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62岁的秦伯益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10年前，72岁的他向组织正式提呈退休报告，2005年，他卸下军事科学院的职务，辞去了社会上的所有兼职，开始“独行”——一个人出门，自费独游。

　　近日，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先后修改章程，针对行政化、功利化等问题，从候选人提名渠道、增选机制、退出机制等方面展开改革。昨天晚上，本报记者电话采访了这位我国至今唯一的退休院士，他认为，制度要严格执行才能解决问题。

　　文汇报：为何此次两院院士制度改革获得如此重视?

　　秦伯益：2002年我在《院士不是花瓶》中就说过，院士是“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人们仰慕院士，称颂院士;各单位竞相争取院士，求攀院士。但好事做过了头，便适得其反。

　　如今，这些问题被讨论得更加激烈了。最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院士制度改革要“真正守住学术性、荣誉性的本质”，也让人们对于此番两院的改革更为关注。

　　文汇报：中国工程院新《章程》关于提名的规定中将原有的“各有关工程科学技术研究、设计、建造、运行机构、学术团体，高等院校，企业等，可按规定程序推荐有关部门、省、自治区、直辖市遴选后，提名候选人”等众多单位推荐改为只保留“学术团体推荐”，您怎么看?

　　秦伯益：被取消提名资格的，是过去的行政提名渠道，也是问题最大的一个渠道。行政单位可以为参选人投入巨额的运作经费，学术团队则没有这样的实力和公关能力。在过去，不公关要吃亏，因为竞争太激烈，隔行如隔山，不公关就没人了解你，不了解你怎么选你?但被保留的院士提名渠道，以及学术团体提名渠道也有自身的问题。比如说，院士也有人性弱点，院士提名也可能存在偏见或倾向性。学术团体也会有诸多问题。此外，行政公关被取消不等于取消了所有的公关活动，当某人被院士或者学术团体提名之后，其所在单位还是有可能帮其公关，而且提名本身就可能被公关，防不胜防。

　　文汇报：现在新《章程》增加了“院士劝退”，这有什么新意?

　　秦伯益：过去对违反学术道德的人也有劝退规定，但这次改革不同，改革后的劝退将包含强制性。

　　文汇报：既然过去也有院士“退出机制”，为何一直没有实现个案?

　　秦伯益：院士退出机制的根本，不在制度的制定，而在制度的执行。制度被严格执行，才会发挥效力，如果执行不到位，劝而不退，制度就形同虚设。

　　文汇报：此番修改后，退出制度执行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秦伯益：执行起来首先是领导要“较真”，因为中国工程院是学术机构而不是行政机构，没有相应的常设监督部门，且院士分散在全国各单位，没必要为工程院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因此只能靠院领导较真，只有领导较真，下属才能较真。

　　在我看来，烟草院士谢剑平就是退出制度执行的对象，院领导也劝过他退出，但无效。后来工程院决定今后取消烟草行业增选院士的做法我认为是矫枉过正，并不合适。我不反对烟草行业的研究工作申报院士。谢剑平的老师、已故朱尊权院士也是烟草生产与加工技术专家，我们并没有反对，因为朱尊权致力于改善我国的烟草种植和生产工艺、品种改良，减少了中国的烟草进口量，学术上没有问题。

　　而谢剑平的“减害降焦”研究明显“有违学术道德”，因为“减害降焦”研究并不严谨，并未真正做到减少危害，反而助长了香烟销量的提升，给国人带来更大的危害。这件事情上有种种的利益纠葛，我不想再多谈此事了。

　　文汇报：如何区分理解院士的退出和退休?

　　秦伯益：院士的退休和退出是两个概念。退休是从院士本工作单位退休，但院士作为荣誉称号像“劳动模范”一样是终身的称号，根据国务院规定,院士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退出则是连院士的称号及待遇一并去掉，一般都是对犯了重大错误的院士才会启动退出程序。

　　文汇报：您能否介绍一下当时您申请退休的过程。

　　秦伯益：我2004年开始打退休报告，军事医学科学院领导对我很了解。但报到总政时，由于之前没先例，查遍所有文件，既没说院士什么年龄能从单位退休，也没说院士不能退。程序怎么处理?谁来批?这一系列相关问题都找不到规定，最后又从总政报到中央军委，在2005年由中央军委批准。

　　我很早就注意培养接班人，不然说走就走会让单位很难办。而军事医学科学院的部队领导个性都直，看我很坚决，也就决定逐级上报到中央军委。报中央军委不是因为我是“院士”，而因为我曾任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这个岗位的任免权限在中央军委。

　　文汇报：作为我国唯一的退休院士，您如何看待院士的退休?

　　秦伯益：荣誉终身不等于工作终身。我认为院士只是一个荣誉称号，对晚年安排不应该有什么影响。后来不知为什么，院士自己也好，院士所在的单位也好，社会也好，都有一种错觉，觉得终身荣誉就意味着终身工作，要干一生。但我没有这样的“错觉”，如今我退休后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心情和健康都很好。谢谢。

　　文汇报记者 赵征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