家仔细推敲修改弓法、表情、呼吸乃至配器等。但当我欲收谱时，被乐务告知：“谱台上全是空的，乐师们都带回家练习 了。”乐团的整体素质，令我肃然起敬。

 

那时是低薪制的年代，乐器大部由国家供给，优质乐器甚少。所以遇到重要音乐会时，黄团长会动员：请把家中的优质琴带来参加演出。也由于黄老的威望，司徒海城等老演奏家都会带来家中的名琴、宝琴参加演出。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乐团之“仙”现今或称之为总监、首席指挥。黄老具丰厚的乐队经验、全面的音乐修养，更具深邃的人生感悟，是我国乐坛难遇的一位“仙人”。

 

 

“质朴从艺”“大度从艺”

 

我于1961年8月正式来上海交响乐团工作。黄老即于当时的上海文化俱乐部宴请我们全家，为我接风。北京李德伦学长来任客席指挥，他也必在文化俱乐部宴 请。李德伦学长曾说：“黄贻钧一向有饭大家吃，解放前的穷音乐家常得到他的慷慨帮助。”法国指挥家比利松来乐团任客席指挥，黄老曾于家中设宴。每次宴请 时，我、陆洪恩、柳和埙（乐团首席）、隋月龙（小提琴家）都会参加。必须说明的是：以上一切宴请均由黄老自费。

 

在很长一个阶段中，我们演出的夜点费是：每人2角5分加2两粮票，可享用一瓶啤酒及一碗清汤阳春面。黄老告诉我：他在上海音乐学院兼任训练乐队的指挥课，每月有数十元的额外收入，可不上交夫人，有权自理。隔一段日子，黄老就会请我去文化俱乐部改善一下。

 

在上世纪60年代吃不饱肚子的时期，几乎一切凭票供应。黄老对我说：很抱歉，上海文艺界少部分人每月有15张优惠餐券，可以免粮、油票，廉价在此享用市场上稀缺的肉类等菜肴，但你来上海前已停止扩大发放名额了。其实黄老的15张票也很有限，他请我吃饭，实际是剥夺了他家人的利益。所以当我了解此情况后，就尽量谢之、避之。

 

在上交，团长们的办公室设在主楼的二楼，外间是客厅，里间仅约十平方左右，却挤进了黄贻钧、陆洪恩、陈希民三张办公桌。我 来任指挥后，黄老立即将他办公桌右边的抽屉撤空并转向，由我和他合用办公桌。我一再感激并推辞说：我无需办公，我也不来办公室。但他说：就留着，抽屉可以 放乐谱，可以来办公室休息。

 

大约在每年十月时，黄老会用一张大纸划分十二个月，按每月两套音乐会、以三位指挥为一轮，先由我及陆洪恩填写全年 可能的演出时间及曲目，最后由他自己填写、补充及统一。按说他作为团长、首席指挥，即现在所称的“音乐总监”，应该自己先安排音乐会的时间及曲目。为此事 我和陆公曾多次向他提出意见，但他总是谦让；而且他作为乐团的一把手，总是尊重我和陆公自己填写的曲目。

 

黄老质朴从艺，大度从艺，待人宽厚，为人仁义。他一生都以尊重人为上，这种尊重不仅是因他精通艺术规律，尊重艺术规律，更是他人格品德的体现。他的“特权”无它，就是“特别尊重他人”。

 

黄老助我、助新人、助团队

 

1961年我来上海工作后，在黄老的支持下，应邀指挥上海歌剧院于国内首演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当时我应邀协助训练及指挥演出遍及上海所有音乐团 队，甚至还于北京总政在上海举办的指挥训练班上任教，凡此类活动，不管是彩排还是演出，黄老及陆公二位都会亲切关心、热情支持，演出时也必亲临现场热烈祝贺。

 

1984年8月，我应邀去安徽省歌舞剧院交响乐团帮助训练并举行音乐会，曲目中有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田园）。在演出前一天，双簧管首席 突发盲肠炎，需紧急开刀治疗。但是，群众购票踊跃，音乐会票全部售完，演出日期不能改动。当时在安徽地区，想要借到不经过排练即可登台演出的人选，比登天还难。在此危急情况下，我只能求助上海，拨通黄老家的长途电话，讲明情况并点名双簧管首席郭俊杰来参加演出。黄老当即表示：“上海排练让路，全力支持，急购机票，请郭俊杰在演出当天下午到达，当晚即参加演出。”演出非常成功，真是得黄老神助之力。

 

1985年11月，我双脚骨折上了石膏，不能行动。但那个月美国“Ron国际咨询公司”邀请我指挥上海交响乐团在沪举办的“国际经贸论坛”大会的闭幕演出，及上海交响乐团举行贝多芬第五（命运）及第六 （田园）两部交响曲专场。我又受了上海乐团陆在易团长邀请，指挥该团在中国首演德国作曲家Orff的大型交响合唱《卡尔米纳·布拉拿》。两个单位的三套音 乐会日期早就定下，票也已售罄，难以改期。那一阵常常是交响乐团、上海乐团上下午轮回排练。我家又住在四楼，骨折后得每天由人背着我上下楼梯、上车、上指挥台。但在上交指挥二场贝多芬专场时，我双脚疼痛剧烈，难坐难眠，实在难以坚持指挥全场音乐会。在演出前两天，我求助于黄老，他当即答应代我指挥下半场 “贝六”——救场如救火，我真是感激不尽。

 

黄老的时代，乐团每年夏天会留出三天为上音作曲系的毕业生试奏毕业作品，优秀作品还可列入我团的音乐会。当然那个年代是不收任何费用的。

 

那时上海凡参加国际比赛的声乐、器乐等年轻选手，在比赛前几乎都由我们上海交响乐团为之预练及举行音乐会。甚至有一年北京中央音乐学院林耀基教授曾给我来电话求援，希望薛伟在参加国际比赛前能来上海交响乐团进行实习锻炼。在黄老的支持下，乐团调整出两天的日程为他作合乐排练，那次林耀基老师也陪同来上海。

 

以黄老为首的我们三位指挥几乎走遍了上海各音乐团体，帮助训练、授课及举行演出。以前上海交响乐团，只要兄弟单位有要求，不管是乐谱、乐 器等，总是大力支持。约在1963年，黄老提岀：上海交响乐团有原“上海工部局乐团”留下的大量歌剧等珍贵乐谱，全部赠送给中央乐团，因为他们有合唱团、独唱家。

 

以上一切活动都是为支持音乐事业、为培育音乐人才的大局。从未有金钱交易，更未听说过“红包”二字。全乐团人员都为培育年青的一代音 乐家、为扶持中国的交响乐事业而尽心奉献。黄老作为无门户、地域之成见的老一代艺术家，率领着上海交响乐团和各兄弟院团互敬互爱，广为团结、广为联系又广 为服务，在音乐界享有很高的威望，而上海交响乐团在乐坛上也成了一面备受敬仰的旗帜。

 

指挥家们的情谊

 

那个年代的艺术家，质朴从艺，以节俭为德尚——

 

“文革”前，上海交响乐团邀请国内的李德伦等名家来任客席指挥，都是让他们住宿在团长办公室内一个约四平方的亭子间，上海人称“箱子间”，房中仅能放一单人床及一小桌。他们的三餐也都在乐团食堂，每次借一辆自行车给他们作交通工具。结果有一次，出现了有惊无险的一幕：在文化俱乐部宴请后，我们全体骑车先送李德伦回乐团。进门就是一条幽静的林间小道，但路不甚平坦、路灯又较暗，德伦兄突然从自行车上摔下，我们纷纷下车前去扶之。总算万幸，他倒在了小道旁密 密而柔软的冬青树丛上。黄老说：李公太魁梧，一般自行车经受不起。第二天排练时，黄老又向全体乐队成员通告此事，为他借了一辆大号的自行车。

 

我自己也经历过一次险情：1959年暑假，我首次应邀和上海交响乐团合作，也住在那亭子间内，也是借一辆自行车作交通工具。但为了晚上演出，团里专门为我雇了一辆三轮车。谁知车子老旧，一路上脱链两次，在上桥时又第三次脱链，怎么也挂不上，而蹬车者又是一位老人，我虽焦急万分，但还要耐心安慰并下车帮助他挂链。待我到达音乐厅时，只见黄、陆二位团长都焦急地在音乐厅门口张望，幸得我已身穿燕尾服，跳下三轮车就奔上指挥台。虽然已是一身冷汗了，然而一棍子下去，即进入到美妙的音乐中……

 

平时每次排练，我们三人常互相观摩，切磋技艺。如一次陆公排练贺绿汀的管弦乐组曲，在中间休息时，他说：“找不到处理的感觉。”于是三人一起探讨，我们的共识是：贺老的作品就同他的人品，风格淳朴秀丽、内涵挺拔刚毅，要像演奏莫扎特的音乐风格一般深耕细作，给了陆公很大启示。有一次黄老排练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休息时他问我：“速度如何？”他说他常因找不到准确的速度而苦恼。我在排练后，也总是向他俩请教，得益良多。

 

黄老、陆公和我不论是谁指挥演出，另二人必定出席，待演出后也是相互祝贺，相互等候。巧的是，我们三人都是向静安寺同一个方向返家。三位指挥、三辆自行车，一路同议同谊，相处之洽，难以尽言。不管是年龄还是资历，我都是小弟，黄、陆二位是兄长，是师友。他们的照顾、帮助，实乃我艺术生涯之 幸也。

 

“文革”后，尤其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更加祈求补回失去的时光，格外珍惜生活、珍惜友情。在黄老平反及恢复一切职务后，我们也可以在春节时互相拜贺、真情祝福。

 

1979年，我还处在可打、可用的半靠边状态。卡拉扬率柏林交响乐团来北京演出，也是黄老在给上级的报告中加上了我的名字，我才能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于北京欣赏了这位划时代的指挥大师的三场演出。这既是享受，更似听到了“美无涯、生命无涯”冲击心灵的召唤。在此期间，我和黄老一同住中央乐团宿舍。小泽征尔第三次来华，于北京指挥中央乐团演出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也是黄老要我共同赴京，我们仍一起住在中央乐团宿舍内。

 

在我69岁生日时，黄老已因病不能走动，他请大孙女黄蕾（现任上海交响乐团小提琴声部演奏家）当天骑自行车送来一束鲜花、一个大蛋糕以及一个大瓷花瓶。在瓶上黄老亲笔题写“贺曹鹏大师七旬晋九华诞”。苦难后的情谊，来之不易呀！令我甚是感动。

 

1989年，黄老已离开舞台很久了，那时他是上海交响乐团的“名誉总监”，而我已借调到上海乐团仼艺术总监、首席指挥。我和上海乐团同仁们都盼望黄老能来上海乐团指导举行音乐会，而且我告知黄老：上海交响乐团品德优秀的原支部书记兼副团长秦淑兰已来上海乐团任总经理；周生永任“乐队长”；部分资深老演奏 家如首席柳和埙、郑德仁、学淳、陈道益、林宜弩等被请来加盟协助。他很高兴地破例接受邀请，于1989年5月29日指挥演出了贝多芬的“埃格蒙特”序曲， 非常成功。

 

后来我们才意识到，那是他的“告别音乐会”，竟然还不是指挥自己的上海交响乐团，而是指挥着年轻、有朝气的上海乐团。节目单上是黄老自己写的《最后的演出1989.5.29“埃格蒙特”序曲》。

 

黄老家风古朴，严谨低调。他的三个儿子：天锡、天麟、天熊分别进厂、入伍、下乡，都未能继承音乐。我们虽相处数十年，却从未听到他任何怨言。令他晚年深感安慰和幸福的是：三个孙女都能接班音乐事业，和音乐结缘，他还能指导三个孙女练琴——大孙女黄蕾奏小提琴、二孙女黄蓓弹钢琴、最小的孙女黄芳学大提琴。 他的小孙女也是全家最宝贝、最宠爱的。每次我去他家时，他总要让可爱的小孙女来见曹爷爷，让我也分享着一份天伦之乐。

 

三位可爱的孙女还组成了三重奏，这浓浓的隔代情更是老人们的福分。这时黄老无需指挥棒，无需燕尾服，排练着“黄室小乐团”。那合家欢的画面也是天伦之歌，永远地、深深地镶刻在阖家三代人的心中。

 

黄老情系交响，晚年在病房时还写信给上海交响乐团职代会：“半个世纪以来，我学于斯，习于斯，受训于斯，成长于斯。中外同仁、同事、同志，都是我难以忘怀的恩师。”以黄老的学识、地位、资历、口碑，能亲切而诚挚地称乐团同仁为“恩师”，世上能有几人？！

 

“宽厚待人，淡泊处世，严肃从艺。”此乃黄老一生的准则，也为艺界树立了一块丰碑。

 

谨以此文，追念交响乐坛上的泰斗黄贻钧指挥大师。

 

2015年4月，时年九十

 

编者附识

 

柯灵先生曾将文汇报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喻为“道义之交、鱼水之情”。曹鹏先生寄来的这篇专稿，既是他与黄贻钧先生惺惺相惜的记录，也反映出文汇报与文化界、与 老艺术家的深厚感情——曹鹏先生在给我们寄来文章的同时，还附了一张他珍藏的1998年10月13日文汇报的照片，那上面是他在黄贻钧先生去世三周年之际 写的文章。现在的笔会编辑，当时几乎都没有在这个部门工作，为此，我们特地从稿库里把17年前的文章找出来又看了一遍，更增添了对曹鹏先生的敬意：一位九 旬老人怀着对师友的情谊，追记了当年交往的新的细节，还有不少早年上海交响乐团的珍贵史料——所谓文脉，就是这样传下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