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日上图讲座，著名作家马伯庸对话《澎湃新闻·上海书评》执行主编郑诗亮
“文学鬼才”马伯庸来上图了，圣诞夜驾到，引来一众亲王粉。
《长安十二时辰》《三国机密》《古董局中局》等IP影视化的成功让马伯庸火出了圈。上图报告厅内座无虚席，异常热闹。而本尊一袭黑衣，标准站姿，作讲课状，话匣一开，却是一个包袱接一个。
他坚称，今日不卖书带货，只聊实在干货。于是乎，从曾巩的“水泽春涨”聊起，到千年前抗灾实用手册，“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事功成万头秃，于诙谐间体味普通人做事的不易；与上海书评郑诗亮的对谈，马伯庸一会儿开启疯狂吐槽自家儿子马小烦的模式，一会儿一本正经说起自己的淘书经和写书时的“考古”趣事，从《金瓶梅》的文学探讨到武装了现代人思想的《长安十二时辰》张小敬，天南海北，古今纵横，口若悬河1.5个时辰，让我们重新认识了一个博学风趣、语出犀利的马亲王。
做事：“一事功成万头秃”的打工人群
本次的主题是“做事”。对此，亲王连连谦虚表示这方面他“不太行”。
*从施耐德的秉笔太监到帮娃采访做视频
忆起自己的打工人生涯，在施耐德电气干了十年，做销售不会喝酒，做市场不会说话，只有写PPT还凑合。后来写了书送领导，逐渐让领导发现了自己的写作才华，于是写讲话稿成了他在公司真正的主业，“从部门领导到大部门总监，到中国区总裁，我都帮他们写，”马伯庸戏称，“所以，当时我在公司的官职大概相当于明代司礼监秉笔太监。”
司礼监秉笔太监除了握有批红的权力外，排名第二或者第三的秉笔太监一般还兼任提督东厂，可谓位高权重
真正让马伯庸体会到做事难的，还是来自年初帮娃写作业的小遭遇。
当时马小烦学校布置了一项寒假作业——组队采访一位时代先锋。开始马伯庸光荣接下了这项作业。“后来我才知道到底有多难写，”马伯庸连连叫苦，“我得自己写采访问题，每个小孩问一个，还得自己准备答案；然后自己去租场地、雇佣摄制团队；还要联络五个孩子，在保证他们档期不冲突的情况下完成拍摄；最后还要‘忍辱负重’做剪辑，添上字幕、片头，配上BGM。”而且因为马小烦还不能理解拍摄的意义，最后还闹出采访时脱口而出“马伯庸爸爸”这样的笑话来。让在场观众哭笑不得。
*今知“妃子笑”，无人问荔枝如何来
这次采访经历让马伯庸深感新闻工作者的不易，“短短的采访背后实际上工作量非常大。推而广之，其实很多事情看着容易，背后都有很多人的努力”。
《过华清宫绝句三首》是唐代杜牧的组诗作品。这三首诗借古讽今，表达了诗人对最高统治者的穷奢极欲、荒淫误国的愤慨
所谓“老板一句话，打工人跑断腿”。擅长勾连历史的马亲王立刻拿出历史上老板与打工人的生动案例。杨贵妃想吃荔枝，唐玄宗立即找人去办。“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我们现在记住的是“妃子笑”，但是其中的“一骑”不可能只有一匹马，从岭南到长安路很长，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把新鲜荔枝运送过来，物流运输上需要考虑诸多因素，包括马匹准备多少、防腐技术的使用、该派多少人手、各点如何接应。
“历史书上短短一句话，背后都包含着大量无聊、重复的工作，这些不是决策者自己做的，苦的都是底下这帮做事的人。”
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其实还有另外一句话“一事功成万头秃”。决心好下，落地难做。要想做成一个项目，底下人真的是忙得头都要掉了。
马伯庸认为，这些普通人才是真正值得去关注的，因为大部分人不是圣人，而且在有生之年也不太可能成为一个改变历史的著名人物，所能做的多数是些琐碎之事。
曾巩：存在感最低的唐宋八大家
马伯庸要说的这个“做事”的榜样不是别人，恰恰是唐宋八大家中存在感最低的曾巩。韩愈《师说》、柳宗元《捕蛇者说》、欧阳修《醉翁亭记》、捆绑出现的三苏、王安石《泊船瓜洲》，如果记不住唐宋八大家名字，大概率被遗忘的就是曾巩。
唐宋八大家，又称为"唐宋散文八大家"，是唐代和宋代八位散文家的合称
为什么呢？马伯庸一语道破其中原因，“这是因为中学课本中没有收录曾巩的作品”。
“但其实曾巩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
*秦观彭几海棠无香恨曾巩，诗不工整词普通
且看古代文人对曾巩的评价。
秦观：“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韵者辄不工，此未易以理推之也。”文章写得好，但诗不行。
彭几，马伯庸称他是北宋段子手：“一恨鲥鱼多骨，二恨金橘大酸，三恨莼菜性冷，四恨海棠无香，五恨曾子固不能作诗。”由此可见，曾巩的诗是多拿不出手，才能被彭几列为平生五大恨之一。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今江西省南丰县）人，后居临川，北宋散文家、史学家、政治家
曾巩的词在北宋这个词的时代也十分普通，没有什么代表性的词作留下。
“他被列入唐宋八大家，不是因为诗词，而是因为文章。”
曾巩文集读3页想睡，波泽春涨是写文太水？
行家论唐宋八大家，韩愈文章如“崇山大海”、柳宗元如“幽岩怪壑”、欧阳修如“秋山平远”、苏轼如“长江大河”、王安石如“断岸千尺”、苏洵 “烦而不乱，肆而不流”。
到曾巩这里，画风突变，“波泽春涨”，意思是春天的小池塘在雨的滋润下，水波慢涨。
这种涨起来的感觉是细微难察的。马伯庸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崇山、长江、断岸，采用的都是广角镜头，看到的都是大风景，而曾文必须用微观镜头，仔细观察很久，其特点才能显现出来。
有人总结了曾文五大特点：“质朴、淡雅、中平、冲和、少文。”乍看之下，感觉有点淡，就好像夸一个长得不太好看的孩子，只能说他长得很健康。
刚工作不久的马伯庸曾买过一本曾巩的文集，但回家看了三页就睡着了。“那个时候算是见识了为什么是‘波泽春涨’，太水了。”
但当他三年后重新翻起，感觉就大不一样了。“你会发现曾巩的文章确实质朴，但是这个质朴背后有他的过人之处。”
《越州赵公救灾记》：古代教科书级抗灾手册
亲王重点解析了一篇与今年疫情相应景的《越州赵公救灾记》。这篇文章歌颂了北宋名臣赵抃在越州（今绍兴）的一次救灾过程。
赵抃(1008—1084)，衢州西安(今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北宋名臣，谥号“清献”。弹劾不避权势，史称“铁面御史”
*调研：7大问题开启手把手救灾指南
歌颂地方建设的文章有很多，最有名的《岳阳楼记》，但曾巩的这篇算是异类。马伯庸称：“它是一篇手把手教官员如何应对灾情的执行手册。”
开篇，曾巩不用华丽排比赞颂，上来就抛出7个犀利的问题：“属县灾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者几人，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这7个问题实质上是赵下发的“调查问卷”，涉及救灾的方方面面。
大数据很快有了反馈，“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万一千九百余人”“当给粟三千石而止”“得粟四万八千余石，佐其费”，库存和受灾情况一并摸清楚，前期准备完毕。
“调研”是赵救灾所做的第一件事。
*规则：保护女性、追求公正高效和精准
接下来，这些粮食怎样才能高效而且足够公正地发送到需要的人手里？这是一个很难的管理学问题。由此，赵制订了发放粮食的规则。
马伯庸特别提到“男女异日”领粮这条规则的妙处。第一，“忧其众相蹂也”，错峰领粮防止人过多发生踩踏事件；第二，这是一个简单甄别身份的方法，古代不像现在有身份证，如何保证不重复领粮食，古代唯一可以甄别的只有性别，男女分开之后，虽然不能百分百保证无人冒领，但至少可以使冒领的人数减少一半；第三，保护女性，这点可谓用心之深，古代灾情中女性是最大受害者，轻则口粮被抢，重则被卖甚至被吃掉。而这条规则无形中赋予女性换粮的价值，避免其被家庭牺牲的命运。
《曾巩集(套装上下册)》（中华书局，1984年）以《元丰类稿》为主，收录了现存曾巩的全部诗文，是目前最为完备的本子
*发放：物流、调配、福利等硬件配套齐全
粮食不会自动到灾民的手里，需要有大量的人去分配粮食。曾巩再次用简洁的笔调条理明晰地讲述了发放粮食的5项配套措施。
物流方面，设置57个发粮的地方，确保每个村民都能就近领到粮食；并且设置一个规则“告以去其家者勿给”，如果有逃往邻县的，不发放粮食，从而把粮食作为杠杆，保证了社会安定。
人力方面，找一些已退休或者曾经有过工作经验的老官吏来做事，保证了人力的实现。
调配方面，让富人不要囤货居奇，以正常市场价卖粮（“平其价予民”），做好市场调控，同时调拨官粮确保市场上的粮食总量保持一个平稳度，使之不会有哄抬粮价的现象出现。
工赈方面，雇用民工修补城墙，又给钱，又给粮，还提供就业机会，确保灾民有事干。
福利方面，北宋高利贷可怕，为应对灾情，赵以官府作保，暂缓收贷，让老百姓能活下去。
医疗方面，饥荒一定会伴随重大疫情，“为病坊，处疾病之无归者。募僧二人，属以视医药饮食，令无失所，时凡死者，使在外随收瘗之”，设诊所，请医生，保安葬，相当于建立了一个三级医疗体系。
一切安排得合理明白。
马伯庸主讲《越州赵公救灾记》中赵抃设置的发放粮食的5项配套措施
马伯庸:重读曾巩文，学习做事的艺术
马伯庸最后讲到了赵作为领导的管理艺术。“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属”，灾情紧急，不是每件事都合规，不是每件事都需要请示，赵嘱咐下属只管放手去做事，责任自己一力承担。“正是有赵这样的人在前头主动承担责任，底下的人才会积极地救治灾民。这样的领导是最能够调动团队积极性的。”
其次，要设置预案机制。曾巩结尾总结，“盖灾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无，而能为之备。天灾无法避免”，在和平时期做好救灾演练及准备，一旦发生灾情按照预案立即执行。
*学习曾巩做事的严密和踏实
《越州赵公救灾记》一文完全体现了曾巩的行文特点，没有文采，连生字都很少，更别提用典、押韵和排比，连一句名言都摘不出来，但是句句干货。
马伯庸认为，曾巩的优势不在文采，而在于他逻辑的缜密和做事的踏实。
《全民抗疫》插画，创作者萌力觉醒
文末，曾巩揭示了写作这篇文章的目的，“岂独以慰越人之思，将使吏之有志于民者，不幸而遇岁之灾，推公之所已试，其科条可不待顷而具”。他希望自己的文字具有实用价值，让赵的救灾良策可以沿袭下去，为后人所用。
2020年的新冠疫情，大家都感同身受。马伯庸说，“如果赵的这些措施放到现在，同样有着重大的参考意义。疫情期间，政府抗疫的种种努力就是印证，而我们在民间看到的许多救灾事迹也能在这篇文章中找到印合”。
“可见，一篇好的文章不仅适用于当时，它一定还能超越时间。”
*提高说明文教育，把事情讲明白
经历此次疫情，再读此文，马伯庸更能体会曾巩文字的价值，也了解了“波泽春涨”的真正意义。
南宋朱熹感慨“何世之知公浅也”，的确，曾巩如此行文当然得不到流量，博不了眼球，得不到唐宋八大家其他几位被万人传颂的待遇。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谥文，世称朱文公。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
“但读懂曾巩，一定会使你的工作生活获益匪浅，他可以教会你许多做事的方法，尤其是如何把一件事说清楚。”马伯庸认为，这正是现代人最缺乏的。“现在中学大多教学生写记叙文和议论文，其实我一直希望多增加一些说明文练习。”补一补逻辑课。
题外话：阅读/偶像/写作与历史小说
虽然在微博上总疯狂吐槽自己儿子，但作父亲，马伯庸对儿子的教育问题还是很重视的。关于读书，他的观点是“读书一定要野生”，不要设限。
*读书一定要野生，数字阅读提高精度概率
马伯庸提到，回顾自己家族的阅读史，读书的限制一代代在后退。父辈连《战争与和平》这样的世界名著都算黄色小说；到了自己读书，父亲则教导他不要看武侠，多看看世界名著；现在儿子看漫画，他又着急，劝他能不能看点武侠。“也许到我孙子那辈，他只要睁开眼睛看世界就行了，脑外接VR就能把阅读体验全实现了，”马伯庸笑着说。
对于现在阅读碎片化问题，马伯庸是抱有乐观态度的。他说，人们总有种错觉，80年代是全民阅读的时代，而今天读书的人越来越少。其实每个时代读书的人就那么一小撮，今天玩手机的也许跟80年代打麻将的是同一批人。反而是现在的移动端阅读以及数字阅读中的一系列激励手段让许多不看书的人开始去阅读了。
马伯庸认为，阅读的碎片化并不一定会造成反智，一个话题感兴趣的人可能很多，去深度挖掘的永远只是少数。“这不是存量问题，而是增量。”固然因为阅读群体的扩大导致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但这恰恰提高了精读的概率。
*写作讲究内求，才能从枯燥档案中找出故事
对谈中，郑诗亮代表粉丝问及亲王为什么这么博学？马伯庸只谦虚表示，自己的能力不在于对一个专业多了解，而在于把一件平常的事说得神乎其神，让一些外行人觉得很有意思。
马伯庸说，他觉得丝的意义在于带你去领略更广阔的世界，如果你读完我的小说，进而对这个故事背后的历史产生兴趣，去做深入的挖掘和了解，我觉得自己的使命就完成了。
马伯庸写作最多的是历史小说，他一贯擅长穿梭于五色朝代，于历史缝隙中串联起生动的故事。
如今，他已经是大神级别的作家了。面对观众提出的历史小说要有爽点、海棠要香这一问题，他言，“写作最关键的是内求”。从混迹论坛到逐步积累人气，一路坚持走来，马伯庸认为，“写作最大的帮助是能让自己开心，而不是说要背负一个重大的历史使命，励志得诺奖是不可能的，每一个诺奖得主在写作的时候一定不会想到自己会得奖，迷茫时期的过程就是内求的过程，所谓寻求爽点不是寻求编辑或读者的爽点，而是找寻自己的爽点，一定要自己得到满足后，再去满足别人”。
*尊重学者研究，建立写作利益分享机制
《显微镜下的大明》一开始是发在网络上的，罗振宇觉得有趣，花十万买下了它在“得到”的版权。但是马伯庸觉得这本书是自己参考了很多论文拼凑出来的故事，所以他找了四篇参考最多的论文作者，让他们平分这些钱。
《显微镜下的大明》（湖南文艺出版社，2019年）讲述了六个深藏于故纸堆中的明代基层政治事件
马伯庸说，当时准备转钱给这些作者的时候，还收到“骗子，滚”这样的回复，甚至被报了好几次警，让他深感这些苦守寒窗多年的老师的质朴，“他们花了这么多心血写了篇可能没多少人会看的东西，甚至没有想到会因此得到钱。但是其实价值很大”。
知识其实是有价的，郑诗亮提到，在日本、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学者研究和面向大众创作的利益分享机制，亲王的这一举动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实践。
*历史是枚钉子，挂我小说大衣
马伯庸历史小说的写作方向是随着自我兴趣而变化的。“我这个人没有常性，属于兼爱，每个朝代都有它好玩的一面，我对一个朝代的兴趣并不在于我觉得这个朝代完美无缺，而是我发现了这个朝代有极大的可能和复杂性，比如我喜欢明代，是因为明代其实是古典中国最后一点余煦和近代中国最早的一丝微光。两者结合在一起，能够看到关键时间节点上一个时代的兴起。”
他能凭借史料中一笔带过的人物，找寻创作灵感。曾经有读者问他，你觉得我们为什么爱看你写得小说？这引发了他的深思。是的，这些历史事件已经发生了，为什么现在的读者还爱看历史小说？
套用一句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有的历史小说之所以有人爱看，一定是因为其某一方面与现在的读者有微妙共鸣。
《长安十二时辰》中，马伯庸特意安排张小敬说一段话：“我在长安当了九年不良帅，每天打交道的，都是这样的百姓，每天听到看到的，都是这样的生活。对达官贵人们来说，这些人根本微不足道，这些事更是习以为常，但对我来说，这才是鲜活的、没有被怪物所吞噬的长安城。在他们身边，我才会感觉自己活着。”他不是为了达官显贵保护长安城，他是为了这些老百姓，是为了这些普通人能过上安静的生活才守护长安城的。
《长安十二时辰》图书及由曹盾导演的《长安十二时辰》同名影视作品海报
马伯庸说，唐代是门阀制，贵族和普通人差异很大，当时的人不可能有这样的觉悟，张小敬的此番言论是典型的现代人思维。现代尊重每个人的价值，保护每个人的生命。“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为我们负重前行”，这是疫情阶段网络上流行的一句话，“我之所以让一个古人违背历史逻辑说出这番话，实际上是和现代读者做一个链接。”
历史小说的意义不在于复古，而在于言今。抗战时期，徐兴业写下《金瓯缺》，讲的是靖康之变，表达的却是他对国民政府无能的不满。
好的历史小说永远是和时代脉搏联系在一起的，正如大仲马所说，历史是一枚钉子，挂我小说的大衣。
作者：闻逸
编辑：钱亦琛
责任编辑：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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