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小区大门口，知了狂叫，烈日当头。不见一辆的士。这个区，几乎在城郊，本区的士不设叫车电话，据说可以用叫车软件——那是我不懂的。朝几家我记忆中有名的大出租公司打过电话去，十有八九是白打，似乎很少有车愿意被调度到这个角落里来。我不过是要去邮局，走着去太远，地铁不到，而公交车在这里，像是不起什么作用。

就是那时候，五十米外，一个粗壮的小伙子冒了出来。他踮着脚尖，伸着脖子，身子前倾，没发话，倒像是在拿身体招手。我明白，他是开黑车的。回国探亲这些天，看到小区门口，总停着那么几辆左顾右盼的车。我正犹豫要不要应承，小伙子已钻回车子。一只蓝色的虫，跌跌撞撞，不管不顾地朝我颠了过来。

妹妹说过：“黑车，你可不能坐！”

而两天前，我和母亲一同外出，也是这样等车的无奈。一位中年男子从一辆黑色奥迪里探出头来。母亲说：“上。”我说：“花衬衣，金项链的，万一是个坏人……”母亲说：“大白天的，我们两个人呢，不怕。”好在不过是起步路程。我有些紧张。母亲大概也是怕的，因为，她一上车就很不自然地急忙表示，我们和老李可是认识的——老李是第一个在这里开黑车的人。这也是大实话，这些年来，我们确实坐过多次老李的车，老李退休了，他儿子家在这小区里。

花衬衣说，和老李一样，自己也是小区里的邻居。花衬衫做过钢材生意，亏了，如今“做挖土车”（在工地开挖土机），工地上没活，就来开黑的。自我介绍：“姓范，范伟的范。”

这就是我全部的打黑车经验了。

眼下这个小伙子，浓眉、大眼、方脸、面色黝黑、开口带笑。汗衫一样的T恤，说不清是黄色还是白色——太旧。不像是坏人，何况，人家的蓝虫子也来了，我就坐了上去。

在一个红灯间隙，小伙子把身份证递给我：“你看看，我的身份证，不怕你见笑，我年纪比你大多了，老啦！” 他说。我笑出声来，不用看，我当然是比他大多了。他给我看身份证，叫我一定记牢他的名字；万一碰上警察，好说，我是他的熟人。

他姓白，有个书卷气的名字。我下意识地念出声来:“1979年6月5日……”

“这不是我生日。”

“什么意思？”

“就是瞎写的。”

“生日怎会瞎写？”

“就是不知道生日到底是哪天，那时地里太忙。忙到后来，我爸妈就记不清了。后来说，大概就是那几天吧。”

“有这样的事！”

“其实我也算知道自己生日的，我和村东头的一个孩子是同一天，我的生日就是那一天！我上午，他晚上——我妈说的。有一年，我跑到那家去问。那家的妈妈说，她也没记清，也是胡乱填了个日子。”

我们在车里笑翻了天。他籍贯安徽滁州。“哦，好地方，醉翁亭！”我说。话音刚落，小白竟字正腔圆地背起《醉翁亭记》来，速度极快，我跟不上。

我夸他古文不错，他说自己最喜欢文史和武术，可惜到底没考上大学，没个专长。在上海打过各类杂工，总算在一所学校做上保安，挺满意；不承想，那里的保安工作半年前外包给了保安公司，他被解聘。于是开起了黑车。但他庆幸自己来了上海：“否则，呆在老家，就真是一事无成了。”他说。

后来我和妹妹说起这个背《醉翁亭记》速度之快让我汗颜的黑车司机。“哦，是不是个一看就是乡下男孩的？”妹妹说，她在党校碰见过小白，他从前正是在那里做保安的。小白在附近租了小屋，妻子、女儿都在上海。

这样说开后，小白口口声声喊我大姐。我用了几次他的车。老李和“范伟”看见了，都一针见血地“忠告”我：小白的车你也坐！那么破，还是没空调的！

这个指控，小白是不承认的。我提过空调的事，我这么问：“今天蛮热，你这车，空调是不是没有啊？”小白说：“不是没有，是不大灵，制冷效果不算最好，可是，也闷不着你。”我还觉得车一直在颠，这个，小白也不爱听，他没有一套说辞了，光是斩钉截铁地回答：“不颠！”他很爱惜自己那辆破破的小车。有一回，开到一条小河边，趁着等人那一小会儿，他已下了河，抹了把自己的脸，然后，弄湿了一条毛巾，回到车内这里擦，那里揩。虽然，在我看来，到处斑斑点点的车里头，揩是揩不出清爽样子的。

那么，我为何还是坐小白的车呢?

除了叫车难，最关键是不受气。不必担心绕路，更不必因为是起步费的短距离，或是南北高架堵车，听某些司机骂骂咧咧——好像，是我让他们倒了大霉。而小白也比其他黑车司机更朴实、守信。说好了的事，不会因为突然接了别的电 话，觉得生意更划算，就找出种种借口不来，让人空等。虽然，小白是一定要让我知道的:大姐，因为你，刚才有人叫我去杨浦的，我没去，我答应你了嘛。

小白也生我的气，嚷嚷着，我去机场不叫他，去外地也不叫他。可按说那怨不得我，他的车压根就没后盖箱，行李也放不下呀。但小白认为，挤一挤总是有办法 的。我妹妹更担心小白那辆老爷车不但颠，最要命的是，看起来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抛锚——这个理由，我摆在肚子里，没敢和小白提的；他肯定受不了别人这么说 他的车。嚷嚷归嚷嚷，小白总热乎乎地喊我大姐，说：“大姐，你可回来啦！”虽然，我极少被人称为大姐，我也真不喜欢这称呼，但小白是热情的，我喜欢这种热情。

所以，我这次从外地一回沪，随口就说，待会儿叫小白送我去易买得。“小白啊，哎呀，他去不了了，他的车没了。”妹妹告诉我：“那天他喊，他倒了大霉啦！”

他同往常一样，载了一个小区住民，没开出百米，便被警察拦下。小区住民是坐过几次小白的车的，一个男人，没帮小白圆场，相反诡异地笑了笑。警察捕捉到这个笑，再次地问，“你认识司机吗？”男人说：“啊，他总在小区门口的。”

如此这般，车被拉走。小白没了挣钱的工具，回滁州老家去了。

几天后，我站在小区门口。看见不远处一辆蓝色小车，和小白的真像。我不由得冲那里走上几步。一个和小白一模一样的人从里头冒了出来。

“哎呀，真是小白嘛！你怎么在这里！”

小白已从老家回来了，车也领了回来，罚款一万元。

“没告诉你父母吧？”

“不说，说了爹娘肯定是要心疼的，一万块，能买好多粮食呢！”

小白嘴上说没事，脸上并没有笑容。以前，他总是给人嘴巴不会完全合拢的印象。这天，载我这一趟，小白又不过是开个起步费。回程中，有辆车朝他揿喇叭。小白摇下车窗，旁边车道上，是一辆雪亮的别克，三个穿着笔挺的小伙子，板寸头，嬉皮笑脸的。

驾驶副座上的一个，掂了掂下巴，喊：“车回来啦！”

小白：“回来了。”

“多少？”

“一万。”

别克随即加大油门，呼啸着把小白的老爷车甩远了。小白告诉我，那帮人也是开黑车的。我问：“看来是你自己在小区门口，把这事说给大家听了？”小白不响。

再一天，我刚跑到小区门口，就被黑车司机老李拦截。我看见小白和他的车就在十步之外，心下有些歉意，可老李年纪大，回不过老李的面子。贼一样，我赶紧躲进老李的桑塔纳。我和老李说起小白的“不幸”：“小白，一个夏天是白做了。”老李说：“你不能坐他的车了，他现在没驾照，是无证驾驶，他的小孩也不能在上海读书了，他上黑名单啦。”老李还说：“他那个穿着，一看就是个开黑车的。车也太破，都叫不出个牌子，一看就是辆黑车。”

几天后，我就离开上海回瑞典了。眼前总抹不开小白的影子。那天，他并没像往常那样大声叫我，而似乎扭捏起来。他当然是有过扭捏的姿态的，比如我每次付车费，他总开心又扭捏地 说：“不好意思啊，大姐，又收钱了。”扭捏里多的是客套和自尊吧。而那天的扭捏完全不同，好像小白不那么确定，不确定自己作为黑车司机的身份。和第一次堂堂正正地前倾着身体，招呼生意不同，他把脸对着车窗，以一种没完全展开的姿势站在那里，背对着人和马路。

可小白还是非常肯定地，一定要站在那里。他就不怕用一万块好不容易赎回的车完全给没收了吗？他的早已就学的女儿如今可有麻烦？他肯定是需要收入的，怎么能找到别的合法挣钱门道呢？

记得小白说过，他帮一家卡拉OK房运货，一月一次，干一天，四百块。是把饮料之类的货物取来，扛到四楼。那是他有大收入的开心日子。而他最开心的事莫过于回乡，和老父一起喝酒。他的目标是在家乡买上房子，从此搬回去。“我们家乡是有河的，像这样的热天，就可以下河扎个猛子了。”——在闷热的车流里，他这么说过。

王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