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少叶在三沙市永兴社区居委会办公室值班。

 

初次来到三沙，你一定会惊讶：这个我国陆地面积最小又最年轻的地级市，就像个繁忙的大工地。

 

如果再和三沙 建设者们聊聊，你会发现如今的三沙开始有点像个海上的“移民城市”：渔民是来自海南潭门、万宁的；建设码头的是上海航道局的施工船；每天记录洋流和海况的 是在广州的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在三沙医院值班的医生李佳盈毕业于湖南吉首大学医学院；而守卫海岛的官兵更是来自五湖四海，其中一位首长的老家竟然 是我国最北边的“北极村”漠河……

 

这群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怎么才汇聚到了三沙？“琼沙3号”补给船政委刘学军的经历颇具代表性：7年前，原本 在“粤海铁2号”上当二副的他，受当时的西沙工委领导鼓动，到刚投运的“琼沙3号”上来当大副。听上去是升职了，实际上他的月收入却从原来的1.5万元跌 到2193元，月薪大致相当于他过去每月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当时谁也不知道三沙将来要设市，冲着工委书记谭显坤“西沙慢慢总会好的”这句话，他动了心。

 

但头一次上“琼沙3号”，还是让他领会到了领导说的“西沙慢慢总会好的”这好得究竟有多“慢”：从海口的家出发，花10元打的到海口长途汽车东站，买张 18元的“海汽快车”到文昌；再坐3元的私人中巴到清澜港，然后再乘3元的拉客摩托到停泊“琼沙3号”的海工码头。上一次船，先要换乘4种陆路交通工具， 这真的让他心头起纠结。

 

尽管如此，“三沙慢慢总会好的”，依然成了他留在三沙的理由和期盼。在无数平凡人的坚持下和国家战略的推动下，三沙终于开始好了起来。三沙会更好，这是记者在那珊瑚岛礁上听到的建设者的心声。

 

南海渔民的乡情

 

“我不懂。”渔妇蔡少叶说。她脸庞圆润，梳着马尾辫，眼睛明亮，36岁了，却时常露出少女般无忧无虑的神情。

 

“海上的事我一点也不懂，渔船的吨位啊，造船的成本啊，出海的油费啊……那是他们男人的事情。”她说，“我们岛上的女人呢，就是管好家里的事情，顺便做点小生意。”

 

小生意是指渔家乐，这是一种在永兴岛上方兴未艾的新业态。没有招牌，也没有价目表，渔民在院子里摆出一张圆桌，食材就是刚刚从海里捞上来的活鱼鲜虾，现 杀现做，用餐环境也简陋，蚊蝇不断。最大的优点是新鲜、便宜，石头鱼、石头蟹、石斑鱼、琵琶虾……这些在大城市里论斤卖到几百上千的珍奇海鲜，在永兴岛只 要花几十元就可品尝到。

 

“海里的鱼越捕越少了。我听老人们说，本来永兴岛周边的石斑鱼特别多，现在礁盘周边一天也钓不上来几斤，还得出海去七连屿甚至更远的岛。”蔡少叶说。对于这群祖祖辈辈在西沙捕鱼的渔民来说，南海的面貌一直在发生变化，三沙建市，只是期间的一个节点。

 

闲适的渔民村

 

8月的渔民村，到处弥散着慵懒的气氛。

 

午后的太阳最是毒辣，渔民们或是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玩牌娱乐，或是躺在椰林间的吊床上午休。每到下半年，南海的风浪一大，就没什么人出海了。

 

“我们渔民呢，就是看天吃饭。哪一年好天气多，能多出海几天，赚得就多一些。天气不好，出不了海，赚得就少。”蔡少叶扳着手指说，“今年我老公出海的天数加起来，大概不会超过三个月。所以一整年的利润大约就几万块吧。”

 

根据永兴岛永兴社区居委会的统计，5年来，岛上渔民一直保持着159人。渔民们的贫富也很均衡，“天气好，大家都出海，不好的时候，就在岛上耗着，所以 赚多赚少都是一块儿的”。除了被他们称为“老符”的居委会书记符载畴，这个意识超前的老渔民早些年就买了好几条船，他从渔民那里收购海鲜，再将其运往海南 销售。

 

“在我们村，老符是大老板，他是大拇指，我们都是小手指。”蔡少叶格格笑着说，却没有流露出羡慕的神情，就像大部分渔民那样，蔡少叶对赚钱的兴趣不算大，仿佛不忍心逐利的忙碌打破自己天人合一的闲适生活。

 

西沙的渔民大部分来自海南省的文昌、万宁和谭门。永兴岛本来有两个渔民村，她家所在的北村，又被当地人称为“万宁村”，左邻右舍，都是来自万宁的老乡。 几十年前，蔡家祖父那一代最先登上了岛，那时，永兴岛上的海鸟遮天蔽日，遍地鸟粪，都是不可多得的好肥料。于是，渔民们放下了打渔的主业，成立了鸟粪公 司，并在此定居下来。

 

如今，蔡少叶一家仍然住在祖辈住过的房子里，她甚至没搞清这些旧房子从哪里来的，只能从碉堡状的外形推测出它们可能曾是 岛上的旧兵营。房子年代已经很久了，看上去破旧不堪。所以，蔡少叶近阶段的最大盼头，就是已经动工的渔民新村能赶紧造好，“新房子造好，规划起来才好看、 才漂亮嘛”。

 

扎根西沙

 

男人捕鱼，女人持家，蔡少叶的活儿其实不少：活水箱里养海鲜，捡剩饭来喂猪，照管着几十只鸡，还常被请去给 岛上的部队和建设单位做饭。她甚至尝试过在屋后的院子里种菜，为此还特意从老家背来了土和菜苗，结果青菜刚冒出嫩芽就被老鼠啃光了。“那之后我就伤心了， 再也不种菜了。”说这话时，她仍然露着永无忧虑的笑颜。

 

永兴岛的人们来了又去，即使驻岛官兵，也流水似地换了一茬又一茬。真正算得上在西沙扎根的，却是蔡少叶这样的渔民。渔民的心性如海风般柔顺而坚韧，无论生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他们总能顺势而为，和这片南海共处下去。

 

“11年前，我刚来永兴岛时，感觉就是个挺不起眼的小岛。那时我想，这个地方还可以住人啊？没想到的是，这里有一天还修出了大马路，建起了漂亮的楼房和 广场，变化真是太大了。”她平静地说。两年前，蔡少叶作为渔民代表，前往市政府大楼参加了三沙市人民政府揭幕仪式，但仪式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她的印象却已 经模糊了——仿佛这一天并不比平常更特殊。

 

更年轻一点的时候，蔡少叶也曾离开家乡，跑到外省打工，为的是多见见世面。多年后，她回到故乡，与 男友结婚，并跟随他来到西沙，回归了祖辈的渔民生涯。那段四处漂泊的打工经历，既满足了她对世界的好奇，又难得地没有消磨掉她质朴、安乐的纯真之心。如 今，渔妇蔡少叶比常人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

 

“年轻时只知道埋头苦干，不知道享受生活。现在年纪大了，有了大把的空闲时间，却没有那个闲情 了。”中年的蔡少叶不再喜欢出远门，最喜欢留在家里面，“我说的不是老家，而是永兴岛上的这个家。过年时回老家去住段时间，心里就会记挂这里，想想三沙的 海，想想岛上的部队，好像有感情了。我想，这大概就是一种思乡的情怀。”她仍然挂着微笑。正如一千年前，有人在海南写下的那句诗——“此心安处是吾乡”。

 

三沙邮电人的梦想

 

他举着邮戳，用力往下敲，一共三下。“咚！”第一下蘸印泥；“咚！”第二下稍轻些，为的是在绒布上蹭去多余的墨；“咚！”第三下盖在邮单上，标记出这个包裹的始发地：“海南三沙”。

 

这里是中国最南端的邮局，装潢简易：20来平米的空间里，一条桌子，几把椅子，一堆包裹，头顶的风扇嗡嗡作响，伴随着单调的敲章声。三沙市邮电局的员工 王贵明已经在这里度过了整整一年，永兴岛只有一个邮电局，在岛上最重要的物流中转站工作，王贵明却用“寂寞”来形容自己的生活。

 

“永兴岛就这么点大：邮局、宿舍、食堂，还有一条北京路。”王贵明说。随着时光流逝，岛上的风景再美，也难免相看两厌。就像许多驻守在岛上的普通人那样，王贵明也怀着平凡琐碎的烦恼和希望，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维持着三沙市邮电局每一天的正常运转。

 

艰苦生活

 

邮局的后门就通往宿舍楼，王贵明的房间在2楼。房间里陈设杂乱，到处积着灰，显示出一个独居男人的漫不经心：墙壁因潮气侵蚀而剥落，又用报纸糊上了；空调年久失修，排气管里渗出的水滴滴答答地往下流，王贵明在下面放了一个脸盆接着。

 

屋角放着一个蓝色的蓄水桶，王贵明舀了一勺水倒进烧水壶里，烧水的间隙，他去把两个积满污垢的旧杯子洗了。“这里没什么东西能拿出来招待客人，但水总是够喝的。”他说。

 

在永兴岛，待客之道有了新的变化：作为稀有资源的淡水，在这里不啻于款待座上宾的佳酿。永兴岛没有淡水，人们的饮用水，都要靠“琼沙3号”每周一次运上 岛来。邮电局的后院有个蓄水池，能蓄2吨多水。每隔半个月，王贵明和他的同事就要去码头拉一趟淡水——水是免费的，但运费要自负，一趟500元。

 

“拉一趟水能用多久？看你怎么用咯……要是做饭洗澡洗衣都用这水，那没几天就完了。”王贵明说。他对淡水的使用可谓精打细算，洗衣洗澡，他都用从井里挑上来的“岛水”——这是雨水渗到地底形成的地下水，本来存量就不多，如今更因海水倒灌而变咸了，无法直接饮用。

 

三沙市成立以后，永兴岛上的人越来越多了。王贵明从包裹的数量上察觉着岛上的变化，“琼沙3号”每次靠岸，他们都要去码头上拉包裹，多多少少总有几十 袋。碰上士兵退伍季，包裹量一下子猛增，皮卡车要拉好几趟，邮电局的营业厅里很快堆满了包裹。接下来，王贵明会根据邮单上的姓名和电话，一个一个打电话催 收件人拿包裹。这样的工作持续三四天后，包裹渐渐少了下去，营业厅又变得空荡起来。

 

也有送不出去的包裹，那多是部队订的报纸。“琼沙3号”一周来一次，送上来的都是些“过期报纸”，岛上网络普及起来后，渐渐地就没人看报了。“有时候值班时干坐着挺无聊，我就看看报纸，打发一下寂寞。”王贵明一边说，一边将一份7月底的报纸翻得哗哗作响。

 

平凡梦想

 

为了精简人员，原本早已“分家”的邮政和电信，在三沙市又并为了一家。名为邮电人，王贵明实质上却是中国电信海南分公司的员工。

 

王贵明是琼中人，毕业于海南省邮政技工学校，17岁开始工作。15年来，他也常有“入错行”的后悔：“十多年来，我都没有涨过工资，现在，扣掉四险一 金，每个月到手才1500元。”但随后，他顿一顿，又换了个平和的口气，“说来说去也接受了，毕竟15年前，别人拿两三百元工资的时候，我们算是高薪阶 层。”

 

他坦诚地说，自己选择驻岛，目的很单纯，就是为了攒钱。尽管电信公司给驻岛员工每天70元的补贴几乎是全岛最低标准，但每个月多出来的 这1700元，对他来说仍然至关重要。10年前，王贵明的大儿子因难产引发脑缺氧，被诊断为脑瘫，他和爱人带着孩子四处求医，但效果甚微。3年前，小儿子 出生，家里的压力就更大了。

 

“我来岛上，不是为了逃避责任什么的，就是为了养家糊口。”王贵明说，他像对待淡水那样，精打细算地对待自己拿到 的每一分补贴，以至于同事们评价他是个“没什么趣味的人”。从早到晚，他的生活总是固定不变：按时上班，去食堂吃饭，下了班就回房上网，连超市也很少去， 尽可能避免在自己身上开销。永兴岛的面馆开张了，同事们都去尝鲜，王贵明却从来没去过，一碗面20元，在他看来过于奢侈了。

 

今年1月，王贵明 在岛上度过了一个人的春节。一块从家里带来的腌肉，几根黄瓜，几个番茄，配着白米饭，陪他打发了这个漫长冷清的年关。驻岛生活的单调、寂寞和平淡，在这个 特殊的佳节中被放大了许多倍。吃过“年夜饭”，他与家人通了个电话，听两个孩子在那头咿咿呀呀地说想他，便是生活中最大的幸福。作为驻守在中国最南端的邮 电人，王贵明从没有觉得自己有多特殊，他奋斗的目标和动力，也不外乎是“多挣些钱，把儿子的病治好”。像岛上许多人那样，王贵明平凡的梦想，不知不觉被编 织进了大时代中，成为三沙市历史的一部分。

 

守岛夫妇的家国情

 

自三沙市首府永兴岛往西北8海里，便是西沙群岛七连屿的第三大岛：赵述岛。岛屿风景绝美，碧海荡漾，白沙环绕。海边旗杆上飘扬着一面五星红旗，仿佛一个高明的画师在碧水清沙间添上了一笔红，为画面增添了几分生气。

 

旗杆深埋在沙子的2米以下，又以水泥浇铸，即使再大的台风也不会将其吹倒。去年9月，台风“蝴蝶”来袭，赵述岛上的房子被风刮倒了不少，旗杆却挺立依然。

 

立下这杆旗的人名叫吴忠灿，2008年，他和妻子曹烈珠从赵述岛村委会那里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升国旗。从那以后，升国旗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每 周，夫妇俩都会列好队，嘴里唱着国歌，一丝不苟地完成两个人的“升旗仪式”。即使有事离岛，他们也会郑重嘱托别人代为升旗，6年如一日。

 

赵述岛上，每个人都知道这对守岛夫妇。除了升国旗，吴忠灿夫妇俩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为驻岛官兵提供补给。赵述岛水急滩浅，大船难以靠港，就要靠渔民驾驶小船搬运食物和淡水。岁月如梭，自2006年上岛以来，夫妇俩竟在这里度过了8个春节。

 

然而，这一回，记者在赵述岛上并没有见到吴忠灿夫妇。今年6月，困扰了吴忠灿五六年之久的血管瘤恶化了，他的嘴巴高高肿起，左半边脸都变了形。在当地警备区政委廖朝毅的关怀下，两人前往海口，在解放军187医院接受治疗。

 

直到8月20日，吴忠灿乘坐“琼沙3号”回到永兴岛，记者才在码头上与他匆匆见了一面。50岁的吴忠灿身材矮小，皮肤黝黑，皱纹纵横，左脸上星星点点的血管瘤，经过治疗后有所缩小，却尚未完全消失，乍一看，就是一个普通老渔民的模样。

 

无论守岛事迹让他获得了多少关注和荣誉，在吴忠灿的心中，自己的身份始终如一：渔民。他是海南省谭门人，17岁跟着父亲下海，南海的角角落落，在他心里 都熟悉得如同自家的后院。令吴忠灿颇为自矜的是，自己年少下海，至今从未晕船：“都说渔民刚下海时，总要先接受晕船的考验，天昏地暗地吐上个把月，才能走 到大海深处。我却从来没有晕过，哪怕两三年没有下海，再上船也稳得很。”

 

他说起今年74岁的父亲，“他是谭门最早的5个老船长之一”。父亲跑 的是南沙，他也跟着一跑就是20年，直到2003年4月，吴忠灿在南海作业时被马来西亚人查扣，并在异国坐了一年牢，“第二年4月，我是被国家接回来的， 从马来西亚坐飞机到广州后，还有领导为我们这批释放的渔民接风，声势很大呢”。

 

人虽然回来了，但船却被没收了。被没收的渔船造价50万，当时还有七八成新。好在家里还有几艘小艇，他便驾驶小艇在近海作业，就这样又过了2年，吴忠灿来到了赵述岛。

 

“船被没收后，国家给了补偿，大约七八万。”吴忠灿说，但他不怒不怨，“渔民嘛，就是靠自己吃饭。”

 

他的家国情怀也是源于一面五星红旗。第一次下海时，吴忠灿途经永兴岛，回头远望，看到了高高飘扬的国旗。在人迹罕至的茫茫南海，这面国旗让他的感觉心里 很踏实。多年后，当他一次次在赵述岛升起国旗时，也会回想起当年的这份踏实感。他希望，通过守护这面象征主权的国旗，让更多漂泊在茫茫大海上的渔民拥有安 全感。

 

“7月24日，三沙建市两周年时，我还在海口住院。这一天我记得很牢，一早就打电话回岛上，嘱托他们一定要把国旗挂起来。”吴忠灿说，这件事成为了他生活的一部分，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

 

从赵述岛开来的渔船停泊在港口，吴忠灿扶着缆绳爬上了船，站在渐行渐远的船头，向记者挥了挥手。一个小时后，他又将回到那面阔别多日的五星红旗下。

 

文汇报记者 张小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