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村里土生土长了近70年，但站在一众村民中，罗善学还是看着特别。

　　

　　罗善学的右眼“斗鸡”，右腿瘸了，而真正“泄露天机”的，是他的脸型。在这个闭塞的小村庄——广西省桂林市荔浦县新坪镇桂东村小古告屯，村民多是圆盘脸，这让罗善学的长脸在人群中显得突兀。

　　

　　“像不像电视里的日本鬼子?”村民讪笑着一语道破。

　　

　　“没办法。”罗善学两手一摊，叹了口气。

　　

　　“日本仔”

　　

　　六七岁时，被同村小孩骂作“日本仔”。罗善学总是愣在当场：“不知道‘日本仔’到底是什么东西。”

　　

　　在罗善学的记忆中，童年是在小伙伴的欺负与父亲罗讵贤的白眼中捱过来的。

　　

　　六七岁时，罗善学与同村小孩打闹时，就会被骂“日本仔”，他总是愣在当场，“不知道‘日本仔’到底是什么东西”。

　　

　　直到他12岁的一天，跟着大伯罗访贤去放牛。

　　

　　“大伯爹，为什么人家骂我是‘日本仔’?”

　　

　　“唉，你还是小娃仔，等你长大了就会知道了。”

　　

　　“大伯爹你说嘛，是不是我妈妈怎么了?”

　　

　　“你妈本来躲在山上，被日本鬼子逮住了。她拼命叫，你爸和我在山洞里都看见了。你爸要冲出去救她，我把他死死摁住，对他说：你去了肯定被打死。人家日本兵有枪，杀你跟杀鸡一样。”

　　

　　“大伯爹，什么是枪?”

　　

　　“枪可以打子弹，杀人比刀厉害多了。你妈就是被枪逼着绑架走的，要不走她就被杀掉了。”

　　

　　“大伯爹，什么是日本人?”

　　

　　“日本人……他们打进村来抢东西，要夺你的粮食夺你的牛、吃你的猪娃和鸡鸭。他们要抓男的去干活，要抓女子去给他们那个那个。”

　　

　　“日本人逮我妈，但你们在山上，可以拿石头滚他们啊。”

　　

　　“你这娃娃倒是聪明!”说到这，罗访贤给了侄子两巴掌，“你还没滚石头，他老远就用枪把你打死掉了。日本人拿着长枪把你妈带走，坐上汽车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罗善学就是从那天起，忽然明白了为什么弟弟妹妹可以吃白米饭，而他从来只能吃糙米杂粮。他也明白了，为什么听说很好治的眼疾，父亲就是不同意送医，好端端的右眼成了“斗鸡眼”。还有，被推车砸了一下右腿受伤，父亲不愿让赤脚医生给他看病，反而赶着他第二天继续干农活，结果落下了一生的残疾。而每次弟弟妹妹生病，父亲总是尽早带他们去看医生。他还明白了，为什么父亲总是看不起他，作为家中长子的他只能念到小学三年级，几近于文盲，而他的弟妹都念完了初中。

　　

　　“就因为我不是他‘田’里的‘苗’，没办法。”罗善学说。

　　

　　母亲

　　

　　当年韦绍兰被强征的“慰安所”，现在是一座业已废弃的炮楼，“蛮子(指日本兵)在的时候，里面一直有女人在哭在喊。”

　　

　　关于母亲韦绍兰被抓走后的点点滴滴，罗善学没敢问母亲，母亲也从不跟他提。这段尘封的往事，一直到2007年才大白于天下。

　　

　　一天，县里的老通讯员孟绍淦找到罗善学的大妹夫武文斌，告诉他现在正在全国范围内寻找慰安妇幸存者，已经把韦绍兰的名字报上去了。武文斌说，农村人不比城里人，文化程度低，想得少，外加老丈人过世多年，县里派人来核实身份，问韦绍兰是不是被日本兵抓过，她点点头;又问罗善学是不是日本兵的后代，老太太又点点头，“这就算公开了。”

　　

　　因为韦绍兰的公开，罗善学成了“中国第一个公开的‘慰安妇’制度受害者生下的日本兵后代”。消息传到日本，关注中日历史遗留问题多年的旅日中国电视人朱弘，当即决定来广西拜访他们。

　　

　　年过八旬的韦绍兰见到朱弘时，手里握着一把既是工具又是拐杖的锄头。她刚从山上采了一箩筐枇杷叶，大约3斤重。在当地，晒干了的枇杷叶1斤能卖5毛钱。她家还有4只老母鸡，一星期最多产20个蛋，她要拿这些去赶这周的集市换钱。丈夫早已过世，两个女儿出嫁，小儿子又常年不归家，这是老太太和大儿子罗善学所有的现金来源。

　　

　　朱弘跪着跟韦绍兰讲了自己的来意：“韦大娘，我们来是想为你讨回公道的，可是让你重新勾起了痛苦的回忆，我们向你道歉。谢谢!”老太太哭了。这是生平第一次有人给她下跪，而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中，多的是她给人下跪。

　　

　　朱弘说：“大娘，我可能会问些难以启齿的问题，如果您信任我，希望能如实回答。”韦绍兰点点头。她把朱弘和充当翻译的武文斌让进了里屋。

　　

　　韦绍兰记不清事情具体发生在哪一年，但她记得当时正值收获晚稻的农忙季节。鬼子来了，村民不忍心放弃收成，二三十个人就近找了一处钟乳洞躲避。韦绍兰原本是山里的瑶族，嫁给了村里的汉族人罗讵贤。被抓的那天，是婆婆让她下山去喂猪，她出山洞没多久就遇上了日本兵，苦于身上背着不足周岁的女娃跑得慢，便被日军捉上了卡车。“被拉上车时，上面已经抓来了四到六个女子，在我后面又抓上来一两个，然后我们被拉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那里有二三十个日本兵。”韦绍兰说，她被卡车送入兵营，第二天“来了一个穿白大褂的，要我们脱光衣服，拿着听诊器在我们身上听听，又把一个长管子塞进我那个地方。”那是日本军医在做“慰安妇体格验证”。

　　

　　“(最初强迫我的)那个日本人，嘴上有一撮须须(仁丹胡)，帽帽上的五角星是黄的，脖子上有两个领章，帽子后面有一块布。他拿着刺刀逼我跟他睡，我不听他的不行啊!我还不敢哭，直到日本人离开房间，我才敢哭出来……”说到这，韦绍兰失声痛哭。她告诉朱弘，日本兵有时候一个人来，有时候两个人来，有时候一起进来三个。

　　

　　6年前，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夫妇连续三年利用春节假期到荔浦县做田野调查，在《桂林晚报》社和韦绍兰家人的帮助下，探访当年她被强征的“慰安所”。在离桂东村约20公里外马岭镇的两栋炮楼和破旧泥墙平房前，韦绍兰指认了她当年受害的地方。在人民公社时期，这是曾被用作生产队食堂。公社解散后，这里关过猪、牛。上世纪80年代，这里被分给几户附近的村民。嫁来此地50年的69岁村民陈庆文说，以前有党史办的人来考察过，“蛮子(指日本兵)在的时候，里面一直有女人在哭在喊。”当问及是否得知炮楼和平房原本的用途，陈庆文连连摆手：“嗳不说不说，那么悲惨的事……”

　　

　　在两栋炮楼间，有条仅容一人通行的小径，这是当年韦绍兰逃跑的小路。原来，韦绍兰在“慰安所”被关了3个月后，日军对看上去胆小怕事的韦绍兰的监视略微松缓了。一天深夜，她借口要上厕所，抱着孩子就逃走了。她“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连跑带走足足两天两夜。回到村子的时候，丈夫罗讵贤正在堂屋里吃晚饭。“他说：‘你能回来就好，我就担心你忘记回家来’。”韦绍兰说，当时她感到羞愤，放声大哭，丈夫也哭了。

　　

　　韦绍兰记得，刚回家那阵子丈夫待她很好。但3个多月后，跟着自己受苦受难的女儿病死了。这是罗家失去的第二个孩子，前一个男孩出生不久就夭折了。

　　

　　女儿过世后不久，1945年8月22日，儿子罗善学出生了。按村里的习俗，新生的孩子理应作为“转世”受到祝福，但罗善学没有，韦绍兰的好日子也因此到了头。村里风言风语，人人都说罗善学“那是日本鬼子的仔”。丈夫罗讵贤受不了，动不动就骂韦绍兰：“你这个败家婆!老牛婆!”

　　

　　“他一这样骂，我就没法回嘴。只要听到这种话，我只能闭嘴。多少次，多少次……”历经日军的性折磨，又遭丈夫的歧视和虐待，想起往事百感交集的韦绍兰一阵恸哭。

　　

　　屋外，倾听母亲回忆的罗善学，眼泪悄无声息地流。“我妈妈太苦了，哎，没办法。”

　　

　　另一个父亲

　　

　　罗善学描述了与父亲“差点相见”的情形：朱弘和父亲在一桌，隔着屏风，张国通陪着他们母子和武文斌一桌，“但他不敢过来见我们，因为怕我揍他，我一定要揍他呀!”但实际上生父不可能找到，这些都是他的臆想。

　　

　　离开罗家后，朱弘有了一个想法——让韦绍兰母子去日本上诉。“韦绍兰和罗善学太特殊了，他们可以成为‘慰安妇’群体起诉日本的突破口。”时至今日，朱弘仍坚定地认为，由罗善学递交诉状，可以规避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写明的“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因为这是半个日本人起诉日本政府。”

　　

　　2010年12月，正值日本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审判10周年。朱弘决定在纪念活动期间，带着韦绍兰母子赴日。参加过当时审判的国内摄影师张国通介绍说，这是由非政府组织和人权组织针对日本侵略战争中，对女性性奴役、性摧残而设立发起的民间法庭，旨在道义上完成战后远东军事法庭未完成的使命，对日本“慰安妇”制度进行彻底审判。庭审期间，来自中国、朝鲜半岛、印尼、菲律宾、荷兰等性暴力受害者纷纷出庭作证。2000年12月12日，法庭判决日本政府有罪，并敦促日本政府向各国受害妇女谢罪赔偿。但时至今日，一个个受害女性相继故去，日本政府却依然拒不承认这一战争罪行。

　　

　　2010年12月1日，朱弘揣着从日本回广西2天内“集资”的10万元人民币——父母支援的4万元、苏智良夫妇捐助的2万元、中学同学资助的4万元，来到了罗家。罗善学对村民说：“我要去日本找我爸爸。”

　　

　　第二天出发前，韦绍兰带着罗善学去给丈夫罗讵贤上坟。罗讵贤的墓离家约1公里，石碑上刻着他的两个兄长、儿孙及儿媳们的姓名，密密麻麻，却没有韦绍兰的名字，更不消说罗善学。韦绍兰骑坐在丈夫的坟头，四周的玉米秆子在风中摇晃。武文斌说这样的做法不是风俗，朱弘把这解释为韦绍兰终于在丈夫死后能“骑到他的头上”。韦绍兰唱着即兴的山歌哭坟，朱弘一句也不懂，只听到里面夹杂着十几遍“日本鬼”、“日本兵”，武文斌说具体歌词很难翻译，“简单讲，就是她在告诉老罗，我是个好女人，你错怪我了”。韦绍兰唱了30多分钟，起先罗善学在坟前拔草，后来就一动不动地跪着。

　　

　　汽车、火车、飞机，一天半后，韦绍兰、罗善学、武文斌和朱弘、张国通抵达了日本东京，参加多场“受害者证言集合”等活动。

　　

　　韦绍兰的经历曝光后，很多人才知道，原来这片山清水秀的地方，曾经历过这样的劫难。那是1944年日军发动的“大陆打通作战”(即“一号作战”)。这场发端于1944年4月17日，号称“陆军最大作战”的战役后半期，就是占领桂林周边的美军航空基地，以及打击重庆国民党军队的“湘桂作战(代号：ト号作战)”。据记载，日军投入作战的兵力是40余万，人数达到侵华部队总人数的一半。根据《荔浦县志》，从1944年11月3日被占领至1945年7月17日日军最终撤离，人口37万左右的荔浦县“(被)杀害6600人，重伤6804人，轻伤27216人，失踪5500人，因传染病或其他疾病死亡44762。”

　　

　　在东京，朱弘和罗善学来到一面挂满日本战死军人的照片墙前，他指着一个名为藤森好明的年轻男子头像说，这个人当时隶属日本帝国陆军第3师团第34连队，这支全部由日本静冈县人组成的部队，是最先打到荔浦的。罗善学在这张遗像前伫立良久，看了又看。

　　

　　快要离开日本时，朱弘在酒店整理照片，罗善学兀自躺在床上看电视新闻，他忽然说：“电视里在讲什么我全都听得懂。”朱弘只当是说笑：“好，那你说他们在讲什么?”“他们在说，罗善学是个好人，你们可不要欺负他啊。”罗善学一本正经道。

　　

　　时隔3年半，再次说起这段“赴日寻父之旅”，罗善学只说“是为老太太打官司去的”。问起关于父亲的事，罗善学情绪一下激动起来：“找到了!”而后，他描述了“差点相见”的情形：朱弘和父亲在一桌，隔着屏风，张国通陪着他们母子和武文斌一桌，“但是他不敢过来见我们，因为怕我揍他，我一定要揍他呀!”朱弘说，生父不可能找到，这都是罗善学的臆想。

　　

　　“他不是我爸爸，他是日本畜生。”罗善学大喊道。

　　

　　“老光棍”

　　

　　罗善学最大的爱好是看电视。都市剧里和他一个岁数的角色，往往是儿孙绕膝。这是“老光棍”罗善学此生无法体会的天伦之乐。

　　

　　罗善学至今和韦绍兰住在一起，他还是单身。

　　

　　罗善学从未娶过亲，甚至没谈过恋爱。他自己的解释是，穷。在这栋挂着“五保户”的土坯房中，娘儿俩一人住一间屋子，中间隔着的客堂里，养着对面武文斌儿子一家的鸡。“连吃饭都成问题，谁要跟你结婚?”

　　

　　关于这个问题，武文斌的看法是，村里人都知道他是“日本仔”，没有女子愿意嫁给他。而且，他的身世也注定了罗讵贤对他婚姻问题的不上心。也有村民说，娶不到媳妇是罗善学的性格问题，他喜怒无常，还有点歇斯底里。多位接触过罗善学的记者、学者都感到，罗善学确实有些情绪化。

　　

　　张国通记得，4年前的12月3日，就是他们刚到日本的第一天晚上，入住酒店后一直沉默不语的罗善学突然双手猛击脑袋，大声叫喊：“我的日本爹，你作的孽，害得我好惨……”两天后，韦绍兰母子作为仅有的中国受害者代表，出席在东京举行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成立10周年纪念大会。在韦绍兰做控诉听证时，罗善学又突然情绪失控，离开座位在台上向母亲长跪不起，直到与会工作人员将他搀回座位。

　　

　　“我难过啊!我妈妈受了这个罪、这个苦，日本人还不承认、不相信有这回事!”罗善学说，4年前，他在东京、静冈、京都、大阪等地给日本民众做过好几场讲座，“我没文化，但是我讲了12天，日本大学生不懂历史，我要告诉他们。”可惜的是，从现场拍摄的照片来看，来的年轻人并不多。

　　

　　在日本期间，罗善学向时任日本社民党党首、参议院议员的福岛瑞穗以及时任民主党众议院议员、战后补偿议员联盟的石毛锳子等日本政治家递交了“请愿书”。在这份由武文斌代笔的“请愿书”中写道：“希望你们尽快展开调查。时间不等人，我母亲已经八十多岁，来日不多了，你们应该从人道主义出发，迅速行动起来。”

　　

　　关于“请愿”的下文，冷静下来的时候，罗善学推测：“日本不敢承认，中国受害的人太多了，日本怕承担责任。”但他还是想继续“跟日本打官司”，因为他们母子身份公开后，每年全国各地都来五六批人，日本也来过几位友好人士，“要对得起他们”。

　　

　　罗善学说，村民对他们不太友好。“来的人多了，他们就爱问我，人家给了多少钱。”罗善学说，母亲耳朵不好，听不清也乱点头，“明明是200元，结果传到后面变成20万。”

　　

　　罗善学现在最大的爱好，是去对面武文斌儿子家看电视，他觉得都市剧挺好看。尽管电视里和他一个岁数的角色，往往是儿孙绕膝，虽不乏家长里短，亦有天伦之乐。这些对“老光棍”罗善学而言，恐怕此生都无法体会。

　　

　　张国通说，这个有着一半日本血统的中国人，从受孕那一刻开始，就成了日军侵华战争的牺牲品。罗善学曾不止一次对他说：“就因为我的鬼子兵爸爸，我这一辈子全毁了!全毁了!”

　　

　　去过日本，常住中国。有着特殊人生经历的罗善学说，尽管一直被蔑称为“日本仔”，但他一直认定自己“在哪个地方，就是哪个地方的人。”

　　

　　文汇报记者 单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