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首席记者 江胜信

红墙、绿树、飞舞的杨花……都没有变，仿佛旧时光。王津第一次来到故宫西部地区的这间小屋，是38年前的1977年。那会儿，他16岁。从此，他留了下来。

王津是古代钟表修复技艺的第三代传人。作为300多年间故宫唯一没出现断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古代钟表修复技艺去年底入选全国第四批“非遗”名录。

“现在，确实比过去‘热’了。”身处热度中心，他却像一个保持常态的绝缘体，日复一日潜心同样的事。那可是几辈子都修不完的古钟啊，工艺繁复，且要利用老材料、按照老技法“修旧如旧”，如此一来，一年修不了几件，甚至几年都修不好一件。他打磨着那些齿轮，也打磨着自己的心性，套用洪应明《菜根谭》中的句子，或可称“心无物欲，即是秋空霁海；坐有‘古钟’，便成石室丹丘”。

与他那间“石室丹丘”遥遥相对的，是故宫东部奉先殿内开辟的钟表馆，这里陈列着200多件颇具代表性的清宫遗存。每当领着国外同行参观，宫廷历史部研究馆员郭福祥无一例外领受着他们对藏品的惊叹，以及对他有缘接触、研究这些古钟的羡慕。

与郭福祥结缘的古代钟表，可远不止这200多件。“馆藏总数达1500多件，虽然在数量上不是世界博物馆此类收藏之最，但极尽华美，很多是全球独一无二的孤品，不仅代表了当时世界钟表制造的最高水准，而且更反映出中西两大文化相互碰撞和融合的历程。”

这一件件时间的遗铎，或饱受大洋的颠簸，或历尽西域的风沙，或一寸寸诞生于宫廷能工巧匠之手，陆陆续续被摆上龙案凤几。后来，它们被主人撇下了，“滴答”声被铁蹄声湮没了，俏模样被尘土遮盖了。“累”了，“病”了，锈蚀了，散架了，一个个排着队，等待着古代钟表修复技艺传人们“望闻问切”。

它们是稀世珍宝，而王津又何尝不是“国宝”？“像王津这样能独立修复如此复杂古代钟表的，如今全世界都没有几个。”郭福祥说，“大英博物馆只有一个，很多国家一个都没有。”

既是独门绝活，那么会有什么听来稀罕的传承故事呢？

王津的回答是：“我在这30多年了，日子就这么平平淡淡。来了学徒跟我上手干就对了，说别的都是白搭。”

郭福祥的回答是：“修复技艺是很枯燥的，一点都不浪漫。”

独具特色的宫廷传承

明明是连续传承了300多年，为什么传到王津，他只是第三代传人呢？

郭福祥解释道：“那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后算起的，徐文璘是第一代，之前没法算。”也就是说，徐文璘的师父是谁，师父上面还有谁，都已经没法考证了。

最早把西洋钟表带进紫禁城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601年，他辗转托人将40多件贡品送给明朝万历皇帝，其中就包括一大一小两面洋钟。

洋钟这块“敲门砖”果真敲开了紫禁城大门。那会儿，宫中的报时是通过“漏刻”和“更鼓”来实现的。突然冒出的一大一小新鲜玩意，令万历皇帝十分好奇，他立刻宣召利玛窦进宫，对洋钟进行调试。

利玛窦告诉管事的太监，这些钟是一些非常聪明的工匠创制的，能日夜指明时间，并有铃铛自动报时。还说要操作这些钟并不难，两三天就可以学会。

听了太监的汇报，皇帝钦定4名太监跟利玛窦学习钟表技术，让他们3天内把钟调好。3天还没到，皇帝就迫不及待命令把钟搬来，看那指针的走动，听那“嘀嗒”的声音。

后来，皇帝专为那面大钟修了座钟楼，另一面镀金的小自鸣钟，他则随时把玩。皇太后想从皇帝那里借去看看，皇帝心里嘀咕：要是她喜欢，留下不还怎么办呢？他于是叫来管钟的太监，把发条松开，让它不能走动、发声。皇太后借去玩了几天，就还了回来。

钟表的存在必然伴随着钟表的维修。跟随利玛窦学习钟表技术的那4名太监，是宫廷里最早的钟表维修工。但在此之后的40多年内，明清宫廷档案鲜有关于钟表技艺的记载，直到清朝顺治五年（1648年），这门技艺才以一种传承有序的方式得以发展。我们今天所说的“300多年间故宫唯一没出现断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从1648年算起。

这一年，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抵京，传教的同时，他被征召为清宫御用作坊——造办处的钟表匠师。从1648年至1811年，总共有15位传教士，像接力棒一样在造办处传授钟表技艺。从顺治年间对西洋钟表的简单修理和粗糙仿制，到康熙年间成立造办处“自鸣钟处”，修理和仿制渐入佳境，再到乾隆年间成立造办处“做钟处”，制造钟的技术达到鼎盛，甚至还根据中国传统计时习惯自主研制出“更钟”……时光更迭，画出了一条技术转移的轨迹。

清宫钟表技术人员分为三类：一是西洋传教士，他们是御制钟的主要设计人员，是制造和修理钟表的技术指导；二是匠役，即各地技术高超的钟表匠，其中包括岭南地区和江浙一带的“南匠”以及京城的“北匠”；三是做钟太监，为宫中制作钟表最基本的劳动力。

传教士应召入宫，意在传教；清宫征用传教士，意在传技。两者长期互惠，一旦角力，解释权都在皇帝手里。嘉庆皇帝对待传教士的政策突然收紧，要求他们“安分学艺，不得与当地民人往来交结”。造办处的最后一位传教士德天赐，踩及“红线”，私托书信，触犯龙颜，于嘉庆十六年（1811年）被遣送归国，绵延150年之久的西洋传教士连续服务清宫“做钟处”的历史宣告终结。

那会儿，匠役和做钟太监已经学得差不多了。只不过随着国运式微，清宫“做钟处”不如以前那么景气了，不再不计成本创制新的钟表。“但钟表一直在用，一直在向西方买，一直在维修。”郭福祥说。不论是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造办处解散，宫廷里的木匠、金属匠、雕刻匠、珐琅匠等手工艺人流落民间，还是1924年溥仪被驱逐出宫，民国政府接管故宫，出于实际需要，唯有修理钟表的师傅被留在紫禁城内。

不过，这一在宫墙之内连续传承300多年的古代钟表修复技艺，除了从传教士在华活动的相关档案里觅得其前半段的大致轨迹之外，却无法判断到底有哪些中国匠人得到“真传”。郭福祥将此最主要的原因归结为宫廷传承的特殊性。“宫廷需要你，你不来也得来。当然，绝大多数手工艺人将这看作一种荣誉，既可效忠皇权，还可获得经济待遇，并可抬高自己的技术身价。总之，宫廷传承受到了权力、工艺、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家族传承的族谱、法则以及手艺人‘藏一手’的私心，对宫廷是不起任何作用的。”按照成例，宫廷艺人不可能在其制作的活计上署名以标榜个人的技艺，留下的记号是代表皇恩浩荡的“康熙御制”、“雍正年制”、“乾隆年制”……这也是清宫“做钟处”传人难寻的另一个客观原因。

王津的拜师和收徒

1977年，16岁的王津刚刚在北京九十一中学读完初中，正准备响应号召下乡插队，来自故宫博物院的一个通知改变了他的命运。这一年，王津的爷爷、在故宫做图书馆藏工作的王超去世，“院里说可以照顾照顾，让家里人接班。”

“故宫文物修复厂的老厂长带我去各屋转转。”王津回忆起38年前初到钟表室的那一幕，“转到马师父这屋，他就一个人在。他问我，你喜欢什么呀？我说，不知道。师父又问，你喜欢动的还是静的呀？我说，喜欢动的，我三四年级的时候拆过自行车，把链条卸下来，洗洗车轴，上上机油，觉得挺有意思。师父说，挺好。当时他没有多言语。”

“我是被师父看上的。”就这样，王津被分到了马玉良师父的钟表室。马玉良是故宫古代钟表修复技艺的第二代传人，收了秦世明、王津和齐钢3位徒弟。

跟着师父学艺，王津慢慢听说了师爷和师父的“故事”——

师爷徐文璘早年在清宫造办处“做钟处”工作，曾跟洋人切磋过手艺。他是新中国故宫博物院第一代宫廷钟表修复大师，培养了徐芳洲（徐文璘的儿子）、白金栋、马玉良、陈贺然4位弟子。上个世纪60年代，徐文璘去世。王津从没见过师爷。

师父马玉良出生于1932年，上个世纪50年代师从徐文璘。“文革”之前，马玉良和几位师兄弟一直在故宫工作。“文革”一来，师兄弟们工作调动，都散了。1967年，故宫闭馆。1969年，马玉良被下放到五七干校。1971年，故宫博物院重新开放，马玉良回到钟表室，成了这里硕果仅存的修复专家。马玉良有哮喘病，身体不太好。他一直工作到60多岁。2000年去世，享年68岁。

与师爷、师父所经历的动荡不同，秦世明、王津和齐钢这3位第三代传人则幸运得多，始终平平稳稳在故宫做着老本行。上个世纪80年代，故宫文物修复厂扩建为文保科技部，钟表室是其中的一个科室。前几年，齐钢和秦世明从这里先后退休。

如今，古代钟表修复技艺已经传到第四代。2005年，秦世明和王津收了徒弟亓昊楠。小亓毕业于北方工业大学自动化专业，他刚来钟表室的时候，两位师父刚修好“象驮水法钟”，大象的鼻子、眼睛全都能动，他看得入了迷。经过10年学艺，小亓已经能够独当一面。明年，钟表室打算再招聘两名大学生，小亓当他们这一代的领头人。

除了小亓，王津还有一个特殊的“徒弟”——他的儿子。“那会儿，家里小孩可以带进来。从他上幼儿园起，就在这屋这里瞅瞅，那里瞅瞅。我看他有这个兴趣，就开始让他拆装家里的小闹钟……”王津的儿子两年前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颐和园修理古代钟表的部门，子承父业。

既然这门技艺是绝活儿，而且，故宫有那么多钟表等着修复，那么为什么不多多发展传人呢？钟表室满员的编制是4个人，但根子上不是编制的问题。郭福祥说：“古代钟表的修复不能搞‘大跃进’，要慢慢修，仔细修，边修边研究，否则出不了好活，只能出糙活。不能赶，但也不能停，这是全世界博物馆文物修复的原则。”

收徒弟有什么讲究呢？王津说：“我那会儿拜师，已经没有奉茶、叩拜这套拜师的规矩了。我现在带徒弟也不讲这个。”要干这一行，除了必要的学历以外，还是需要一些天赋的，比如动手能力强，悟性高，眼神儿好，喜欢啃硬骨头。但王津更看重的，是“做人”：“一要心静，没有安静、宁静的心，你干不了这个；二要心净，要甘于寂寞，抵制诱惑。别长一点儿本事，就琢磨着去拍卖行做鉴定师。故宫到处都是宝贝，就像是印钞厂，你每天见人民币，对钱还有什么欲望？再者说，修复的东西就像是你养大的小孩，你能放下就走吗？”

小亓接过话匣子：“来这里就别琢磨大富大贵，得琢磨怎么把这门技艺延续下去。”小亓的爱人也在故宫工作，家住东四环，为避开早高峰，他俩每天一大早七点半就到故宫了。“这里环境好，舒畅，接地气。”两口子月收入加起来1万多元，在房价居高不下的北京，这点钱可真不算多。小亓却憨憨地笑笑：“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