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提着一张片子找专家“给看看肺癌”?这已经过时了。记者从上周六胸科医院承办的“上海国际肺癌论坛”上获悉，肺癌专家正在把片子放下，转而看“驱动基因”检测。这是一种肺癌诊治领域的新技术，即医生通过活检找到病人罹患肺癌的“驱动基因”，从而启用抑制该基因的药物。

　　就在过去五年，这种“精确打击目标”的理念与试验性应用在肺癌诊疗领域快速发展，给临床治疗带来革命性改变。

　　已发现20多种肺癌“驱动基因”

　　肺癌，是全球第一癌症杀手，是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第一位的肿瘤，是上海地区死亡率最高的肿瘤。也难怪，肺癌的诊治研究从来都是“大热门”。而近年来，“驱动基因”无疑是“热门中的热门”，在本届上海国际肺癌论坛现场，它就引发400多名国内外专家热议。

　　所谓肺癌“驱动基因”，简单说，就好比令汽车发动起来的引擎，在身体里，它们扮演着“坏角色”——由于它们的突变，导致肺癌发生。

　　“站在肺癌医生的角度，最关心的问题是，病人为什么会得肺癌?于是，医生开始和基础研究专家一起来比较肿瘤组织和正常组织的差别，结果就发现在患者体内有些基因是异常的。”本次论坛执行主席、胸科医院肿瘤科主任、上海市肺部肿瘤临床医学中心主任陆舜教授称，借助全基因组学比对，科研人员找到了一些肺癌的“驱动基因”，并且，这些革命性发现让科研人员探索并制成药物来抑制“驱动基因”，从而抑制肺癌的发生或发展。

　　目前，已发现的肺癌“驱动基因”有20多个，比如EGFR、ALK、KRAS、Her2、PIK3CA等。不同人，会有不同的基因突变。我国临床医生粗略统计发现，在我国60%的肺癌患者身上，可以找到“驱动基因”。

　　我国“驱动基因”送检率仅为20%

　　令人欣喜的是，全球的科研人员经“合力攻关”，已制成一些抑制基因的药物。在此期间，中国团队逐步从最初的“赶潮儿”向“弄潮儿”形象转变。

　　“这里有一点幸运因素。”陆舜告诉记者，不同“驱动基因”在不同人种中的表达水平差异很大，比如，肺癌“驱动基因”——EGFR，50%以上的中国肺癌患者这个基因异常表达，而美国人中仅10%。结果中国团队就发现，在中国上市的厄洛替尼、吉非替尼等药物都表现出对EGFR较好的抑制效果。

　　“基因表达的人群样本多，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平台，以至于中国在EGFR这条通路的临床试验一直处于国际前沿，在ALK这条通路上我们介入的也比较早，所以国产药物的上市仅比美国晚了一年多——这与以往其他领域的药物研发进程完全不同。”陆舜说。最近，他的团队还在与瑞士合作一项针对肺鳞癌“驱动基因”的差异比较。有关EGFR第二代药物的临床验证、新靶向药物等方面的国际合作研究也都在推进中。

　　对中国患者而言，这都是令人振奋的消息。但现实，并不尽如人意。

　　“中国现在的‘驱动基因’送检率在20%，日本是80%。”在陆舜看来，送检水平低与患者知晓度不高有关，而这主要源于大部分专业医生的认识有限。

　　据悉，“驱动基因”检测已覆盖不少三甲医院，尤其是在省会城市。在专家看来，这代表着一种高效、低毒的靶向治疗方向，而不用再像传统化疗“不分敌我”，在杀死坏细胞同时也杀死好细胞，令大量患者倒在化疗这道“生死槛”上。

　　在专家看来，研究正在一点点暗示“盲目治疗”的风险。广东省人民医院副院长吴一龙教授曾指出，学术上将肺癌分为四大类——吸烟腺癌、不吸烟腺癌、吸烟鳞癌、不吸烟鳞癌。近些年科研人员发现，这四类肺癌的基因改变完全不同。如果找到“驱动基因”，治疗事半功倍;如果没找到而盲目治疗，可能治疗方法连安慰剂都不如。

　　事实上，在美国已流传起一句话：“nomeat，notreat”(不给我一块活检，就别治疗)，意在强调“驱动基因”检测对于临床治疗方案抉择的重要参考意义。

　　降低检测费用让百姓“用得起”

　　在专家看来，除了提高临床医生的认识，“驱动基因”检测的推广还有许多现实困境需要解决，比如测序费用。目前，支付两三千元，可检测几个常规的“驱动基因”。专家认为，下一步还要将费用降下来，让百姓“用得起”。

　　此外，还要让检测平台覆盖更多医院，缩短检测等待时间等。

　　最后，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是要加速针对“驱动基因”开发相对应的抑制药物——因为医疗的最终目标不是去发现这些异常基因，而是达到治疗的效果。

　　“不过，病人需要理解的是，当我们在普及‘驱动基因’检测，很可能的结果是发现了新的基因突变，但还没有抑制药物。这就是医学的滞后性，总是先有疾病，才有治疗方法。但如果没发现基因突变，药物研发与治疗更不可能出现。”在陆舜看来，“驱动基因”测序给中国临床学界的一点启示是，改变过去的“模糊医学”思维，让一切医学实践真正地讲证据、有依据。

　　文汇报记者 唐闻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