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户口，无论是对居住在城市中的人，还是农村里的人来说，都意义重大。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有了房子才是家。户口意味着一个人的合法身份，户口的迁移则意味着命运的转折和身份的改变，往往又与家的搬迁、与房子联系在一起。

近期，国家出台《新型城镇化规划》，规划中指出，要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城区人口50万－100万的城市落户限制，合理放开城区人口100万－300万的大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城区人口300万－500万的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大中城市可设置参加城镇社会保险年限的要求，但最高年限不得超过5年。特大城市可采取积分制等方式设置阶梯式落户通道调控落户规模和节奏。

合理放开中小城市落户，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这项政策，对于漂泊在特大城市的人来说，意味着获得户口可能越来越难了。是留在工作和生活的城市，还是回到中小城市落户，抑或是回到农村？这成为了摆在生活在特大城市的外地户口的人的一道令人头疼的选择题，究竟该何去何从呢？

今年是赵军和王娟夫妇来北京的第十个年头，赵军今年38岁，来北京前是山东德州的一名出租车司机。2004年，赵军在开出租车的时候发生了一次“有惊无险”的车祸，在这之后，赵军和王娟夫妇二人决定来到北京“创业”。

赵军在北京干过维修工、保险公司业务员、一直到一个项目的负责人，再到现在一家私营小企业的负责人，一路走来颇为艰辛，最困难的时候一个月只能拿到八百块钱。但对于十年前的选择，赵军和王娟都不后悔，“北京虽然人多，但是机会也多，如果留在德州，可能现在我仍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王娟说，这几年在北京感受最深刻的就是北京优质的医疗和教育资源，用王娟的话来说就是“看病是真方便，好学校也多。”王娟本想把孩子接到北京来上学，但是户口这一纸拦路虎让这个梦想破灭了。由于父母双方都没有北京户口，上学就得交一大笔“赞助费”，不仅如此，想进好一点的学校更是难上加难。

“而且按现在的户籍和异地高考的政策，女儿即使在北京上学，到高考时还得要回户口所在地德州参加考试，不然的话在北京只能参加高等职业学校招生考试。”赵军对记者说。考虑到还是想让女儿以后读大学，而且山东历年高考录取分数线远高于北京，赵军夫妇不得已把女儿留在德州上学。

女儿不得已成为“留守少年”的经历，王娟很是伤心难过，虽然自己现在早已不用为经济问题担忧，自己也不用工作，在家做起了全职太太，但却因为户口的原因不能使一家人团聚。王娟说，虽然女儿现在暂时不在北京，但是将来还是希望她来北京读大学，希望以后一家人能在北京扎根。

女儿暂时来不了北京，但这却坚定了王娟在北京买房的念头。但让他们沮丧的是，攒钱的速度永远比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有时候一犹豫，价格又贵了好几万。”王娟很懊恼自己不够果断。

2011年年初，北京出台新的楼市调控政策，规定连续5年(含)以上在本市缴纳社保或个税的非本市户籍家庭限购1套住房。虽然赵军和王娟在北京超过了10年，但是却不符合连续5年(含)以上在本市缴纳社保或个税的标准。“即使有钱也买不了了。”夫妇俩一度断了买房的念头。

今年，北京的房价开始松动，原本高不可攀的房价开始有下跌的趋势，这似乎让想在北京安家的赵军夫妇看到了一点希望。在咨询了房屋中介之后，赵军夫妇得知自己虽然现在不能买住宅，但还是可以买商住公寓，产权40年。但这种公寓首付至少要50%，不仅只能用商业贷款，而且贷款规定要在十年内付清。

夫妇二人商量了一下，凑了凑钱，最后决定北京南三环附近买下一套60平的商用公寓。“虽然产权只有40年，但是现在是房价的低点，趁这个时候凑凑钱买套房子，等到够资格的时候再换，不然等到我们够资格的时候，不知道房价是个什么情况，还能不能买得起。”赵军说。

“终于在北京有家了，不用再租房子住。”王娟感慨地对记者说，现在女儿在快上高中了，希望她过几年考到北京来上大学，这样就能和父母在一起，弥补之前父母不在身边的遗憾。

蔡萌萌回到安徽老家已经快一年了，目前在老家的一所重点中学工作，谈起回到老家工作一年的感受，蔡萌萌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心安”。蔡萌萌在北京待了近三年的时间，比起在大城市生活的拥挤、紧张和焦虑，蔡萌萌更享受目前的闲适的安稳生活。

“一回来我就用工作几年的钱和住房公积金贷款买了房子，老家这里的房子才5000块钱一平米，这在北京是不可想象的。虽然生活方面不如大城市有无数的可能性和精彩，但是安稳，又有最亲的家人在身边，我已经非常知足。”

蔡萌萌大学毕业后便去了北京，在一家培训机构做老师。“北京的竞争也非常激烈，工作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找。由于没有北京户口，又在外地上的大学，我找工作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最后，这家培训机构给我伸出了橄榄枝，工资不低，但非常累，也不给解决北京户口。”蔡萌萌说。

最让蔡萌萌感到透不过气来的就是北京的高房租和高房价。“北京的高房价也让人感到喘不过气来，即使有资格，也买不起啊。”短短的三年时间，蔡萌萌搬了四次家，“有时候做梦都在搬家，单独租房子太贵，也不安全，在北京我只有跟别人合租。”但合租的价格也在直线飞涨，蔡萌萌不禁感叹：“13年初，我一个月的工资大概是六七千左右，但房租就涨到了2000元一个月，租房的价格当时我都觉得快承担不起了。”不仅如此，蔡萌萌还遭遇到和合租客的矛盾，房东着急卖房而临时终止合同等麻烦事。“遇到这些事，只有搬家，不然也没有其他办法。租房真的很不省心。”蔡萌萌不禁叹气。

令蔡萌萌感到不解的是，房租每年都直线上涨，但是租客几乎没有任何话语权，到了该涨价的时候，房主说要涨价，租客只有搬家走人和接受两种选择。“房租涨得比工资快，这难道真是要逼人离开北京的节奏吗？”而且房东一直是不肯到税务部门备案，理由是想省钱，这让蔡萌萌办理暂住证和以租房的名义取公积金也成了泡影。“总不能为了这点事去举报吧，以后谁还能租房子给你，据说北京很多房主出租房屋都没有备案呢。”蔡萌萌说。

高昂的房价和一直漂泊的租房生活让一直想留在北京的蔡萌萌很犹豫，但真正让蔡萌萌下定决心要走的，还是在电视里看到的北京要严控人口规模新闻。“现在中央都说要严控特大城市的规模，以后想取得北京户口看来是越来越遇难了。没有北京户口，孩子以后上学会很麻烦。正好老家的中学说要招人，我就报考了，而且很顺利地考上了。当时去北京是为了自己的梦想，现在回来也是为了自己的梦想，就是和家人在一起过安稳的生活。在别人眼中这也许是一种比较无奈的选择，但现在我觉得自己过得很好，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很明智的选择呢？”蔡萌萌微笑着说。

“

李红和老公方勇在北京西城区里仁街附近经营着一个小理发店，用李红的话说，每天都要从早到晚不停地干，才能保证不赔钱。“因为房租太贵了，别看我们只租了一间小门面，这个小门面一个月的租金要5000元，我们每天拼命干，就是不想把赚的钱都给房东了。”

李红来自宁夏的一个小山村，97年美发职业技术学校毕业后来到北京打工，在打工的时候遇到了现在的老公方勇，结婚后两人决定不再为别人打工，又都有一手剪发的好手艺，便租下了一间小门面开了这家理发店。这一干，就是8年，现在两人的孩子已经12岁了，在附近的育才中学上初中。

李红说，自己不怕苦也不怕累，小理发店一个月的利润在6000元左右，虽然收入不算高，但用李红的话说“比在厂里打工好多了。”但唯一后悔的就是当初没在北京买房，“虽然挣得不多，但当时北京的房价也不高。当初要能狠狠心跟银行贷款买套房子，现在在北京也有了个落脚的地方。现在只能租个平房，一个月还得2000元。”说到这，李红不禁有些失落。“用银行贷款，你有钱凑那首付呢。”方勇接过李红的话：“家里都是农民，一年能攒下几个钱。”

李红和方勇都是农村户口，一直都在打工，限购政策出台后，由于没有买房资格，李红夫妇彻底断了买房的念头。也让李红更加坚定了回宁夏的决心，但唯一担心的就是孩子的上学的问题。

李红的孩子在北京出生和长大，前年因为朗诵的特长被育才中学录取，让李红夫妇很是高兴了一阵子。“我们夫妻打了一辈子工，希望儿子能好好读书，以后当个上班族，不用再吃苦。”方勇说。但让夫妇二人发愁的是，由于不是北京户口的原因，儿子不能在北京考大学。这让夫妇两人很是失落。

房子和户口，让李红夫妇坚定了回到农村的决心，“我们准备过几年就回宁夏老家，包块地种大棚和蔬菜，还没有高房租，现在国家政策好了，农村户口有很多好处，一年也能挣不少钱。”李红说。

“北京的生活压力太大，对于我们这些打工者来说，很难做到很轻松地生活，我们在哪里生活都无所谓，唯一担心的就是孩子，不知道孩子回去后能不能适应老家的学校和生活。但为了孩子能考大学，也只有这一条路了。”李红说到这，不禁低下头，轻声叹气。“孩子还是很争气的，我们还是很安慰，希望他以后争气，好好上学，不要再打工了。也算是不辜负我们的一番苦心。”方勇说。

新华网记者 陶叶 王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