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6日下午手术前的1点，他还在和我讨论是否以哈佛名义联手复旦等高校写一封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宣言……”

“2020年下半年美国有言论对中国留学生不利，他在公开演讲中说，请中国学生安心学习，做好中美桥梁，在哈佛有他顶着……”

“2019年11月在爱知大学,也是生前最后一场公开演讲中说，第二天就要去看望一位已经认识60年的朋友和他的后代……”

2020年12月20日，在美国素有“日本先生”“中国先生”之称的哈佛大学教授、原费正清中心主任傅高义因手术失败而不幸离世。消息传来，不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第一时间表示悼念，也在中日韩等东亚学者圈刷屏，被称为“傅高义现象”。25天后，由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发起的名为“东亚的理解和共鸣”的追思会，凝聚了来自中日美三国的学者——儿子、第一个博士生、前首相、中国驻日大使、费正清中心主任、中日美三国的东亚问题和美国问题智库学者、讲述邓小平访美的纪录片《九日旋风》的制片人……从1960年代到生前动手术前一刻，这位美国学界知名的东亚问题大家的诸多细节栩栩如生地浮现在追忆者面前，师者、大脑、桥梁、镜子、行动者……各种美好的词纷至沓来。

在美国社会出现严重撕裂、中美关系处于世纪的十字路口之际，人们更缅怀起他勤奋谦卑平等待人的品格，以一国语言了解一国历史交一国朋友的同理心，以田野调查和社会学的人性视角研究东亚前沿问题的方法，以学术影响政策为使命以文明替代意识形态冲突的视野，有人甚至建议将其生前办公室改建成“傅高义博物馆”，以提醒世人珍惜来之不易的世界和平。

2021年1月15日，在季卫东教授、王石先生等人的倡议与发起之下，傅高义追思会在上海交大法学楼和飞书线上会议系统举行

使命：学术研究可改变常人看法和政策制定

2020年当地时间7月3日，傅高义教授在内的美国百位学者、商业人士及前政要联名致信特朗普及国会，呼吁不要把中国当作敌人。此事在中外引起极大反响。而这在傅高义而言，并非单个事件。说着一口纯正的普通话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主任宋怡明（Michael Szonyi)，在追思会的视频发言中提及他和哈佛同事的一个评价，其实，做学问并影响政策在傅高义不仅仅是学者的专业，更是一种使命和天责（mission and calling）。

手术前夕，通电话和邮件仍然在关注如何缓和中美关系

傅高义的儿子、加州伯克利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主任史蒂文·沃格尔（左）和哈佛费正清中心主任宋怡明（右）在线分享

宋怡明分享了12月16日下午傅高义进手术室前他们最后的通话，“傅老师和我商议是否发动哈佛学者联手中国的名牌高校教师一起写一封改善中美关系的宣言。”将傅高义视为良师益友的宋怡明认为，在傅高义看来，学者做学问可改善常人的理解，也可改善政策的选择。尽管学校部分力量并不赞同学术界和政坛交流，但怀着这种使命感，傅高义坚持这样做了。对这种使命的执着，在宋怡明看来，就如同传教士。“但他不是传播宗教，而是在传播主张世界各国、各界人士超越因历史和误解产生的仇恨和敌视的教，也就是今天追思会的主题——东亚的理解和共鸣”

亲自为在双边关系低潮中的日本和中国留学生鼓劲和站队

在身卧病榻遭遇手术之际，傅高义心系的依然是在兹念兹的中美关系如何走向缓和。他不仅关心政策的微调，更感同身受地关切着受到政策影响的中日留学生在美国的情绪和学业。Richard Dick是他1967年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生，现为日本外贸机构JETRO理事，TGK-Janpan公司的总裁。他回忆，过去几年里，傅高义感觉在波士顿的日本留学生有些怠懈，没有活力，于是他就每周召集他们在一起，为他们鼓劲，一位日本留学生前一天告诉Dick他从中受到很大鼓舞。而几个月前，国务卿蓬佩奥散布了系列言论让中国留学生非常不舒服，这让傅高义极为牵挂。在一个高级别论坛上，傅高义公开说，请中国留学生安心学习，不要担忧，积极做好中美关系的桥梁，在哈佛有一位资深学者为他们顶着。

斯人已去，时局依然严峻，傅高义的这些公共倡议和私下细节关怀，依然辐射着光芒。

1990年代发动东亚问题大讨论，影响了美国政策

赵全胜分析，美国政策的制定是通过三驾马车方式——设计师policy architect，军师policy counselor，执行者implementer

在哈佛大学有个“哈佛网络”，从中产生了“旋转门”，即从学界到政界的角色转变。基辛格博士就是典型的旋转门。美国美利坚大学国家关系学院教授、亚洲研究理事会主席赵全胜2019年在台湾出版了《中美日大战略比较研究》一书，曾研究过傅高义的角色转换。

1993年至1995年，傅高义在哈佛大学请了学术假，在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负责东亚事务，接触一手资料也参与对东亚事务的制定。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美国政坛的主流是如何扭转日本第一的现象，如何接触中国。而这些观念的形成，傅高义功不可没。

赵全胜分析，美国政策的制定是通过三驾马车方式——设计师policy architect，军师policy counselor，执行者implementer。傅高义就属于军事角色，设计师则是中国人都熟悉的提出“软实力”的约瑟夫·奈（Joseph Nye）。赵全胜曾以电子邮件方式采访过奈，后者坦言，在东亚政策方面，他的很多意见都参考了傅高义的观点。1993年至1994年，奈是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1995年，他是国防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组织和领导国防部于1995年2月发表了《东亚战略报告》，启动了从根本上扭转美国东亚政策方向的进程。

1990年代中期，美国东亚外交政策制定的三驾马车——约瑟夫·奈（中），傅高义（左）、坎贝尔（右） 

而在学术界，同一时期曾有一场“东亚政策大辩论”，主辨方是傅高义和加州伯克利大学知名的东亚问题研究专家Johnson。傅高义主导了这场大辩论，他启动了和东京方面的协调沟通，傅高义和日本外务省、防卫厅成员都非常熟悉，并召集在华盛顿的非正式东亚政策研究小组展开活动。大辩论的主题是，是要对日本继续实施“敲打”还是将美日同盟视为亚太安全重要基石。当然大辩论的关键宗旨还是如何做才最符合美国人的利益。最后，傅高义一派略占了上风。赵全胜尊称这场辩论中的傅高义为“学术界的武林高手”。直到1999至2000年间美国对东亚政策大转变，才知晓了这场辩论的重大意义。

《日本第一》洛阳纸贵，宗旨是为了提醒美国

研究不仅为了改变政策，也为了解释给民众听。1979年，《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由美国至日本，横扫书肆，该书的发行量高达70万册，而当时日本人口只有1.15亿，这也让傅高义在日本家喻户晓。此书却在美国备受争议。41年过去了，日本和美国学界对此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日本前首相、日本亚洲共同体人文合作机构主席福田康夫的亲笔信里感谢傅高义的远见，当时对东亚并没有很多人重视。这本书让世界了解了日本社会的丰富，同时，也让日本人有了审视自己的机会。日本顶尖国际政治学家伍佰旗头真教授认为，傅高义在介绍日本文化时并没有讨好日本人的心态，他依然从美国的角度来解释日本，从书中能感受到其对美国文化深深的尊敬和热爱，并且从这种角度去试图理解日本的文化——面对日本的经济飞跃并有赶超美国之势时，美国人应该向日本学习些什么？

日本前首相、日本亚洲共同体人文合作机构主席福田康夫的亲笔信里感谢傅高义的远见

1980年代，这本书以不同名字翻译进入中国，引发学人争相购读。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健清晰地记得序言中提及的初衷——写此书是为了让美国不要沉迷于暂时的繁荣中，他不希望自己的三个孩子将来生活在一个并不理想的环境中，因此才有此良药苦口。进入千禧年，傅高义退休前写了一本《日本还是第一吗》来回答20年前自己的判断。2004年去哈佛大学访问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资深日本问题专家吴寄南清楚地记得，他请教傅高义，对当年日本第一的论断如何看？傅高义告诉他：因为日本骄傲了。日本延续固有的发展模式，同时也没有处理好和中国、美国的关系。

《中日1500年》，第三方的美国立场希望中日友好

吴寄南分享，2016年和2017年，傅高义连续来中国为写《胡耀邦传》作调研。茶歇时，吴寄南询问传记的进展，傅高义告诉他先要中断一下，他要先写《中国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下简称《中日1500年》）一书。2019年11月新书的日本版和中文版同时问世。在序言里傅高义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在日本有很多朋友，对日本有很深的感情，日本有很多事情做得很好；同样我在中国也有很多朋友，也有很深的感情，我认为中国在战后走了一条非常正确的道路，所以我认为自己是中日两方的朋友，但是中日关系始终比较敏感，确实如果对一方的喜爱，好像是对另外一方有点不公平。但是我一直认为中日两国在战后都是非常成功的国家，也衷心地希望中日能够建立友好感情。我作为一个美国的第三者尽可能客观公正地描述中日之间1500年的历史。

2019年11月23日，在爱知大学名古屋校区，傅高义用日语为新书做了演讲《永远的邻居：从日中历史中探索亚洲的未来》，有个副标题：中日相互学习。1000名听众聚集一堂，负责接待的爱知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李春利，听着这位89岁的长者娓娓道来，没有任何书面提纲。“傅先生对这段历史烂熟于心，他也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

傅高义著书目的，中日两国在战后都是非常成功的国家，梳理两国交流史希冀中日友好下去

Dick认为自己的导师之所以要在《邓小平传》后写第二本中国领导人传记，是为了表示中国改革开放的连续性。而插入《中日1500年》，实在因为非常担忧一衣带水的中日关系的恶化，从更远一点来说，交恶的中日关系，对美国的东亚外交并无好处。清华大学国际问题学院副院长、日本问题专家刘江永回忆1997年在哈佛费正清中心访学时，傅高义曾对他说：让中日美三国改善关系，是他这一生的使命。

田野调查：用社会学方法的人性视角弥补政治学不足

在很多人眼里，傅高义是一位知名的东亚问题专家。从1960年代便相识傅高义的美国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前院长路易斯·古德曼（Louis W.Goodman）看来，傅高义更是一位优秀的社会科学家，他有着社会学扎实的功底。他的成名作《日本第一》《邓小平传》所用的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很好地弥补了国际政治中的一些不足。

田野调查是社会科学的传统，背后是人性的参悟

2019年5月，傅高义在家中看书，并接受采访。

古德曼分享，帕格森是20世纪优秀的社会学家，也是傅高义的博导，他高度肯定弟子的扎实功底。古德曼认为，傅高义著作中的基础研究理论来源于归纳研究，与当时美国学术界主流的定量研究而言，看似缺乏科学性，也会和事实有点出入，但实际上是尊重了社会科学的传统。“社会学的根本方法就是要善于交朋友。”而在古德曼看来，这是傅高义的天赋。宋怡明则认为北京饭店的匾额“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是对傅老师最好的描绘。古德曼非常推崇日本报纸的观点：“傅高义总是能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身上发现闪光点”，他称其为“了不起的观察者、倾听者、理解者，总能换位思考去理解他人。”这也是在场在线学者无不佩服的同理心，其背后是对人性的参悟。

赵全胜认为傅高义也用了跨学科的方法，“既有政治方面、也有历史方面，还坚持田野调查。”其实，除了日本和中国外，傅高义也在韩国做研究，主编过《亚洲四小龙》，和哈佛学生编撰过《朴振熙研究》。“他研究的都是亚洲最前沿的文坛，日本的中产阶级，中国的改革开放，而且做一本成一本。”

出众的语言能力来自于好学、勤奋和少年般的好奇

赵全胜认为这和傅高义出众的语言天赋不无关系。伍佰旗头真回忆2002年第二次去哈佛访学，傅高义召集了所有研究美国、日本、中国的学者，在哈佛举办历史问题分享的学术研讨会。作为主办者，他首先用英语进行主题演讲，之后用中文演讲，最后用日文演讲，“傅高义先生用三种语言演讲时，感情最充沛的是用汉语，作为一个日本人，我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对中国极大的热情和热爱。”伍佰旗头真披露，当时，傅高义正在全力写作《邓小平传》，为了更好地和每一位中国人访谈，他每天早晨坚持向中文家教学习。

傅高义带着《邓小平传》，登上《时代周刊》封面

最有意思的是作为家庭成员的儿子史蒂文·沃格尔（Steven Vogel）的视角。如今是伯克利加州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主任的他回忆儿时全家一起乘飞机的情景。在排队时，父亲看见一个日本人模样的人，就会用日语去和他交流，看到中国人长相的人，就会用中文和他攀谈。有一天，儿子忍不住问父亲:爸爸，您不觉得这样会尴尬吗？如果这个人是亚裔，但不会说日文和中文？父亲回答：他们不会说自己祖先的语言，他们会觉得尴尬，而不是我啊。史蒂文觉得这就是父亲让人觉得有趣味之处，或魅力之处——他一直保持着一颗少年般的好奇心，一直很有热情，很愿意和人交流。

讲一国语言习一国文化交一国朋友

1958年，傅高义夫妇访问东京郊区M町的家庭，鲜活的访谈形成引人入胜的文字，写下了《日本的中产阶级》一书

2019年11月在日本爱知大学演讲时，傅高义说自己第二天要去探望一位认识了60年的朋友和他的第三代。1958年，傅高义第一次去日本，边学日语，边开始“情境化的参与式田野调查”，与同是社会学学者的妻子访问东京郊区M町的家庭，鲜活的访谈形成引人入胜的文字，写下了《日本的中产阶级》一书。而1973年第一次来到中国后，他和妻子田野调查后写出了《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东：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年）》一书，据悉，妻子一度广东话说得很好。

用一国的语言了解一国的历史一国的文化交一国的朋友。刘江永回忆1990年他陪同傅高义等一行三人在中国访问两周三城的一个细节。从长春乘飞机前往北京的机场里，刘江永给三位外国学者买了口乐。登机令发出时，刘江永示意去排队，傅高义却严肃起身拿出塑料袋把六个可乐罐头装入，走到附近的垃圾桶里，扔了。“这让我感慨不已，日本人的垃圾分类的习惯已经成了哈佛教授傅高义的日常举止行为。”刘江永夸奖，习语言而熟文化，“傅高义有日本人的礼貌、美国人的直率、中国人的热情。”

 视野和格局：好像不爱国，其实是更高层的爱国主义

如果说1979年写《日本第一》还是出于担忧美国是否能继续保持第一的纯粹的爱国主义，那么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内对东亚问题和国际时局的看法，傅高义选择了更高的爱国主义。

1979年写《日本第一》是出于爱国主义，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内对国际时局的看法，傅高义选择了更高的爱国主义

寄语中美两国青年学者，管控分歧是你们艰难的使命

美国卡特中心中国事务高级顾问刘亚伟分享了2020年6月30日第六届中美青年学者论坛上，傅高义所作的视频发言。他说，对于你们这代人，管控中美关系中的敌对成分将是重要挑战，你们要找到方法，让中国与美国的民众和政府能够共同努力。他指出，诚然一个国家需要爱国者来守卫家园，但也需要一些人不通过对外转移矛盾，代之以通过致力于解决本土问题而实现国家的团结。他继而分析，国内一些狂热的爱国者或许会攻击，甚至污蔑我们不是爱国者，“但是我愿意相信我们在践行更高层面的爱国主义，因为这是为了实现本国的发展，我们的国家需要与其他国家维持良好的关系。中国与美国以及世界上其他的国家都需要像你们一样的人，用同理心用超越国家和民族的爱国主义。”

 南海风波等很多政治问题要从更高角度去思考

在其他的不同场合，不同国籍的学者们都听到了傅高义的类似观点，原驻日大使程永华曾在官邸两次接待过傅高义，此后多次聆听到傅高义的观点：美国的关键利益和中日两国的关键利益没有根本上的利害关系，我相信这三个国家应该合作，且在全球事务上开展各类合作。

伍佰旗头真回忆，傅高义认为对南海风波不能只用国际法规则，而是站在更高角度

伍佰旗头真回忆了南海风波之际，傅高义访问他任理事长的日本兵库县立大学，有日本学者就认为当时中国一系列行动违反了国际法原则，傅高义认为此说有待于认真研究。“但很多问题不仅仅是单纯国际法的问题，还需要从更高的角度去看。很多政治问题从单纯的国际规则来说很难去判断对错。”

2010年在大阪的国际关系学会上傅高义也受邀于伍佰旗头真，并与之对话。当时中美关系起波澜，美国也有一些反中言论，傅高义表示很担忧。他对日本学者说，相对于美国学者，日本学者更了解中国的状况，希望日本的中国问题学者能够在中美和解过程中发挥作用。

师者品质：永远的谦卑和一生的勤勉、平等待人

一颗麦穗饱满了便会沉下头去。作为取得灿烂成绩的资深学者，傅高义的谦卑和平等待人更令人难忘，这几乎是中外学术圈受其影响和有过交往的学者们心头永远的温暖和榜样。

主动介绍美国智库人事更迭，牵线新老朋友

1997年，刘江永获福特基金会邀请到访哈佛费正清中心。一天，一直用日语和他交流的傅高义打电话给他，“刘桑，你快来学校，我开车接你去听熊光楷代表团的演讲。”刘江永愣了半天才明白，傅高义是怕他找不到报告厅位置，坚持在哈佛班车附近等他，接了他一同前往商学院。“我还是个学生辈，居然是长辈开车来接我……”刘全胜也介绍，为了更好接待日本和中国留学生，傅高义特地定了长租房作为接待室。

刘江永1997年在哈佛费正清中心访学，留下与67岁的傅高义的珍贵合影

共识网的创建人、《领导者》杂志主编周志兴常年在华盛顿定居，曾因为携带邓小平访美纪录片《九日旋风》行走美国五城市而认识傅高义并深交。有一天他在哈佛食堂和中国问题专家陆伯彬（Robert S.Ross)交流，傅高义走了过来，问：你知道吗？蓝普顿（David Lamption,时任约翰·霍普斯金大学高级问题研究院中国研究系主任、资深中国问题专家）要走了。你知道他的接任者是是谁吗？周志兴说不知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此后，通过陆伯彬和美国智库进一步加强了联系。“傅高义先生就是中美关系之间一座不可多得的桥梁。”

让竞争者和继任者感受到无我保留和无私相助

傅高义和妻子上个世纪70年年代一同在广州考察学习，写下了《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书

古德曼认识傅高义缘起于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电话。1960年代末，他还是西北大学的博士生，他的导师要做一本关于婚姻家庭的课本，希望向傅高义请教家庭和社会的关系的研究，他同时告诉傅高义，这个教材也想用来和傅高义的社会学研究竞争。“你们猜猜，我们的对话怎么样？我们聊了很久，结束时，他鼓励我们一定会很好地完成课本的撰写。我当时觉得他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导师。”

宋怡明深情回忆，在5年前自己被校长举荐为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时，傅高义成了他常年的咨询者，成千上万的邮件里，最多的话就是“我怎么帮助你呢？”“我会想出种种方法来帮助你的”“我会尽力支持你的。”他感受到恩师无私的关怀。因此在受邀写悼念文章时，他用了“喜丧”一词。

因感佩其80高龄依然执着于学问，王石改变登峰计划

这次追思会的推动者，是万科创始人王石，如今是致力于中日交流的兰石研究会董事长。2011年至2013年他在哈佛访学，多次因为明治时期思想和德川幕府的现代化基础而请教于傅高义，原本计划第三次攀登珠穆朗玛峰顶的他，看到年界80的傅高义依然如此孜孜不倦地推介《邓小平传》，备受感染，他决定放弃登峰计划，改攀知识高峰。2019年他的新书《我的改变：一个人的现代化40年》出版，便延请傅高义做了序，序颇为风趣：王石征服了房地产、金融、登山、滑翔伞和赛艇等领域后，又想征服学术界……在哈佛，王石没有成为一名学者，但他的确对世界充满了好奇……我可以证明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卓越人物，是一种超越世俗的自然力量，本书记录了一些他对自己非凡成就的思考。闻知傅高义去世，王石第一时间找到上海交大日本研究中心主任、知名的第五代法学家季卫东，双方团队在元旦促成了这场极为有价值的追思会，日本亚洲共同体人文合作机构、日本国际文化馆、中国法与社会研究院、哈佛大学美日关系项目、回归未来工作室、兰石研究会等机构纷纷响应协办。

本次追思会开幕式由上海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季卫东主持

受到傅高义治学影响和人格感染的又何止王石这样一位学术圈外人呢，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受邀翻译《日本第一》中文版序的复旦大学美国问题研究中心第三届主任沈丁立、受其影响创立中国第一个MBA班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杨壮、研究台海事务的上海交大日本中心的林冈教授，参与分享会的每一位都有着诸多的细节和感怀。

绵长的记忆，动情的描述，理性的继承，七个半小时，既是对东亚大国现代化进程的梳理和回忆，也是直面来到十字路口的中美关系背后零和思维的挑战，学者何为，学界为何，智慧如何，成了每个人心里的再洗礼再衡量再攀登，而傅高义这位美国的“中国先生”“日本先生”定格的朗声大笑和满脸忧虑，也成了前行路上一面自励的镜子。

傅高义开怀的大笑鼓励后人为和平而努力。右图为2019年11月在爱知大学纪念《中日交流史》中译本和日译本发表的演讲会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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