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怀念那个医患互信的年代：医院的墙壁是冰冷的白色，也没有空调，可医院里面却有着温暖的人与情。

　　过去的一年，中国医患关系跌到谷底，对医生护士的人身伤害事件频频出现;今年，刚入3月，齐齐哈尔、南京、杭州、上海都已经发生过较有影响的“伤医、伤护事件”——在人满为患、超负荷运转的大医院里，医生与患者之间，彼此陌生、互相戒备。

　　在京参会的全国政协委员们提出了诸多建议，他们希望重建分级诊疗制度，合理配置医疗资源，从源头着手重建和谐的医患关系，让医疗重回有序轨道。

　　记者调查 “很不希望按响应急按钮” 医生坦言忙碌里无奈加进了“自我保护”

　　进入医院工作16年，仁济医院急诊科的周山(化名)觉得最亏欠自己9岁的孩子——从来没有带他出去好好玩过一次。

　　周山最忙时一天接待病人不下七八十号。这几年，他的忙碌增加了很多内容——比如自我保护。他的急诊桌紧挨着的墙上，增设了一个红色的应急按钮，按钮离地约1米，以便让他坐着问诊时随时能按。按响红色按钮，就意味着医院最不和谐的事件发生了——医患冲突。医院监控室会迅速将现场附近监控摄像探头全部调整到现场画面，最近的医院保安立即赶到现场。仁济医院医务处处长张继东总结，多数纠纷缘于互相不理解，打医、伤医事件往往是一时冲动。

　　作为医生，周山很不希望按响这个按钮：“闹得越凶，其实病人越吃亏。”他说，现在的患者要做很多检查;对医生而言，很多检查都是为了给自己“留证据”。

　　“看病其实最好不要到陌生的城市，找陌生的医生看，尤其是常见病、多发病。”周山觉得，熟悉的社区医生或者家庭医生能让患者看病更安心。面对熟悉的医生，患者容易付出信任，医生的服务也会更“家常”;而在大城市的大医院里，人满为患、超负荷工作的现状让医生、护士很难提高服务质量，医护人员的疲劳、冷漠则会加剧病人和家属的焦虑和恐慌，产生怀疑。

　　周山觉得，让医患沟通更周全，彼此之间有信任，一定要实行分级诊疗。“大家都知道三甲医院医疗资源好，但好的资源更应该用在重病大病上，而不是为了一些头疼脑热的小病来消耗。”

　　周山说，大家觉得很委屈，但面对救死扶伤的天职，没人拖后腿，“昆明‘3·01’事件之后，医生的朋友圈里都在传，‘如果有需要，我们就去救人’。” 本报特派记者 何易

　　会场声音

　　甲方：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瑞金医院上海血液学研究所所长陈赛娟

　　社区医院挡住常见病，三级医院才能专注于疑难杂症

　　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刻不容缓

　　“毫无疑问”、“应该马上执行”……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瑞金医院上海血液学研究所所长陈赛娟用一连串急切的词句，表达她对建立完善的分级医疗制度的支持和期待。她说：“分级诊疗，病人就医的满意率会有所提高。”

　　在她看来，要从制度上完善患者在社区医院的首诊流程，由接诊医生根据病人实际情况向上一级医院转诊，“一些常见病给熟悉的社区医生打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不需要什么病都往所谓的好医院挤，有限的医疗资源应该合理分配和利用。”

　　当社区医院挡住常见病之时，三级医院才可能专注于疑难杂症的诊治和科研攻关。“我有一次和同行开会，他的嗓子都哑了。”陈赛娟问了之后才知道，因为白天的门诊量太大，这位同行一直接诊到晚上11点多，“医生超负荷工作，不但患者难以得到充裕的就诊时间，还可能提高出现诊疗瑕疵的几率，引发矛盾。”

　　陈赛娟介绍，有的国家规定，专科医生每诊断一个病人的时间不少于半个小时，“一上午最多看4名-6名病人，看多了医保是不能给报销的”;但在上海，大医院的医生半天就要看几十号病人。

　　事实上，我国在分级转诊制度上曾有过较好的经验。“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居民看病就是分级医疗的，没有经过一级医院转诊的病人，大医院是不接收的。”陈赛娟说，“那时的医疗秩序明显比现在好。”

　　但重建分级医疗制度面临着诸多困难。陈赛娟直言：“全科医生的培养、社区能否留住人才、患者就医习惯的改变等一系列难题都亟待解决。但无论如何，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已刻不容缓，否则医患双方都不会满意。”

　　乙方：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委、宁夏医科大学副校长戴秀英

　　政策落实不到位设备陈旧卫生条件差

　　基层医院留不住病人和医生

　　“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薄弱的严峻现实与推广分级诊疗之间存在矛盾。”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医科大学副校长戴秀英直言，国家医改政策在地方落实不到位、基层医疗设备陈旧、专业技术人才匮乏等现实问题，使“小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的设想面临困境。

　　“很多乡镇卫生院至今没有配备适应医疗需求的设备，还有些设备十分陈旧，贫困地区这类现象更为严重。”戴秀英亲赴宁夏西吉县调研发现，当地医务人员靠生炉子取暖，一个乡镇卫生院平均要生三十几个火炉，“院长多了一个职责——防止一氧化碳中毒”。

　　戴秀英告诉记者，县里的医务人员和病人共同使用院外的旱厕，卫生条件不堪入目。此外，大多数卫生院都仅拥有开展常规检验的仪器，缺乏急救和手术必备的基本设备，“这样的医疗服务能力，有条件的百姓谁不愿去更高一级的医院?”据她统计，西吉县的乡镇医院平均日门诊量20人次，有2/3的床位闲置，手术室更是长期空闲。

　　“基层卫技人才严重匮乏，业务技术水平低，业务大幅萎缩;而工资待遇低、晋升难、工作环境差，又令医生不愿意下基层医院，恶性循环由此产生。”戴秀英坦言，人才培养一批就考走一批，“业务骨干和患者都流向大医院”。

　　“要使乡镇卫生院能够真正成为百姓就医的首选，首先应确保到2015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达标率达到95%以上的目标。”戴秀英在今年两会的大会发言中向卫计委建议，尽快明确乡镇卫生院基本诊疗范围，鼓励有条件的基层医院为农民全面提供与其定位相适应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逐步建立乡镇基层首诊制，切实承担起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门急诊和住院服务，进而分担大医院的就诊压力。

      文汇报特派记者 李上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