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少明(左),主持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赟(右)
虚拟现实下,人的身心如何再统一?
脑机对接后的“超级圣人”和体外生殖而产生的“人工婴儿”为何是违背了人性的道德感?
寿命延长到120岁后,人生目标的改变会怎样影响人性?
当我们可以与“微软小冰"聊天、与AlphaGo下棋时,面对AI技术的日渐渗透和广泛影响时,儒家伦理是如何看待新技术与人性未来的?
昨天(22日)下午,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少明带着他近两年来的最新思考《儒家伦理与人性的未来》,给第五届思勉人文思想节带来又一轮惊喜——儒家学者对人性未来思考与技术结合已经如此之深,儒学是站在这样的高度回应时代最新问题。
思考缘起:生物科技冲击的不是生活而是人性
作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的陈少明长年研究儒家哲学,他被中国哲学界誉为是少有的能将儒学创新化的学者。对于这个话题的思考还源于2017年时筹备第24界哲学大会时对主题 “学以成人”的思考。人是什么、成为怎样的人、如何成人,这三者是人性论的核心问题,也是儒学讨论的核心。
陈少明指出人性论是对人的界定与规范,在中国儒学范畴,“天命之谓性”,天人关系中的“天”是人性的担保者。为人们所熟知的孟子“性善论”提出“人皆有恻隐之心”,当看见孺子将入井,人们的恻隐之心便开始显现,它源于人们最初“感同身受”的生命体验。以此为出发点,儒家提出“人禽之辨”的问题,有无善的本性成为人与动物的区分与临界点,但“孺子入井”等此类特例并不能完全解释人性,所谓“食色,性也”,动物本性中与道德无关甚至是反道德的一面也是人类行为的一部分。
与孟子“性善论”不同,荀子提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荀子的“义”就是道德感,“知”就是自我认同能力,是我们判断人性是否存在或变化的依据。
对于人性问题,西方也存在着不同的争论,人类究竟是生来是文化的动物还是基于自然本性的动物。
一方面正是通过不断对环境与文化的调适,人类社会才不断发展;
但另一方面,“人类是不愿承认自己是动物的动物”,人类不得不承认人性中有不可改造的一面,并且存在与动物边界模糊的范畴。
当人工智能与生物科技冲击人类社会的时候,陈少明认为应当关注的,不是机器是否会变成人,而是人的本性是否会改变的问题。
虚拟现实或做美梦上瘾真能带来快乐吗?小心自我意识错乱
新技术的代表除了人工智能外,大量体现在生物科技。我们常见的是虚拟现实与人工智能有关。虚拟现实和自我有何关系呢?
陈少明以自己多年前在北京经历过的鬼屋或者游乐场的虚拟过山车为例,讲述最普通的虚拟现实体验经历,所谓虚拟现实就是让亲临者在虚拟的景象中能感知到真实环境般所带来的感受。随着技术手段的提高,虚拟现实所涵盖的内容愈为广泛,它丰富了我们的世界,但其中也涉及一些哲学问题,比如身心统一性的问题;如果虚拟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多,成为生活依赖的基础,那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假?或者分辨真假意义又何在?当身心不一致时,自我如何认定?
陈少明将梦境也视为虚拟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会涉及的领域。即当睡觉时通过外在设备促使人类做梦甚至操控做梦的内容。这种类似给睡眠者插播做梦程序的情节常在科幻电影中出现,即便现在不能做到,但随着科技发展,一旦做到了会有怎样的后果呢?
陈少明认为,如果每个人梦的主角都是自己,可能并不会引发很大问题,但如果梦中的主人与做梦者的身份不同,这就意味着体验者在梦中与梦后的自我认知可以不一致。尽管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会偶尔梦见变成某人或某物,醒来后也会诧异但不会导致认同混乱,这是因为我们每天醒过来生活的经验是连贯的。但是如果通过新的技术,可以把梦做到像电视剧一样。随着人欲望的增强,知识水平的提高,人们就越不容易满足,就越有梦的需求。如果偶尔这样定期入梦与出梦可能不会对生活构成太大影响,但长此以往则很可能无法控制自己做美梦上瘾,就会改变对正常生活的感受,甚至导致自我意识错乱。
这样听起来,“做梦上瘾”好像人们对酒精、毒品上瘾一样,但应该还是可戒除、可控制的。
听众对虚拟现实与“做美梦上瘾”这一话题充满兴趣,在提问阶段有三名提问者都提到了相关内容:虚拟视觉是否是视觉优先的?依赖梦境是否就是坏事?限制做梦的界限与标准在哪里?
陈少明一一作出回应:人类在理解世界时确实视觉能力最强,各种感受以此为中心展开,但他不否认其他感官的特有作用;“做美梦”自有其美妙之处,小做怡情常做伤身,特别是在成瘾并导致自我意识混乱时一定要加以制止;至于当“做梦”涉及道德与法律问题时就更需制定严格界限了。
脑机对接或“编辑”超人可增加“人”的能力,但少了“我是谁”的追问就失去了道德主体性
紧接对梦境干预的话题,陈少明进而谈到现在有一种更危险的技术或设想,就是进行人脑与机器对接。
科幻电影中时常有一个人的大脑被改造,从而失去记忆而成为“超人”的片段,有此情节,也说明有人具备这种欲望。人类有自我认同的能力,最基本的意识功能就是记忆力,如果把记忆清除掉,那你将不再是你。而且这样的人也不需要问“我是谁”,输入什么样的信息就是什么样的人,他只会问“你是谁”。
面对这样的假设,从儒家视角来说,我们可以尝试有条件地接受思维程序的干预,例如可以运用到治疗自然心理疾病,为人类增加快乐,且要提防新的心理疾病的产生等。但儒家伦理反对制造超人或者说“编辑”圣人,因为人性的基础来自于天性,“天地之大德曰生”,它有其自然的生物算法。
人类对道德的追求,其实也是对幸福的追寻。中国传统儒学中并没有对幸福的定义与讨论,而是对“何为乐”进行思考。
陈少明解释快乐是短暂的感知与体验,而幸福是人深层次对自我生活的认同。乐的问题和幸福有交叉关系,但不是属于同一类。快乐有可能是因为具有道德感而导致的快乐,也有可能是反道德的快乐。我们可以说某人是幸福的人,但不会说这个人是做了幸福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充满道德感,他想做的事情必定会和幸福连在一块。
儒家伦理反对编辑“超人”与“圣人”的另一个原因就在于编辑出的人并没有道德情感。
我们喜欢带来平等但没有仁爱的人工婴儿吗?基因改变带来更大不平等又该如何?
《机动战士高达》动画系列中的架空概念,新人类(New Type),其拥有超越普通人的感知能力
目前已有不少女性尝试过“冻卵”或“试管婴儿”技术,此类体外生殖只是此类技术的局部应用,但随着技术发展,完全可能人工设置子宫环境,胎儿孕育就不再需要母体,体外生殖便能实现。那时,“婴儿”可以直接从生物工厂抱出,批量生产。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就已有生育公产化的设想,陈少明认为这对于人类来说,也不失为一项非常有诱惑力的技术。
人类的不平等很大部分来自于出生的不平等,如果“婴儿工厂”成真,或许可以满足人们对普遍平等的要求,并且也就不存在“输在起跑线”的问题,还可以减轻人们的痛苦与负担、平衡人口的需求。当人们进入儒家伦理的视角仔细思考,就会发现,这也将涉及多个问题。包括因解密生命的遗传密码而改良人的基因的企图,也是一个两难问题。
当“基因编辑”成为一项核心技术或是一项重要资源,会不会被少数特权者所占有,古往今来,此类情况数不胜数,这将不会带来机会平等,反而会成为新的不平等的起源,并且此类不平等所带来的问题将会更加严峻。
同时陈少明也表示人们对此也可不必太过担忧,如同如今的核技术一样,人类社会可以对此进行控制。
另外,学者们担心这项技术会引发“人类亚品种”的问题,如同历史上所出现的各类种族问题一样,该如何给“人类亚品种”进行定义,又该如何接纳规范它们,才能避免成为新的伦理问题。从“婴儿工厂”大规模出来的孩子也将是一种“新人类”、“新品种”,它们由于缺乏与父母亲人的自然血缘关系,因而会丢失一部分人类特有的情感,人与人之间的孤独与独立感进一步增强。倘若未来科技发展到甚至可以为“人类亚品种”植入如真人一般的情感学习与感知系统,这将又是另一回事。
寿命延长120岁时,家庭是否存在,奋斗的意义是否还存在?
哲学与宗教共同的主题之一,是对死亡的思考,人类所有的问题都可归结到时间与生命问题上。当科技的发展将人类的寿命延长到一定足够长时候,首先引起的变化就是家庭结构的改变,到那时候,人们一辈子结三四次婚都很正常,甚至也可能会被视为是道德的行为。但导致什么结果呢?第一次结婚生的孩子和最后一次结婚生的孩子,会有好几代人的差别,生育时间长,家庭关系就会复杂化,从而可能导致没有固定的家庭关系。此外,寿命延长了的人会选择生很多孩子还是对生育没有兴趣了呢?
很多问题都是存在的。在今日,我们也可看到寿命延长引起家庭结构变化的苗头,例如日本社会的人老龄化和低生育率,未来有可能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社会将不再稳固。而儒家伦理正是以家庭为社会基础的伦理。
随之而来,人们对生活的欲望也不一样了。所谓的价值就是稀缺,人最稀缺的东西就是寿命,现在人们奋斗的原因就是知道生命有限。但如果人能活几百岁甚至更长,是否就不用再怕输在起跑线上了,一切可以慢慢来;因为基本生活的满足,人们的空余时间是否就会增长。寿命延长改变了人的机会与欲望,也就改变了行为模式。个别人的改变,可能是个性或个别人格的问题,如果大多数人的改变,就是人性的变化。
当面临“人类亚品种”这个新的参照物,人类该如何定义自身,陈少明认为“面临挑战的不是儒学,而是人类自身”,预言未来是不保险的,但不去思考未来就无法推动现在。关键是今天就需要对此形成态度。儒家伦理在当代社会无论是“显学”还是“游魂”,它都会对我们的社会产生持续性的或强形式或弱形式的影响,它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应当是对世界有所贡献。但从儒家伦理出发讨论问题,只是一种视角。为应对人类与人性的未来,各种思想资源都是可相互借鉴的宝贵财富,因为科技的问题,其影响是超越文化或意识形态的。(韩靖超对此文亦有贡献)
讲座吸引了众多拥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
作者:闵超琴
现场拍摄:韩靖超
编辑:周俊超
责编: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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