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由冯绍雷主编的“当代国际政治丛书”开启第三版，推出两本新书

1995年，我与陈昕一起主编“当代国际政治丛书”。当时的考虑是，希望通过借鉴西方国际政治理论成果，惠及国内学术研究。时光飞逝，转眼26年过去了，作为国内该领域最早的一套专业丛书，“当代国际政治丛书”出版了30余部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2021年，进入新世纪才过了20年，国际政治中“黑天鹅”“灰犀牛”接连不断，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国际政治的观察和研究在不断深入，也应有诸多“自我革命”，尤其是经历了2020年。“当代国际政治丛书”也将进行改版，新推出《位置现实主义》《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等著作，对此，兹将有关的一些新思考与读者共享。

若干年之后，当人们回首2020年，大概最难忘怀的，就是疫情下的生死煎熬，经济“断链”中的困顿失望，罕见的美国大选带来的焦虑、惊恐与期待，包括大国关系的跌宕起伏与在该年最终时刻的颇具戏剧性的峰回路转。也许，在事态与感官渐趋平息之后，人们会进一步推究，表象之下，到底是怎样的深层结构与趋势在暗流涌动。

 国内最早的一套专业丛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当代国际政治丛书”1995年至2020年出版了30余部

百年之交警示下的守望和平

2020年11月下旬的动荡局势之下，97岁高龄的基辛格博士就中美关系发出警告。他说：“除非美中有一些合作行动的基础，否则，世界将滑向堪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

*两个世纪之交的共相：平民主义崛起、新旧大国之争、伙伴关系变换

基辛格正告：中美关系回不到以前了，但美中必须有一些合作行动的基础

就现象而言，无论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还是百年后20世纪向21世纪的过渡，科技与经济高速发展，都不可避免地催生国家内部分化和国家间激烈竞争。

在此背景下，20世纪初和21世纪初都出现了民族主义、平民主义的普遍崛起；都发生了国际体系中原有的主导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的竞争；都可以看到称霸者只是沉湎于炫耀实力，而缺乏真正号令天下的思想创新；这两个时段都出现了大国结盟与伙伴关系的迅速变换。就当下而言，比如，美欧关系的离合，包括新兴国家伙伴的关系起落。百年前的上述危机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迎来一个导致千万人丧生、战争与革命层出不穷的新世纪。

但是，另一方面，基辛格没有解释，当21世纪进入第三个十年之际，虽然危机不断，并不断被警告存在着巨大冲突的危险，然而，似乎整个世界还不那么愿意轻率地被卷入类似于世界大战的局面。

*为何这次不会有世界大战：国际体制仍在，区域合作在推进、中间力量不站队

2020年11月15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河内签署。（图源：新华社）

我认为，关键在于，百年前后这两个新老世纪的交替时期，还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区别。

第一，与一战之前相比，今天毕竟还存在着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治理体制。安理会、世界银行、IMF、WTO包括WHO等重要机制还在工作，还力争改革的机会。这是在一战之前根本不具备的历史条件。

第二，基辛格提出上述警告后三天：RCEP协议由15国签署。RCEP并不是中国所领导，而是中国支持、但由东盟所首创的一个当今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紧接着，中国又提出准备加入CPTPP的决定。这让世界看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超越藩篱，力争在一个动荡世界走向合作共赢的决心。更令人关注的是，2020年最后第二天晚上，历时七年的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终于完成。这一意味深长的历史性决定，清晰表达出当今世界的深刻变迁。至少，这大大降低了出其不虞的对抗风险。

第三，即使“五眼联盟”“印太联盟”等地缘政治新组合，旨在遏制、平衡中国，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坚持认为：“没有人愿意跟美国加入反华同盟。”大量居中间立场的国家，不愿意在中美间选边，不愿意激化对抗性的大国冲突。这成为牵制形势迅速滑坡的一个重要因素。20世纪初，并没这样比较明智而有份量的处中间状态的群体选择，而是出现了协约国和同盟国的结盟对抗，才导致世界大战。所以，群体性的结盟对抗，还是保持中立，这是是否导致全球对抗的又一关键。

看来，尽管存在从危机转为战争的风险，但这受到构建中的国际秩序的制约。首先，“秩序”不同于单纯的制度安排，还包括人心所向。今天更多的民意不愿意听任战乱成为现实。同时，冷战以和平方式终结，没有了以战争和强权所划定的界线，需要更多极具耐心的协商对话，通过共识来构建秩序。所幸者，全球化提供了和平构建秩序的可能。2008年金融危机条件下，从G7向G20的转变，乃是明证。

十字路口：全球转型的再“转型”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世界正处于一个全球转型的过程之中。全球转型的含义主要包括：各国政治经济体制转型、国际秩序的演进、作为内部制度变迁和国际秩序这两者间连接物的各国对外政策与战略。

*全球化再转型的两种动力：自然进程和意识形态

自然进程和人为意识形态两种动力促成全球转型的“再转型”（图源：视觉中国）

30年来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为什么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十年左右时间里被大大推广、以“华盛顿共识”为基调、西方模式为导向的全球转型，到了新世纪后，就逐步转化成为以主权为载体，以多元化的文明复兴为背景，以多样化的制度转型为主题，以多极化的力量格局为依托的另一种全球转型。这是一个非常深刻而复杂的变化。

对于新世纪前后的这种全球转型的“再转型”。一方面是自然历史进程的逻辑演进，另一方面是人为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条件的推动。就自然历史进程而言，“华盛顿共识”为导向的全球转型在世纪之交逐渐转变为后一种转型的主要动因，乃是科技、经济、全球化与地理、气候、文明等因素的相互交织而高速扩展。在这一进程中，西方的衰落，新兴国家的群体成长，成为势不可挡的潮流。

而就后一种人为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条件选择而言，在制度选择上究竟走向开放、还是趋于封闭；在意识形态领域究竟是走向僵化，还是务实；就交往方式而言是走向对抗，还是趋于和谐；在未来世界秩序的构想中，究竟是西方独霸，还是多元共存。显然，这几十年历程证明，主张开放、务实、和谐、多元共存的力量逐渐地显示出了不可阻挡的优势，展现出先学习、又迅速超越“华盛顿共识”的巨大潜能，这才导致了向后一种全球转型范式的深刻转变。

*能否和平完成全球再转型，对人类依然是巨大考验

新冠疫情改变了国际秩序的构建，联合国等机制继续发挥着作用。（图源：视觉中国）

现存的各种制度模式确有权力集中与分散、效率的高下之分。但国内制度的改革和优化，首先是各国自己的事情。这是坚持主权的威斯特伐利亚模式几百年来延续至今的根本性原因。疫情见证了亚洲、特别是中国抗疫经验。这是对现代制度构建的多样性的一次重要验证。在此同时，国际秩序的构建是大家的事情，不能不通过良性竞争与合作，而不是简单以“民主与专制”来划分世界，更不是以战争与破坏、以军事联盟进行威胁来构建秩序。和平完成全球转型的“再转型”，今天，依然是对于人类的巨大考验。

影响未来大国关系的十大进程

从国际国内现象的时空变化、从作为结构关系中起枢纽作用的冲突与危机等这样的角度，观察未来大国关系与秩序构建，那么，以下的十大进程会发挥关键作用。

*长时段因素将活跃，重心将向亚洲偏移

世界经济增长长周期结束，主要经济体中唯有中国GDP总量实现正增长

第一种，30年全球化的强劲推动有所减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增长的长周期基本结束，进入下行阶段。如果说，从1979年至2008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03%，那么，2008年至2019年为年均增长仅2.48%。虽然，中国经济发展远超各国，但仍将受到这一大趋势的制约。

第二种，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长时段因素重趋活跃。在文明因子的激励下，新兴经济体国家群体崛起，实际大都是具有丰厚积累的千年古国重新焕发青春。另一长时段因素——地理重上舞台，使地缘政治重现于国家间合作与纷争空间。

第三种，世界事务重心向亚洲的偏移，已体现于各方战略的部署。无论美国的“亚洲再平衡”、俄罗斯的“东向战略”、还是欧盟包括中欧双边投资协定在内一系列聚焦亚太的举措都表明了：亚洲经济的未来势必吸引各国的聚合，但亚洲安全建构的空白，着实引发高度关注。

*地区危机将频发，三边关系活跃，领袖作用凸显

2019年12月10日,“诺曼底模式”四国峰会，法方邀请俄、乌、德领导人磋商寻求解决乌克兰危机。（图源：视觉中国）

第四种，大国间相互认知出现全面而迅速的变化。近年来，欧美国家对俄、对华的认知先后呈急剧改变。既有危机对认知态度改变的影响力，也显出现代科技与信息社会下，日常积累的舆论环境对认知变化的深刻作用。

第五种，危机频发期的到来。从上一轮的全球转型阶段，较少国际冲突，大体与美国“一超”垄断世界的局面有关。但从世纪交替时刻开始，国际和地区危机接连不断：究竟源于以往周期性的循环；还是旧秩序动摇、新秩序来临的征兆。看来，秩序更替的预兆正在逼近。

第六种，随领导人更替的大国关系周期性波动如何影响全球事务，正受人关注。以俄美关系为例，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中间还有一段梅德韦杰夫与普京的“二人转”，每一任俄罗斯领导人对美国关系都出现先扬后抑、最后陷于危机的周而复始的周期。其余各组大国关系虽各不相同，但周期性现象中的惯性、节律等会相互交织地作用于今后进程。

第七种，与上述危机频发的同时，大国间三边关系在世纪之交开始活跃。如中、美、俄关系，俄、美、欧关系，中、欧、美关系等等，客观上，也为变动中大国关系提供平衡与保障。

第八种，与上述进程相左右，总体地看，追求中立、平衡、不选边的政治立场，较之拉帮结派、重回结盟的意向要表现更为显著。

*危机与秩序转型三种前景：相持、提前爆发、转化

第九种，随着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的接近与翻转，国际力量对比变化，似乎比想象中更快地加速来临。尽管传统工业国家的科技与金融积累、教育水平、军事实力、结盟能力等仍占优势，但新兴力量GDP总量增长、传统支持、人口优势、制度改革空间等等赶超潜能令人刮目相看。新旧力量对比处于犬牙交错的十字路口。

第十种，从危机与秩序相互转换的角度来看，全球转型至少有以下三种前景。其一，持续多年的地区或全局危机，如乌克兰危机等等，唯有国际力量的对比发生根本变化之后的全球转型条件下，才能得到彻底解决。其二，现代信息社会条件之下，被催生和加速的各种愿景，可能还没有等到全球转型的条件成熟，已经引发大规模冲突与危机。其三，与上述两种前景相比，能否以更加理性稳健、但更具远见的态度，竭尽一切努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妥善地处理危机，推动更高水平的全球转型的条件趋于成熟，并从危机中寻找出路，通过主动地解决危机，为实现向未来秩序的转换做好铺垫。

旧世界已经老去，新世界尚在构建之中。2020年，将以此定论被载入史册。

2021年文汇报第八版读书周报版文章，首发于文汇App“读书周报”频道，原标题为《冯绍雷：旧世界已老去，新世界尚在构建中》，照片略有调整

作者：冯绍雷，中国国际关系协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

编辑：金久超  钱亦琛

责任编辑：朱自奋 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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