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上午10点，澎湃新闻记者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先秦考古及中国古汉语研究学者李零一起在上海博物馆参观“周野鹿鸣——宝鸡石鼓山西周贵族墓出土青铜器展”。李零在9日下午在复旦大学有一场有关长沙马王堆的讲座，10日下午在上海大学又有一场论《禹贡》的活动。在“赶场”之间，他还是抽出时间去上海博物馆（以下简称上博）转了转。

李零觉得石鼓山牺尊最好看，因为在其他地方“看不到”。

展览上展出的青铜器，有些连名字都叫不出来。

和一般观众相似，遇到不了解的展品他会提问，也会去看说明。他几乎会在每一处展品前停下脚步，时而踮脚俯视，时而蹲下仰视。如果遇到很喜欢的展品，他也忍不住拿出他的黑色小相机来拍，这时你还会在他平静的脸上看到一丝不易察觉的惊喜。

此次上博所展示的石鼓山西周贵族墓出土文物中，尤以3号墓和4号墓中出土的青铜器为主。李零先看到的是两只出土于4号墓2号壁龛的牺尊。一只高42厘米，长44厘米；一只高32.5厘米，长31厘米。两只牺尊无论造型结构、形体情态，主体纹饰都很相似，只有局部纹饰略有不同。根据目前所发现的资料，类似造型的牺尊有两件，一件为陈介祺旧藏，另一件为1984年陕西长安张家坡163号墓出土的邓仲牺尊。

李零在这两只来自石鼓山的牺尊前驻足的时间最长，和周围人讨论也最久。他的眼光耐心地在两只牺尊上摸索着，从体态、颜色、图案到局部特征，细致到了每一个部分。“它这是多种动物复合的，有蛇、凤鸟。”“我记得是有三色的，可能去过一点锈。”“兽族，是虎豹类食肉动物。“而且你看它头部的交叉尖角，像是特意做的。”

看完两只牺尊，迈开脚步的李零突然想起什么似地说：“这个我也给照一张。”然而，这一照就不只是一张了。李零对着较小的那只牺尊连拍五六张。由于两只牺尊都在转盘上，李零等待着拍摄了各个角度，然后才移步下一件展品。他后来向澎湃新闻坦言，全程看下来自己最喜欢的就是那两只牺尊。“因为见不到啊。”

之后的展品，有高29.7厘米、口径35厘米的乳钉纹四耳簋，也有高3.4厘米、长6.7厘米的“小东西”鸟形饰。走走停停间，李零已拍下不少照片。他随意地参观，也和旁人交流，以至于走着走着他竟又走回原路，“后面还有吗？”惹得众人都笑了。

而据上博方面称，这次展览最“有来头”的其实是分别来自于宝鸡石鼓山、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和天津博物馆的三件铜禁（古代承放酒器的器具）。目前，已发现的铜禁一共存世三件，最新的石鼓山三号墓出土者为目前唯一一件经过科学考古发掘（而非盗墓）的铜禁。而曾因盗墓出土且流走的两件西周青铜禁（现分别收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和天津博物馆）此次也来到上博。

出土于宝鸡的龙纹禁

李零两次见过现藏于天津博物馆、出土于1928年宝鸡戴家湾的龙纹禁。只见这个长方形台座两侧有上下各八共十六个长方形孔，两端有上下各二共四个长方形孔，台面中部有三个椭圆形中空突起的子口。三个口本用以嵌置大件酒器的圈足，然而眼下并无他物。“你看这三个口都是椭圆形的。”李零和周围人说起，“我猜这三个空是放卣（中国先秦时期酒器）的？从形状看应该是放卣的。”

为了拍好这只铜禁，李零也是“蛮拼”的。他先是弯腰凑前近距离观察龙纹禁上的图纹，后来干脆整个人蹲下来，从下往上看龙纹禁的三个口以及底部细节，同时拿起相机拍个不停。过会他又踮起脚尖从上往下拍。而这只龙纹禁其实也有故事。它是宝鸡的大军阀党玉琨盗掘斗鸡台时出土的，一度流于日本，最终回到天津博物馆。军阀党玉琨是与靳云鹗、孙殿英齐名的民国“三大盗宝枭雄”。1927年秋至1928年的春夏之交，党玉琨征发宝鸡、凤翔、岐山等县的上千民众在戴家湾持续进行了半年之久的大肆盗掘文物活动，共挖出青铜器上千件，其中就有这只“龙纹禁”。

一直以来，考古和盗墓联系紧密。就在昨天（12月9日），李零做客复旦大学，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40周年之际开讲长沙马王堆挖掘的历史故事和意义。长沙马王堆三座西汉墓葬的发掘源于20世纪70年代，恰处于“文革”时期，而在李零看来，1949年以后的考古工作和1949年以前的盗墓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49年以前，长沙盗墓全国有名。尤其多数出土物在抗战前后流往上海，并从上海流向欧美和日本的古董市场。李零举例任全生、漆孝忠、李光远、胡德兴这四位1942年时的子弹库楚墓盗掘者和子弹库帛书发现者。他们一如传说中的“土夫子”擅长认土找边（田野考古的基本功），比专业考古学家还厉害，充分证明了“挖掘技术”民间强，后来被官方考古动员起来服务于湖南省博物馆和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并参加了1972至1974年的马王堆汉墓发掘，为子弹库楚墓的重启和研究提供了线索。李零说：“冲在马王堆第一线的其实是这些人。”

    澎湃新闻记者罗昕 报道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