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丁玲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出版90周年，斯大林文学奖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发表70周年

提到丁玲，熟悉的人会跳出《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独立却脆弱、坚强却苦闷、愤世却彷徨的女子，也会浮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农民斗争与土地改革的宏大叙事；不熟悉的人则会被灌输“革命文学家”或是“民国才女”的概念。丁玲究竟是怎样的作家和女性？作家李陀与王蒙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曾言“丁玲并非像某些人说的那样简单”。而上海与丁玲有着不解之缘，上海大学曾是丁玲学习之地，在上海丁玲走上了创作之路。11月10日，上海海派文化中心的“丁玲与上海”文献展与学术研讨活动为上海读者揭开了丁玲之谜。在这里，断裂的丁玲从文学性与政治性二元对立中跃出，历经跌宕坎坷的才女、左翼知识分子和革命者的复杂性生动浮现。

“丁玲与上海”文献展由中国丁玲研究会、华师大中文系、中共四大纪念馆、左联会址纪念馆共同策划

与上海有四段缘：《莎菲女士》引发万人空巷，倾情投入左联

丁玲与上海有着不解之缘，她曾这样提起自己与上海的紧密联系：“秋白曾在什么地方写过，或是他对我说过。‘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诚然，他指的是我在二二年去上海平民女校寻求真理之火，然而分开了；二三年我转入上海大学寻求文学真谛，二四年又飞开了；三零年我参加左联，三一年我主编《北斗》，三二年入党，飞蛾又飞来扑火。”

本次详尽的文献史料展览中，梳理了丁玲在上海的四段经历。

被瞿秋白誉为“飞蛾”的丁玲在上海和胡也频、沈从文一同编辑杂志

1921年底与到1924年间，丁玲怀着要学“最切实的学问”的炽热的热情，从湖南奔赴上海，先后在陈独秀、李达等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与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这一时期，她结识了王剑虹、瞿秋白、茅盾、戴望舒等志同道合的青年，这对她之后的创作与革命的道路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而1927年至1929年间，丁玲在上海开始了她的创作道路。孙犁曾表示：“丁玲在30年代的出现，她的名望、她的影响、她的吸引力对当时的文学青年来说，是能使万人空巷、举国若狂的。”当时，她连续在《小说月报》《中央日报》《红与黑》副刊、《红黑》月刊等报刊发表了多部中、短篇小说，其中《莎菲女士的日记》《韦护》等作品引发了巨大的反响与讨论。华东师范大学罗岗教授指出：“丁玲在上海的写作，从一开始就和城市的精神状况和生活方式密不可分，这一时期共出版了四本小说集，奠定了她一生写作的某种自觉意识，以及细腻准确的艺术风格，她的作家式的日常生活也在上海独特的文化空间中展开。”

丁玲不仅高产，而且引发了1920年代末的万人空巷，有众多知音

当然，丁玲的名极一时不只因为她写小说，也因为她献身革命。1930年至1933年间，丁玲走上了“向左转”的道路。1930年，丁玲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1年开始主编《北斗》，担任左联党团书记；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丁玲与叶圣陶、郁达夫、夏丏尊、周建人等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与鲁迅、茅盾等43人联盟发起《上海文化界告全世界书》，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1932年3月经阳翰笙介绍加入共产党。正是因为她在此期间毫无保留地对“左翼文学运动”的投入，使她赢得了上海各界爱国志士的尊敬。因此，在1933年5月14日她被国民党秘密抓捕后，上海各界都展开了积极的营救工作。

1930年代，丁玲开始投身革命，加入左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丁玲也多次回到上海参观访问与探望友人，并多次在上海的报刊媒体发表了文章。1980年2月她在《文汇增刊》上刊登了《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文，杂志发售当天即抢购一空；1981年的秋天，丁玲应国际写作中心邀请访问美国，25篇访美散文中竟有18篇在《文汇月刊》首发。

从这些丰富的文献材料来看，无论是丁玲在上海，还是丁玲写上海，上海时期的丁玲都是很重要的研究方向，与此同时，以丁玲为文本也可以照亮上海的历史轨迹。

丁玲在《文汇月刊》发表的《我看到的美国》一文

丁玲何时开始“向左转”？ 《韦护》显示从颓废的封闭走向社会

《韦护》在1920—1930年代的丁玲小说中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它既含有丁玲早期《在黑暗中》里的浪漫蒂克的情调，也存在后期她向左转以后革命小说、普罗小说的特征。

《韦护》是以丁玲自己与友人王剑虹、瞿秋白的原型的小说，讲述了以瞿秋白为原型的韦护与以王剑虹为原型的丽嘉相识、相恋最后分离的故事。在大众的认知中，《韦护》是革命者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的爱情故事，但是北京大学贺桂梅老师指出，一般我们看的是1980年代丁玲修订过的版本，而从1929年发表的《韦护》初版本来进入作品，可以明确发现丁玲作为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的困惑。王剑虹是一位安那其主义者，而瞿秋白是一位布尔什维克主义者。

丁玲与《韦护》中女主人公原型王剑虹的亲密合影

从初版本的《韦护》中，我们可以窥探到丁玲思想内部的转变，她从一种忧郁的、颓废的、封闭的心态中走出来，并洞察到摩登上海的空洞性，开始转向社会、转向外部世界。但这个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韦护》中，她特别强调了瞿秋白的二元人格，他的革命和文学，绅士风度与先锋党领袖，多感的文人与雷厉风行的革命者，这些二元特性在瞿秋白身上是分裂的。贺桂梅还指出，丁玲试图以爱情统合不同信仰间的分歧，所以，革命与爱情这两个叙事对象构成了互相映衬的关系。贺桂梅对《韦护》的爱情叙述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即使小说的结局是韦护抛弃了爱人，走向了革命，但是“丁玲一直书写爱情，却从没写过一次完满的爱情，但是在《韦护》里男女主人公在房间里度过的那七天可以说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浪漫、最完满的爱情。”

因此，从《韦护》的初版本我们可以看出，丁玲的向左转是在革命内部的转型，是从无政府主义向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转变。但是这个时期的丁玲还没有完成革命，真正的革命者的丁玲是在她的革命实践与社会实践中完成的。作为文学的表达形式是1948年丁玲创作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丁玲小说《母亲》发行时良友图书公司刊印的广告

名出版社均与丁玲有合作，良友图书公司抗议秘密国民党秘密逮捕

华东师范大学陈子善教授对1928—1936年间丁玲在上海公开出版的书籍进行了大致的统计。丁玲在上海时期的作品，有短篇小说集7本、长篇小说1本，选集1本，散文小说集1本，在种种时代与政治条件的限制下，这个出版数量已经是多产作家的范畴了。

出版丁玲作品的出版机构都很有代表性，可以说当时在上海具有影响力的出版社，除了北京书店以外，不论左翼还是非左翼的立场，都出版过丁玲的作品。在当时自费出版盛行的情况下，能够看上丁玲作品，说明这些大出版社是真的认为丁玲作品有市场、有影响力。在这其中，陈子善特别强调了良友图书公司对丁玲作品的推广作用：首先是在一角丛书系列中选择丁玲的单篇短篇小说《法网》出版；在丁玲已被捕时，迅速加印出版了《母亲》，当时还发行了100本签名本；1936年又给丁玲出版了《意外集》，这些行为一定程度上都是对国民党秘密逮捕丁玲事件的抗议行为。陈子善还略带得意地炫耀到，他珍藏了一本带有丁玲签名、且附有前任拥有者贴在扉页的丁玲相片的《母亲》一书，这令现场读者都羡慕不已。

文献展会场展出的珍贵的《北斗》杂志创刊号

《北斗》杂志突出多样性，约稿冰心、徐志摩、叶圣陶、沈从文等

此外，陈子善指出，丁玲主编《北斗》的功绩值得被强调。《北斗》是丁玲主编的左联机关刊物，此前虽然她也与胡也频、沈从文也办过《红黑》杂志，但《北斗》是丁玲第一次主要以个人能力编撰的杂志，可以说她也是一个优秀的编辑。

《北斗》杂志创刊于1931年。由丁玲作主编是冯雪峰提议的，因为丁玲的形象还不是很左，左联办的前几个杂志都是一出版即被查禁。丁玲在担任主编期间比较好地执行了鲁迅的主张——更密切地团结更多的非左翼作家。《北斗》在丁玲手里很好地突出了文学性与作家类型的多样性，但凡她出面约的作家基本都约到了稿件，如冰心、徐志摩、林徽因、陈衡哲、叶圣陶、郑振陀、林少华、沈从文、郁达夫……等等，当时都在《北斗》发表了作品。

丁玲与胡风：从1932年的惺惺相惜到1980年代的患难真情

提到丁玲与胡风的关系，五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可能会联想到丁玲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提高警惕，揭露胡风，敌人在哪里》这篇文章，进而认为丁玲与胡风关系并不甚密切。

丁玲与胡风晚年在一次会议上

然而，丁玲与胡风的关系其实非常密切。二人于1932年的冬天相识，当时刚留学归来的胡风由于早就拜读过丁玲的作品，对她的作品评价很高，甚至拟好了一篇评论大纲，因此二人可以称得上是一见如故。随后在1936年7、8月左右，丁玲正被国民党政府软禁，在冯雪峰的安排下，她回上海暂居，在此期间全由胡风与梅至夫妻二人接待，二人安排地非常体贴周到，给予了丁玲极大的安慰。不久后，丁玲又重回南京寻求正当身份释放的机会未果，绝望之下又写信给胡风，让他向冯雪峰传达求救信息。

可以说，正是这段患难之中帮助使得丁玲非常感激与信任胡风，因此，在80年代，胡风回北京后丁玲也对他多加照顾。原丁玲秘书王增如女士在研讨会上讲述，1982年胡风回到北京，被安排与丁玲成为邻居，丁玲与陈明多次前往探望当时身体与精神状态都不佳的胡风。1984年下半年丁玲创办《中国》杂志，想请四位德高望重、在文艺界有影响力的老作家当顾问，选择的是周扬、叶圣陶、冰心、胡风四位，这可见丁玲对胡风的才华与能力也是十分看重的。而胡风对丁玲也十分欣赏，1984年11月28日，《中国》创刊，胡风虽然身体不适，但仍然坚持出席并发表了致辞。回忆着丁玲与胡风的交往琐事，王增如也感慨万分。

学术研讨会主题为“城市·女性·作家”，左起为罗岗、王中忱、陈子善、王增如、贺桂梅

丁玲在1980年的《她更是一个文学作家——怀念史沫特莱同志》中曾这样写道，“她总是追踪这些动乱。她的工作和政治贴得紧紧地，她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人，她的政治触觉很敏感，而我只感觉到她的革命的热情，她不只是一个政治记者，她更是一个文学作家，她写的《大地的女儿》写得多好呵！”在丁玲看来，史沫特莱的特长不在于此，她应该她的笔来表达她的政治态度与立场。这也可能是对丁玲自身经历的一种隐射，丁玲还是想以自己的写作来展现革命力量。

由此，清华大学教授王中忱为如何解读复杂的丁玲给了一个提示，“在传奇里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这是张爱玲《传奇》扉页的题词。一方面，去接近作为一个真实存在的、肉身的左翼知识分子与革命实践者的丁玲，去了解她的日常琐事、了解她的人际交往、了解她作为“人”的切肤切身的痛感与历史现场的突发情况；另一方面，更需要我们在逐渐靠近作为一个真实的“人”的丁玲时，能够剥离出一丝神识跨越时间、空间的限制，意识到作为“普通人”的她所为的种种竟是何等伟大的创举。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丁玲在晚年发出的豪情万丈的宣言：“是的，我就是这样离不开火……我还要以我的余生，振翅翱翔，继续在火中追求真理，为讴歌真理之火而死。”

1941年，周恩来（左二）与史沫特莱（左三）等外国记者在一起

作者：夏佳丽、李念

编辑：袁圣艳

责任编辑：李念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