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狄青

几年来，我一直断断续续拜读李天纲教授的散文和书评。今年，三联书店增订版的《历史活着》将他近三十年来重要随笔一一收入，让喜欢他的读者得以大快朵颐。

《历史活着》分为四个部分——“告别帝国”、“景风东扇”、“墓前遐思”和“诗无达诂”。虽然各部分文章体裁不一，选题多样，但大都描绘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风风雨雨，突出的则是上海土地上种种人事，因此，在我看来，作者要诠释的似乎不是中国近代的悲欢离合，倒像是上海人的品性和作用。

关于上海的“开风气之先”，李天纲找到另一些例子。在《那时代还不是上海》一文中，作者指出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前期，“吸收西方文化最多的城市是当时的广州”。他举出了外销画作为说明。外销画是广东画家在宣纸上用西洋画法描绘中国风土人情的画作。这些作品出口到欧洲各国，置放在中上阶层人士家里，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外销画在风格、选材和表现方法上和当时西方画法非常类似，远远早于后来上海滩上海派任伯年等画家的作品。到了开埠之后，上海才“成为中外势力碰撞，东西文化相遇的前沿”。革命、艺术、教育、思潮、生活等方方面面，上海成为引领中国时代风潮的圣地。

关于革命传统，不说其他，在民族光复史上，上海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00年，青年学者章太炎到上海张园参与中国议会，在会上“就咔嚓一刀，剪下了当时中国第一个落地的辫子”。落地的是辫子，摇晃的则是帝制。在上海租界里，章太炎发出了鲁迅式的呐喊。《苏报》上的痛骂，让沐猴而冠的帝后恼羞成怒，却唤醒了铁屋里的国人，影响之大，绝不逊于孙中山在广东各地搞的武装起义。上海不仅能破，而且也善立。南洋公学是中国最早的几所大学之一，比赫赫有名京师大学堂还要早。上海成立的中华职业教育所是中国影响最大的职业教育团体。

这些风气之先的背后是上海近代市民社会崛起和公共空间的扩大。作者指出现代社会工商业的兴起，导致传统饱读四书五经却缺乏专业知识的种种中小知识分子几无用武之地，这种身份危机极大推动了各种变革。在《重建“公共性”：“文人论政”的近代轨迹》中，他直斥所谓“知识分子”领袖人物，也是“貌似华丽，听上去激进的言论，其实都是一些马虎见解，糊涂主张，盖因不懂现代社会，旧文人积习使然”。因此，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以来，虽然论战不断，“主义遍地”，整个知识群体认知水平却没有多大长进。那么传统士人是不是走投无路了？成了社会冗余？他们应该如何“走出内廷供奉，步入一个朝着更多公共性的现代社会呢？”，作者认为近代中国上海最早提供了现代社会的土壤，从而为传统士人提供了机会，让他们走上了专业化道路，在大学、研究院、书局、出版社安身立命、发挥所长。这方面，马相伯、黄炎培、吴经熊是楷模，而交大、江苏教育会、商务印书馆则是正果。

李天纲把上海人总是可以领时代之先，归因于上海人独特的品格。他把这种品格追溯到了明末。顾炎武评论明末士人，说过北方学者“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南方学者“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幸运的是，上海的士大夫似乎例外，典型的人物就是徐光启。在《徐光启墓前遐思》一文中，作者点出了他的事功：搞图书翻译，农业试验和军事训练。这种科学务实精神和拾礼于野的开放心灵反映的是徐光启人生追求：但求天上人，不求人上人，在大一统帝国之下，中国人的身份构造规则是追求人上人，地位高于认同。科举考试就是这种地位等级游戏的体现。但是，徐光启老先生却不一样，他以儒家士大夫身份翻译西学，没有觉得辱人贱行，以官员之尊从事农业试验，也无视孔夫子对樊须的鄙视。当然，这可能多少和徐光启转信天主教有关，他的追求天国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尊卑意识，为日后上海人平等待人的传统做了榜样。于是，历史翻过三百年，不期然又有了惊人重现。另一个被李天纲提到的人是马相伯。在《百年之子马相伯》一文中，青年马相伯是一个才华横溢的神父，中年马相伯则凭借着精通八国文字出入幕府，老年的马相伯更是毁家兴教育，以一人之力兴办三所大学。同样不求名利，同样放眼西方，也同样诠释着何为“但求天上人，不做人上人”。这样的人生做派源远流长，久而久之已经成为上海人性格的一部分。流风所及，连不是教徒的上海人也渐渐如此了。在《与官不做，遇事生风》中，作者细细描述了上海浦东人黄炎培先生。一如上海前辈，黄先生没有去“抢夺那盛宴将散之前的残羹剩饭，而是用建设性的方式营造着另一种权力。”他放弃科举，一心办学，江苏教育会是中国地方教育中最为出彩的机构，极大推动了中国现代教育。对黄炎培的论述，在我看来，不仅是对其人的褒奖，也可说是对踏踏实实做事的老上海人品格的赞扬。

但愿我们上海人能保持传统，用开放心灵拥抱现代文明，成为全球文化一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