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考古始于1976年。大规模系统性考古始于2012年。2019年，科技人员经过碳-14测年，确定皇城台建造和使用年代在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1800年    照片来自新华网

【导读】1月7日下午，由澎湃新闻网做媒体特别支持的第159期文汇讲堂“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系列跨年四讲圆满收官。159-4期《4000年前，中国王国与王朝的谜和底》邀请三位主讲嘉宾——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陶寺考古队领队高江涛，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石峁考古队副队长邸楠，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海涛，分别讲解黄河上中游的陶寺、石峁和二里头并互动

提问整理昨已刊发（见文末链接），今将刊发三个主讲，此为石峁篇。

邸楠从1000年变化动态中描述石峁的“石破天惊”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探索中国文明起源时就提出了著名的“区系类型”理论，将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划分为不同区系，每个区系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和发展道路。之后严文明先生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重瓣花朵”式的格局，概括了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石峁所在河套区域在距今五千至四千年前后已经形成一个拥有独立起源及完善发展体系的文化区。

  按严文明提出的著名的“重瓣花朵”理论，河套文化早已独立和完善

陕北史前聚落分布密集，文化发展脉络清晰

陕北高原是河套文化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理上的陕北包括陕西省延安市和榆林市，由于延安南部区域与渭北黄土台塬相连，文化更接近关中地区，文化上的陕北地区主要包括榆林和延安的北部，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地貌特征包含了北部的毛乌素沙漠、南部的黄土丘陵沟壑区和西南部白于山山地，气候非常干旱。现在看这个区域土地贫瘠，但是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非常密集，在2007—2011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榆林境内发现的新石器遗址总数达到4000多处，占了陕西省总数的1/4，分布密度非常接近于现在的村落。

 龙山晚期距今4300年至4000年，上排为陕北地貌包括沙漠、山地、黄土丘陵

陕北地区公元前三千纪的史前文化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公元前3000至前2500年，可归为仰韶时代的晚期，公元前2500至前2300年，可归为龙山时代的早期，公元前2300至前2000年，可归为龙山时代晚期。陕北地区从仰韶晚期和龙山早期的近800年的历史变迁中，社会逐渐出现复杂化的趋势，到了龙山时代晚期整个聚落和社会的变化更加剧烈，主要体现在八个方面。

从同质平等到“众星捧月”，聚落等级明显分化

仰韶时代晚期聚落多选址在靠近河流的平缓山丘上，规模多在1-30万平方米，虽然之间出现等级差异，但规模差异并不悬殊。公元前2500年，进入龙山时代早期。遗址规模差异逐渐显著，50万平方米之上的遗址数量显著增多，但仍是一种多中心、对抗式的聚落分布形态。到了龙山时代晚期，以神木石峁遗址所在的黄河一级支流秃尾河流域为例，调查确认了一百余处龙山时代的遗址，根据面积可分为三个等级。小型聚落面积在10万平方米以下，中型在10-100万平方米之间，大型的是超过100万平方米，最大的就是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的石峁，已经形成了“众星捧月”的空间布局和类似于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石峁成为了区域中心。

 秃尾河流域100多处遗址，到龙山晚期已形成“众星捧月”之势

从不设防到多重城垣，史前最大石城横空出世

仰韶时代晚期，聚落周边普遍不设防，未出现防御设施。后段的吴堡后寨子峁遗址位于三处独立山峁间，以下挖壕沟与砌垒的石墙作为周界构建出相对独立的空间，成为榆林地区已知最早的防御性聚落，但还不能称为城址。

龙山时代早期聚落外围开始修建石砌城垣等防御设施。例如佳县的石摞摞山遗址，面积约在15万平方米，有两重石墙，内城面积约3000多平方米，沿着山体的中下部为外城城墙，外围还有护城壕，已经形成了完善的防御系统。这种改变可能因为龙山时代气候逐渐变得干冷，导致资源获取难度增大，反映出聚落之间竞争加剧，对防御的需求有所增加。修建城墙需要极大的社会资源，有的显然超出了自身人口的负担，暗示社会具备了聚集更大范围内资源的能力，聚落间出现了支配与被支配关系。

 龙山早期已出现两重石墙和护城壕

龙山晚期，一些小型聚落也普遍有防御设施，例如面积不足2平方米的神木木柱柱梁遗址，可能由于人力物力所限，未修筑石墙，周围仅修建有环壕。中型以上的聚落已经普遍开始修建有石砌的城垣，石峁这样的大型聚落已经出现了环套结构的多重石砌城垣。

石峁遗址的核心区称为皇城台，位于城内北部略偏西的位置，大面积约8万平方米，是宫殿区所在。内城呈东西向的横向的长方形，把皇城台包裹其中，面积约210万平方米，城墙长度约6公里，整个城墙完全闭合。外城是在内城东南方向延伸出去的一道城墙，也呈东西向的横向长方形，因西部紧邻秃尾河河谷的断崖，利用了这一段天堑，城墙并不闭合，面积约190万平方米，城墙长度约4公里。现在还能在地面上看到内、外城墙的墙体，残高在1.5米以上。整个城址总面积加起来超过了400万平方米，是目前已知的东亚地区面积最大的一座史前城址。

上图：石峁遗址分布图，皇城台8万平米，内城210平米，外城190平米

下图：皇城台四周被阶梯状的石墙包裹起来，类似玛雅的阶梯状金字塔

城防设施精巧完善，瓮城和马面的诞生提前了上千年

龙山早期，佳县石摞摞山遗址发掘时，发现石墙在修筑时先建有基槽，在外面还有一道护坡，反映建筑技术逐渐成熟。龙山晚期，城防设施设计和建造的更加精巧完善。

石峁的皇城台除了门址所在的区域外，四周都是被阶梯状的石墙包裹起来，阶梯状的护坡石墙从山峁下的沟底开始修筑，高差最大处达到了70米，自上而下层层内收，鳞次栉比，类似玛雅的阶梯状金字塔。这样设计和修建的目的，不仅起到加固山体防止滑坡的作用，还可能考虑到皇城台作为宫殿所在，统治者追求绝对的安全。

 皇城台外城东门修有外瓮城和内瓮城，和榆林卫城明代瓮城（右下图）功能接近

石峁的城门结构也非常复杂，已发掘的外城东门是目前国内所见最复杂的上古时代城门遗迹，城门及周围墙体上附有瓮城和马面等遗迹，系国内确认的时代最早同类城防设施。石峁外城东门主体建筑为两座高大的墩台，墩台之间是进出的门道。门道内外两侧修建有两道石墙，即为外瓮城和内瓮城。在战争中城门往往是攻守双方争夺最激烈的区域，为了加强防御阻滞敌军进攻，防守的一方开始在城门处修筑瓮城。过去认为瓮城于汉唐时期出现，到宋代的扬州城，内、外瓮城才成为制度。与后期瓮城的形态相比，石峁外城东门内、外瓮城形制还比较原始，但是已经具备了基本的功能。

 石峁马面与晚期的山西平遥（右）清朝马面形制类似

另一个重要的城防设施是马面，是城墙上凸出的方型墩台，和城墙互为利用，能够消除城下的死角，以利于防守者在战争中可以自上而下从三面对攻击的敌人进行反击。马面呈是等距分布，而且分布的距离和当时弓箭的射程有关系，在石峁发现的马面形制和晚期的马面已经非常类似了。马面的记载最早见于《墨子》，之前的考古发现在战国汉代之后的城址里才能看到这种大型城防设施，而石峁的发现把马面的出现向前追溯了一千多年。

杀戮祭祀、“藏玉于墙”和巫觋阶层，原始宗教给予精神保障

仰韶晚期聚落内基本不见占卜遗迹，墓葬发现的比较少，多见乱葬坑，死者往往被埋弃于废弃的窖穴中。在靖边的五庄果墚遗址发现有深度3米的大灰坑，层层叠叠埋有四层人骨，总数多达20具，人骨旁还有一些哺乳动物的残骸；靖边的庙梁遗址也发现有两座灰坑，一座埋有3个小孩，另一个埋有1个成年人。很多学者推测，可能和原始宗教有关。

 龙山晚期出现用人头祭祀的现象

龙山时代早期，占卜现象开始流行。到了龙山时代晚期，形式更加复杂多样，宗教可能是已成为凝聚周围聚落的手段。在石峁外城东门的发掘中，发现有六处埋有人头骨的祭祀坑，这些祭祀坑均位于早期的地面之下或者是城墙的墙基下，应与城墙修建时的奠基或祭祀活动有关。其中最大的K2坑内发现有24具人头骨，经体质人类学鉴定，基本都是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年轻女性，部分头骨有明显的砍斫痕迹或创伤，个别枕骨和下颌部位有灼烧迹象。这种用人头祭祀的现象在商代也很常见，甲骨文记载有“斩人牲首”的方式。我们研究认为，石峁先民们修筑城墙，是为了构筑起强大的物质屏障，而用人头进行奠基活动，可能是建立精神屏障，为居住者提供精神上的安全保障。

 在石峁外城东门和皇城台均发现墙内藏有玉器

除了杀戮祭祀现象，石峁还发现有“藏玉于墙”的特殊现象。在外城东门的发掘中，在城墙的墙体以及墙基处，发现埋藏有玉器，应是在城墙修建过程中有意嵌入的。《竹书纪年》中记载，夏朝最后一个王——夏桀骄奢淫逸，“作琼室、立玉门”，这种“藏玉于石”的现象，也可能是符合文献中提到的玉门和瑶台的相关记载。在皇城台的发掘中，在门址、大台基等重要建筑处也多次发现玉器，有牙璧、玉钺和牙璋，牙璋在先秦时期是非常重要的玉制礼器，是王权的象征。石峁先民中在建筑放置玉器，可能和杀戮祭祀一样，寻求驱鬼辟邪功能，获得精神的保障。

在石峁遗址内还发现有巫觋阶层存在的迹象。在皇城台发现有目前史前时期最大的一处占卜遗存，在阶梯状的护坡石墙顶部曾集中出土了一二百件占卜用的卜骨，大部分是用羊或者鹿的肩胛骨制成。这是龙山时代开始北方地区常见的占卜方法，我们推测在皇城台的顶部居住着掌握祭祀权力的巫觋阶层，这些卜骨可能是他们在使用后集中从顶部抛弃下来的。

 护坡石墙顶部集中出土了一二百件占卜用的卜骨

数以万计的骨针和神秘的口簧，暗示着官营手工业的出现

仰韶晚期至龙山早期，专门的手工业遗存发现不多。靖边庙梁遗址龙山时代早期房址曾集中出土了大量的石刀和石纺轮，还有未加工成型的毛坯，推测房主很可能是当时的工匠。而从规模上看，应该还是处于家庭手工业阶段。

到了龙山晚期，在石峁皇城台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对挖出来的土仔细过筛，发现了许多动物骨骼和大量的骨器。其中数量最多的是骨针，约有17000多枚，有的针加工的非常精细，针孔甚至小到只能穿过头发丝。大量的骨器集中出土在皇城台上，也暗示着皇城台顶上居住有一些掌握核心技术的工匠，但当时可能是被贵族阶层所控制，和龙山早期简单的家庭手工业已经有了很大区别。

上为巧舌如簧的“簧”，下为发现1.7万枚骨针，有些针眼只能穿过发丝

骨器里有一类比较特殊的骨制的口弦琴，主要是用牛的肋骨加工制作。这种乐器呈长条形，长度约在8—9厘米，宽度约在1厘米，器身中间刻出一个可以拨动的簧片。这是先秦时期非常重要的一种乐器，称之为“簧”，在《诗经》等文献里都有记载，成语“巧舌如簧”指的就是这种乐器。在当时可能是巫觋阶层在进行宗教仪式时所使用的道具，也从侧面印证了当时宗教活动非常普遍。

大型宫殿和精美石雕，文化因素辐射远播

仰韶晚期和龙山早期本地区目前还未发现大型公共设施，龙山晚期已经出现了大型宫殿式建筑。在石峁皇城台顶部发掘出一座大型的建筑台基，平面形状近方形，边长130米左右，现存最高处高约4米，总面积超过1.6万平方米。台基中间为夯土，四周被石墙包砌。由于规模较大，目前仅清理出南侧的石护墙。在南护墙外侧还有一道平行石墙，中间形成了一个通道。人上来以后，必须沿着这个通道绕行台基才能登上台基台顶。

 精美的石雕超出了对早期艺术的认知和文明高度的判断，龙形与二里头的绿松石龙颇为相像

在长达130米长的南护墙上发现有70余件精美的石雕，由于部分墙体已坍塌，有些石雕在倒塌的堆积里，有些仍镶嵌在墙面之上。这批石雕的发现超出了我们对龙山晚期文明高度的判断，刷新了对早期艺术的认知。石雕的内容可分神面、人面、动物、神兽等几类。神面石雕普遍体量较大，往往采用对称的构图，中间为一张完整的正脸，两边仅刻半张脸，表现的是侧脸的形象。人面的头顶上不见华丽、夸张的装饰，比较写实，有的甚至表现出胡须等细部特征，人面的出现或许代表先民自我意识的觉醒。动物大多比较写实，能够看到牛、马、蛇等动物形象；神兽可见有早期龙的形象，和二里头发现的绿松石龙非常相似。

房址结构因地而异，居者身份差异明显

 仰韶晚期房屋大多是不超过10平方米的窑洞

仰韶时代晚期，房屋规模大致相当，普遍不超过10平方米；结构相似，多为利用黄土直立性掏挖的窑洞，还有少量半地穴式房址。房屋形制房址在房址中往往发现有窖穴，标志着私有财产的观念已经非常普遍。聚落内房址尽量集中于一起，连排分布，方向大致相同，如靖边庙梁遗址和横山杨界沙遗址，因不见大型房址，这种模式可称为“凝聚不向心”结构。龙山时代早期房址多为前后室相套的结构，显示对生活私秘性的需求逐渐增加。房址依旧联排分布，规模相当。门道普遍较窄，宽度多在70—80厘米，出现了壁灶，也反映出气候的逐渐干冷。

 地面式、带护墙的窑洞和土窑洞三类房址，或代表着一定的等级关系

进入龙山时代晚期，房址之间的差异愈加明显。在石峁遗址，我们发现的房址主要分为地面式、带护墙的窑洞和土窑洞三类，之间可能代表着一定的等级关系。地面式的房址主要建于皇城台周围，居住者可能与统治者有着更加密切的血缘关系，享有较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而带护墙的窑洞主要分布在内城之中，外城中的土窑洞更加简陋，表现出社会和经济地位可能比内城居民还要低。

墓葬规模等级悬殊，逝者地位尊卑有别

龙山时代晚期，墓葬之间的规模差异更加明显，大型墓葬墓室的面积往往能达到10平方米左右，有着丰厚的随葬品和木棺等葬具，在棺外还有殉人和殉狗。高等级墓葬普遍有壁龛，放置有成组的陶器，一些还饰有彩绘，墓主人身上还佩有玉器。小型墓葬面积不足1平方米，仅可容身，基本不见随葬器物。墓葬规模的巨大差异也显示出了死者生前的身份地位和占有社会资源的差异。

 最大的墓葬可达10平米，且随葬品丰厚，最小的仅能容身（下图）

通过以上八个方面的变化，能够清晰的反映出从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间，陕北地区经历了一个从平等社会到复杂社会的发展过程。在财富高度集中、大型宫室及公共设施形成的过程中，聚落规模差异逐渐增大，等级分化趋势逐渐明显。聚落在发展过程中，对防御需求越来越强烈，从简单的环壕、石墙演变为多重的城垣。祭祀和占卜逐渐复杂多样，出现了掌握这一权力的巫觋阶层，宗教成为凝聚人群的重要的手段。从龙山晚期开始，出现了社会阶层和权力的分化，最终形成了早期国家。

整理：李念

文末链接

赵海涛：二里头开创广域王权国家模式，并引领后世|讲堂159-4③

高江涛：4300年前的陶寺，“最初中国”从此走来并成长|讲堂159-4①

北方强国石峁被谁消灭了？陶寺的盘龙真是龙吗？|讲堂159-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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