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正今天(5月26日)上午主讲《三十而立,浦东软实力》(图源:中国金融信息中心)
【导读】三十年前,浦东人到浦西是说“进城”,浦西人看浦东叫“乡下”。三十年后,从阡陌交通到高楼林立,从寂寂无名到闻名全球,从人迹罕至到万商云集,浦东已经发生了举世瞩目、翻天覆地的沧桑巨变。三十而立,浦东告诉世界: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如何书写一座城市新的传奇?今天(5月26日)上午,首任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赵启正在“陆家嘴论坛·四史系列讲座”中和第一财经的主持人阳子对话,回忆了浦东开发开放中鲜为人知的故事和经验,与听众互动中展望当前改革时,他谦虚地说“回头去看,我当时的方法还是太土了.......”
浦东比深圳晚十年开发有其合理性,称为“新区”就要有新创造
问:为什么三十年前,我们要搞改革开放?为什么单单选了浦东?
赵启正:应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把我们党和国家的任务转移到以经济为中心,这就注定了中国将出现一系列改革的措施、行动和成果。作为地区改革的第一家是深圳,并不是上海。深圳比上海提前十年宣布成立特区,这个特区在当时是一个经济特区,主要是利用与香港的便利条件,便于吸收海外投资和进行国际贸易。在她进行十年之后,就克服了很多关于特区是不是应该成立的争论而取得了最初的成果。在这种情况下,浦东跟上了,应该说动力还是来源于我们党以经济为中心的决策。
上海的确有一些得天独厚的优势,她在长江口,在中国海岸线的中点,这里如果能够做好,容易沿着长江逆流而上,把经验和人才向全国输送,所以选择上海开发浦东是一个很英明的选择。浦东开发始终在国际舆论的大风浪中航行。因为小平同志说了一句话,浦东开发晚了,这是我的一个错误。我在日本访问的时候,日本一家大报纸来找我,就问为什么邓小平说开发晚了是他的一个错误?我说这个问题如果这样问,浦东为什么不可以早十年,在深圳之前就开放,或者跟她同时宣布开发?那么这个问题就可以这样回答:当时深圳是一个渔村,她如果开发得不成功,几乎对中国经济没有影响,甚至对广东都没有影响。但上海那时候负担国家全部税收的六分之一到七分之一,利用上海作试点,万一有闪失,这对全国是不利的。既然特区、新区没做过,拿上海做实验这种风险是不负责任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比深圳晚那么多年是合理的。宣布晚了,但上海有了深圳的经验可以学习,深圳遇到的问题上海可以避免。
1984年4月,深圳特区俯瞰(摄影:袁芩/fotoe)
问:当时深圳叫“深圳特区”,我们为什么叫“浦东新区”而不是“浦东特区”呢?
赵启正:五个特区是跟别的地方有很多不同的经济政策,是特殊的。如果浦东还叫特区的话,将来就会有几十个甚或更多个“特区”,也就无所谓“特区”了。浦东是新区,有很多的特区政策在这里适用,但新区要有新的目标和新的创造。新区并没有说是“经济新区”,而特区之初细说是“经济特区”。
浦东新区的目标很远大,通过浦东新区而振兴上海,使上海逐步成为世界一流城市,也就是国际上的经济、金融、贸易的中心城市之一。中国还没有一个城市具有这种国际经贸中心、金融中心的资格,但上海是最有资格的后备城市,我们要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急需把上海推进为一流城市,就从浦东开发着手。
回应外媒“今天上海的开放开发与十九世纪的门户开放有何区别”的疑问:中国决策、主导,符合中国利益
问:我们当时要改革开放,继续要抓社会主义建设,要找一个开放点,找一片试验田,当时这件事一直被国际舆论所关注。我们选浦东,当时质疑的声音也很多,我记得您在回忆录中有写在和平饭店和美国航空公司老总一起吃饭的故事?
赵启正:在和平饭店,那位航空公司老总看着浦东问我,浦东远吗?坐飞机去还是高速公路去?我说就是那儿,那就是浦东。我突然悟到,浦东这个地名在世界上没有存在感,外国人根本不知道世界有这个地方,那他何以到浦东看看,到浦东去投资?我们到世界各地演说,讲浦东是一个好地方,那时候我们远没有今天的知识面,也没有互联网可用,办法是土了点,但也要努力在世界舞台上说话。
浦东今昔对比
问:必须讲好浦东的故事也是您后来工作的一个感悟,一个升华。当时世界的舆论非常关注我们,日本的NHK在1993年拍了“赵启正的一天”。2010年他们又来浦东,又问过您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上海最初开放是160年前,现在再开放,跟160年前的开放有什么区别?”您怎么回答的?
赵启正:我说,那区别大了,上世纪40年代的开放是在列强的枪炮之下被动地开放,并且外国领事还有治外法权,在黄浦江边建了那些房子,住着很多外国冒险家。现在是按照中国的法律,遵守中国的规矩开放,完全要符合中国的利益的开发,这是完全不同的开放。那种开放是在列强的阴影下开放,现在是在中国政策照耀下的开放,今昔完全不同。
大胆筹建浦东机场,你会发现浦东开发没有烂尾楼工程
问:您看,这张图是当时浦东机场跑道的规划图,当时大家觉得按照吞吐量来算两条也够了,我们为什么会预留了土地,后来建了4条,如何会想到未来要接待更多的人呢?
赵启正:小平同志给我们武装的最重要的精神之一,是大胆和谨慎相结合:改革不大胆,寸步难行;大胆不谨慎,那是盲动。如何掌握分寸就看开发者的水平了。
大胆是要创新,创新是要成功。浦东机场规划的时候并不是大家都同意的,有人说你们上海有虹桥机场,再加一条跑道也就够了,怎么又要建个机场?我们说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都是多个机场。纽约有7个,咱们只有1个哪行?虹桥建两条跑道是需要的,但如果有雾,两条跑道一块封了,上海就封了。浦东距离虹桥40公里,往往不会同时有雾。填海造机场,土地也不是问题,建这么大的规模,叫自费改革。在这之前中国的机场一律是中央出钱,今后上海机场建设,再不要中央出钱。
至于跑道长度为什么建这么长?我们考察了一些外国新机场,知道已经宣布波音747等要投入使用了,如果是最大的飞机满载,在夏天顺风起飞,就得4公里。在浦东,我们做的比较大胆的地方很多,把握来自可行性调研的细致,规划做得细致,资金来源准备得可靠,所以数百建筑中并没有一个烂尾楼。
浦东机场跑道的规划图
问:上海浦东新区总体的规划图上四个功能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外高桥保税区、金桥出口贸易加工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特色分布硕果,其实,这是浦东宣布开发前许多年就开始调研和策划了,这个规划也是综合了许多策略方案吗?
赵启正:以陆家嘴小区(1.7平方公里)为例,当时包括上海,5个国家的设计院来参与了。给他们每家一张陆家嘴地图,以400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为限制,功能是国际的、经济、金融、贸易区,建筑和公共设施还要有大公司总部功能。五家分别设计五个规划图、五个模型。然后上海团队把这些揉在一起,就现在这个样子。陆家嘴建成之前,我们就知道陆家嘴将来什么样。所以在中国改革开放当中,一个市区还没有建成,先知道它什么样的,陆家嘴不敢说唯一,但至少是少有的之一。
浦东开发一直处在国际舆论的风风雨雨中
问:您在工作中往往会以生动的比喻说明问题。有人说,浦东的楼房建多了,您回应说小孩子做衣服,总要大点。怎么解释?
赵启正:一家美国杂志有一篇文章中说,浦东陆家嘴大楼前一个存自行车的老人在那儿叹气说,这么多的大楼,进驻的人这么少!因此,这家杂志说浦东是一个投资陷阱,不能期望得到回报。我说我们浦东才几岁啊,给七八岁的孩子做衣服,总得做些十一二岁孩子的衣服。浦东的发展,一直是在国际舆论中生长的。后来有一个美国记者问,浦东开发得50年吧?我说用不了那么长,果然如此。
我们一直说要在地球仪旁边思考浦东开发,不是只思考金融、对外贸易,思考融入全球化的进展,还要思考国际政治形势变化。我们不是政治家,但我们要观察国际舆论的变化,国际舆论反映国际政治的变化趋势。所以我们浦东人都得提高国际舆论观察的敏感性,还要对国际说话。说话不只是发言人的事儿,每个中国人,尤其是政府官员都要说话,都能说话,话语力就是软实力。
赵启正认为“每个人都要对外讲好中国故事”,政府外交和公众承担的公共外交是弥补媒体传播局限性的有效途径(图源:中国金融信息中心)
问:我们要倾听海外媒体的声音,其实在开发开放的过程中,BBC曾采访过您,包括问到亚洲“四小龙”和浦东的开发开放都是在搞经济建设,其中有什么不同?
赵启正:如果你只看建设的过程,好像是有点像,因为他们最初也是做来料加工,也有科技园区等等,GDP提得也很快的。但实际上不一样,我们如果纯粹用他们的方法是不行的。他们面积小,地区差异也小;西方国家也不像对待我们那样严厉地限制新技术的转移。中国不同,必须少数地区先试先行。那时国内外都有人问,你们沿海地区已经有优势了,还给你们财税的优惠,是否公平呢?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各地都识大局,顾大体,能理解特区和新区先行的战略意义,有些地区还到上海来建了他们的基地。浦东开发开放出成果是两个成果,一个是硬成果,就是硬实力,一个是思想历程中的软成果,其中还有一个人才成果,一些老开发者带着实践的经验去支援其他地区,开辟新工作了。
中国有一棵大树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树上有很多硕果,有广东,有深圳,有上海,有上海浦东,也有北京,浦东是硕果之一。
浦东法院最先成立知识产权法庭,“三合一”审判机制正式建于1996年
问:对于浦东的知识产权环境以及法律环境,当时有一个官司,就是模仿造假飞鹰刀片的一个商标侵权案,这是完善知识产权法审判的一个标志吗?
赵启正:是当时一个出名的案例。飞鹰是吉利和上海刀片厂合资的一个牌子,有一个厂模仿造假飞鹰刀片,就打起官司来了。这种模仿造假官司在世界各国的市场经济下都有,但是在中国外国投资者就尤为重视,他们说:我跟你上海合资了,结果中国别的厂却仿制,你们不保护知识产权,我就不能来了。其实我们一直承认知识产权。但一审判就发现问题涉及到民事、行政、刑事三个厅,审起来特别慢。上海就决定“三厅合一”,最初在1994年试行,1995年扩大,1996年正式成立知识产权法庭,当时在全国是首次,很多法学家称之为“浦东模式”,现在几乎全国都有了。这个案子的处理让外国人非常服气,增加了他们继续在中国投资的意愿。窃取知识产权事件今天仍然存在,如果我们不杜绝山寨,不杜绝仿制,我们就无法吸引外国的知识投资,也无法保护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
飞鹰牌双面刀片
问:1995年AT&T的董事长送了您一本世界地图的分册,当时您特激动,为什么?
赵启正:浦东开发前,我们管黄浦江的东面叫浦东,并没有正式叫“浦东”的。原来浦西叫市区,浦东叫乡下。AT&T是世界最大的通讯公司,他们送来世界地图的分册,其中中国页有一页是上海地图,上海地图角上有一个“PUDONG”,可是中国出版的地图册还没有增加“浦东”的标注呢!我当然很兴奋了,说明大家已经意识到浦东的存在了。
在浦东接待基辛格,他说浦东珍贵的地方在于你们的信用
问:您那时候特别忙,每天接待外宾特别多。能讲讲多次来浦东的基辛格吗?
赵启正:基辛格曾多次来浦东,我和他关系就起缘于浦东。基辛格卸任国务卿以后,很多美国跨国公司聘他当中国事务顾问,向他请教中国的宏观问题,比如中国搞改革开放是不是真的会坚持下去?中国政府说话是否算数?人民币稳不稳定等等。我在上海工作时,基辛格几乎每年都要来浦东,他认为,中国是一个整体,了解了浦东,就可以回去告诉美国人整个中国的情况。基辛格不是天生爱中国,是他跟中国的接触中对中国有所了解,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而和中国友好。他说了,上次来看的是地图,这次来看的是模型,朝天一看有那么多建筑起重机。基辛格说,我看浦东开发不是口号,是行动。这句话我很喜欢,他在东方明珠上还跟我说了另一句话,我也很喜欢。他说,浦东珍贵的地方不是高楼,不是高科技工厂,是你们的信用,你们说开发就把开发坚持进行了。
赵启正接待外宾看浦东开发开放
1994年1月,老布什访问上海,我拿着激光笔在沙盘边为他介绍浦东的规划。那时激光笔还是个大块头,老布什指着它对我说,这个高科技的东西他见过,鲍威尔将军在1991年海湾战争的时候也是拿着激光笔给他讲战争局势。我说,鲍威尔的激光笔点到哪里,哪里就被炸平了,而我的笔点到哪里,哪里的高楼就建起来。老布什点头称是,还说,“如果我再年轻几岁,我也要来浦东投资。”
原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说浦东的成就也是联合国的成就,还有一句话,浦东是世界建筑的奥林匹克。所以浦东开发的确不是口号。再也没有一家媒体说浦东开发是口号了,没有一家媒体说浦东开发是失败的,恰恰很多机构还要报道浦东开发的景象。
问:从接待外国首脑的反馈情况来看,对浦东的认可,对浦东开发开放的这种肯定是非常明确的。其实成功后面有很多故事,比如说那个可爱的领头羊,您还记得吗?这是送给谁的?
赵启正:是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迁到浦东时发生的。送什么礼?他是带头羊,说是否买一头真羊?这个主意是我出的,但谁买的,怎么买的,我记不清楚了。谢国平去考察了,说这头羊12元买的,1995年12元也不算多,贴个绸子,就牵进来了。献给谁呢?献给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毛应梁行长。随着这头“领头羊”,海外的金融机构也纷纷落户浦东,陆家嘴金融核心区的功能也日益完善,我们也看到后面许多如期货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这些要素市场也纷纷落户浦东,也揭开了浦东金融贸易功能的序幕。
1995年,位于浦东的人民银行大楼完工,赵启正送上小羊,寓意是人民银行在浦东开发开放中发挥着“领头羊”的作用
用亚洲太平洋经济走廊视角鼓励投资浦东,未来还继续需要胆大与谨慎相结合
问:您说过一句话,三十岁的人,最好要有四十岁人的智慧。我们今天在说浦东软实力的时候,是不是也把对人生的意义回馈到了浦东开发开放当中呢?
赵启正:我是在一些大学里讲课,出于对年轻人的期望说这句话的:一个三十岁的人,如果有四十岁的智慧,他的一生可能就会成功;一个三十岁的人,只有二十岁的认知能力,他的这一辈子平平而已。如何提高超过年龄的智慧,我说有三件事可做:第一,如果你有这种机缘的话,交几位年纪大的朋友,请他讲讲他一生中的成功和挫折,你就省了很多时间。第二,读好书,比如好的自传,一本自传是传主一生的积累,得写两年,你用三天看完了,你说阅读收获比是多大?每年中国出40万种书,自传会有多少?你挑几本好好读读,吸收人家的智慧。第三,不能把大脑都用于记忆,让大脑里留点空间,用于运行自己的创新想法。
问:其实在讲好中国故事环节当中,您用许多实例给大家做了示范和证明——您如何向世界说明中国。比如您说亚太经济走廊就是在向世界讲好中国。
赵启正:是的,当时对于如何吸引外国投资者,一般的说法是介绍我们这里的财税政策是两年免税,交通方便,人才济济,气候良好等等。我跟外国人讲,亚洲存在着一个经济走廊,它从东京、阪神地区开始,经过汉城(首尔),上海、台北、香港,路过东南亚、中国,最后到新加坡。这几个城市的腹地很大,它的GDP占世界的15%左右。我说,如果在上海投资,你面向太平洋,伸出左手抓住东南亚,伸出右手直达东北亚,在这里投资多好啊。浦东有一个楼的投资者就是这么宣传“我的楼就是在亚洲经济走廊的中间点——上海”。
智慧比起聪明来,要多几分远见,对没发生的事情比别人观察得透彻一些,比别人说得准一些。今天我们面临的开发环境比三十年前复杂、多变,我们已有的经验是有限的,面对未来是远不够用的,还是要多观察、多判断,集思广益。继续地胆大与谨慎相结合,但也可能谨慎要多一些。
编辑:袁琭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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