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晓平，1961年5月出生。曾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联络处副处长、后勤管理处处长、指挥协调处处长等职。2015年起任上海市人民政府驻昆明办事处主任，上海市援滇干部联络组组长，云南省扶贫办副主任，2018年起兼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没有人是红土地的过客，脚下占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真情，一个个肩负使命的援滇干部，就像一只只萤火虫的亮光，照亮了一条条通往大山深处的扶贫路。我是在上海市第九批对口援滇的最后一年，加入到对口援滇这支队伍里来的，担任了第十批、第十一批援滇干部联络组组长。可以说，我职业生涯的最后6 年，是在对这片红土地的饱满激情中度过的，上海帮扶的这些州市我每年至少保证跑一趟，有些重点州市甚至要跑六七趟以上。如果说，援滇的干部们在来云南之前更多的是组织的责任的话，那么真正置身云南之时更多的是使命，一种能为这片红土地上的同胞做多一点再多一点的使命。如果不是年龄原因，我真的希望能再干下去，看着这里老百姓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看到我们上海援滇兄弟们的帮扶结出更多的硕果。今天，云南已全面脱贫，比联合国预期的提早了10年，要理解这个成绩何以造就，可以从对口援滇的上海方案中寻找答案。

24年援滇是两地情谊的最好回答

作为贫困县数量全国第一、贫困人口全国第二的省份，云南脱贫攻坚的质量和步伐，关系着全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自1996年中央确定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以来，沪滇扶贫协作已走过24个春秋。24年间，上海与云南之间的情谊从未间断过：高层互访从未间断，共召开了23次联席会议；干部人才选派也从未间断，如今分散在云南各地州的已经是第11批上海的援滇干部；上云南的项目安排、资金投入从未间断。在疫情影响下，2020年上海财政压力非常大，但上海市主要领导表示，要优先保证帮扶资金，而且要按时拨付、能早不晚、一分不少。这些“从未间断”所折射出的正是沪滇党委、政府携手的决心、恒心始终如一，是扶贫协作的目标和方向的坚守如磐。

可以说，在1996年中央确定上海对口帮扶云南之前，沪滇之间的情谊早已根深叶茂。尤其当年6万名上海知青告别故土，千里奔赴西双版纳，用双手创造了一个时代的缩影。而云南人民也用深情和土地哺育了上海知青，在这一片插根筷子都能发芽的肥沃土地上，生活所迫的知青们在动荡的年代找到了最后的希望。

当上海担下沪滇扶贫协作任务后，更是把此作为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的政治责任、延续沪滇义重情深的历史责任扛在肩上，形成了“12345”工作格局。“1”是一个大局，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的大战略，是加强区域合作，优化产业布局、拓展对内对外开放新空间的大布局，是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大举措，必须长期坚持下去。“2”是“两服务、两统一”，“两服务”，即对口支援工作要“更好地服务于国家脱贫攻坚战这个大局，更好地服务于对口地区‘十三五’的发展目标”；“两统一”，即对口支援的工作要统一纳入当地党委的领导下，对口支援项目资金安排要统一纳入当地“十三五”规划中。“3”是“三个结合”，上海坚持“中央要求、云南所需、上海所能”的“三结合”工作原则。“4”是“四为方针”，即“民生为本、产业为重、规划为先、人才为要”的16字方针。“5”是五项主要任务，即开展产业合作、组织劳务协作、加强人才支援、加大资金支持和动员社会参与。在此基础上，上海还明确了“七大行动”：产业扶贫行动、劳务协作行动、教育扶贫行动、健康扶贫行动、贫困乡村提升行动、携手奔小康行动、社会公益扶贫行动。

贴满小红旗的“国考”成绩单

2016年，国扶办推行了一项新的考核办法，即用台账管理每一项的帮扶任务。国扶办先查看一个静态的计划，再到现场来比对是否实现了当年年初签定的内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年一度的“国考”，“国考”的成绩是按照组别来打分的，考的既是云南，也是上海。

在这样一个对口帮扶新形势下，上海带着资金、项目、人才、技术、渠道到云南来，沉到一线、基层、农村，在田间地头直接手把手带着当地干部群众一起干，直接用大市场、大企业、大流通，来激发云南发展的动能。

在帮扶区域上实现了3轮拓展，区县结对从原先的“4 + 2”，即4个对口帮扶州市加2个经济合作州市，扩大到“8 + 4”个州市，即文山、红河、普洱、迪庆、大理、楚雄、德宏、西双版纳 8 个州市开展重点帮扶协作，加保山、曲靖、临沧、丽江4个市。2017年调整结对关系后，又增加了一个昆明市。中央考虑到上海毕竟只是一个城市，不能像一个省级单位那样实现全部对口帮扶，所以决策让广东的东莞和中山共同帮扶昭通，珠海帮扶怒江州。但昆明作为云南首府，确实有三个国家深度贫困县，即东川、禄劝、寻甸，都是当年红军长征途经地，交通闭塞、资源匮乏、贫穷潦倒。把昆明纳入之后，上海的帮扶对象就变为13个州市、74个贫困县，比之前增长了约3倍。除了玉溪市没有贫困县外，与广东对口的怒江州、昭通市加在一起，实现对云南帮扶的全覆盖。与此同时，上海援滇的帮扶资金数额实现了4轮增长，从2016年到2020年增长了约10倍。

在帮扶干部人数上实现了5轮增派，从最初的15名增加到2017年的45名，2018年年头、年中增加到75名、103名，2019年新一批干部轮换时派出122名，后来考虑到已经是攻坚最后关头，又增派到167名，增长了约10倍。如今分散在云南各地的就是第十一批167名援滇干部，他们接下的是脱贫攻坚的最后一棒。援滇24年来，干部一批又一批，工作一棒接一棒，项目一茬接一茬，他们将亲身经历并见证云南全面脱贫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意义非同寻常。这批干部一到任就与第十批不同，挂职的分布更广。在省级层面挂职的从原来省扶贫办，拓展到商务厅、人社厅、审计厅，县级层面基本做到每个县一位常委副县长、一位扶贫办副主任。一开始，我们只是在深度贫困县选派一位科级干部在扶贫办挂职，但全市各区都自我加压，在每个对口县都加派了人手，有的在州里再增派一位副秘书长配合工作。最终，形成了167名干部在省、州、县，纵向一贯到底、横向辐射到边的工作网络。虽然，很多干部都不是做项目出身，但在援滇一线都迅速成长为农业农村经济的行家能手。

总体来说，云南有4000 多个贫困村，3539个深度贫困村，在整体的带动下，目前上海217个部门街镇结对帮扶云南353个贫困乡镇、338个贫困村；1534家企业、115个社会组织结对帮扶2708个贫困村；176所学校、188所医院结对帮扶193所学校、195所医院。仅2019年，上海15个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到云南结对县调研对接77次，其他局级干部480次。这种对接的高密度是前所未有的，有的干部粗略统计过，双方往来团组的数字，以一个县一年接待60批次保守估计，那么74个县至少4000批次。上海各行业、各领域、各方面来云南的团组也是达到数千批次、数万人次的量级。不仅15个区的街道乡镇要对标对表，有实力的国企，民营组织和社会力量还挂牌督战，2020年共有139个挂牌督战，有些在大山深处的地区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脱贫，社会力量要最后再助力推一把。

再过不久，我们的援滇工作就要接受国考和验收，在脱贫攻坚收官战的关键时刻，很多工程都是小雨小干、中雨抢干，开工率几乎100%，这在往年同期是不可能的。我们驻昆办会议室的墙上，挂着一张巨大的项目推进表，建立“红、黄、绿”牌提示预警机制，挂图作战。每一个州市、每一个贫困县、每一个项目和每一个责任人都在列，每一个季度、每个月都要考核进度和资金报账率，已达标的贴上小红旗，未完成的则要了解情况、协助推进。截至2020年7月底，年度帮扶项目完工率28.2%，资金报账率很多超过90%，不少工作都是在原有基础上既传承发扬又推陈出新。

“上海方案”树立起援建项目的“上海品牌”

虽然上海每年拨付的帮扶资金很多，但一旦分散到对口的74个县的成百上千个乡镇、村寨，就显得并不多了。如何把有限的资金资源，精准分拨到更多贫困地区，惠及更多贫困人口，是我们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们首先考虑的是破除瓶颈问题。针对贫困发生原因，如经济、生态、自然、人口、成本上的约束条件，一个一个有针对性地想办法破解脱贫中“卡脖子”的难题。围绕云南结构性缺水的问题，我们引入上海淼汇科技的自然能提水工程，不用油、不用电，也不用太阳能和风力，把地下的水提上去。起初我也对此存疑，亲眼所见后得知，其原理是只要有50公分的落差，就能把势能变成动能，形象地说，就是在水里打了个洞就能反弹上去。2016年，我们投入资金在大理的剑川县马登镇的一个山坡底下，每天大概可提水300多立方米，可灌溉一两千亩的林地，而且比电力设备抽水的单位运行成本降低超过90%，这样一来原来没有任何产出的林地就可以变成果林，转变为经济收入，一个村子就能因此脱贫。当地群众说：“这个项目太棒了，不用电、不用油，就能让水往高处流。”目前，自然提水工程在云南已建成32个，提水最高扬程已达到1000米，解决了 8.2万人的生活用水，6.4万亩的农田灌溉用水，1.5万头牲畜和10万羽鸡的饮用水，2020年将扩大覆盖至20.65万人，其中建档立卡户4.91万人，保障贫困地区的饮水安全。各地纷纷推广，为当地结构性缺水提供“上海方案”。

上海的帮扶资金是上海人民劳动创造的血汗钱，我们要竭尽所能把这些资金用在当地补短板、强弱项的刀刃上。我们将有限的资金投向了当地产业发展、民生保障所急需的小微基础设施、产业配套设施上，修建了道路、厂房、冷库、圈舍、管网、水窖、大棚、厕所、路灯等，产权都归村集体所有，租用给龙头企业，壮大集体经济收入。2019年，我们硬化了村组道路近1700公里，这是前几年没有做过的项目，每个贫困村就是一个孵化厂，一条村组道路就能使一个贫困村脱贫，打通产业发展、群众脱贫的“最后一公里”。此外，还打造出德宏州“百花谷”“百鸟寨”等14 个美丽乡村示范点。

上海市崇明区帮扶耿马县整村推进

2020年1月会泽县10万人口大军要搬出大山，这一过程中有很多问题迫切需要解决。为了解决他们的教育、医疗问题，我们立即配套建设了一所卫生服务中心、一所学校，覆盖了周边2万人口。建设速度也非常快，4月资金下达，月底去看的时候还在平整土地，5月就已经建到4层楼了，2020年下半年就能投入使用。当地人很惊讶于这种上海速度，对他们而言这是很难想象的，但又是一种新的激励。又比如在麻栗坡县，有一些因当年参战致残人员，我们在投入资金帮助他们安装假肢的基础上，还增加了实施参保、无障碍改造和弹片取出等手术，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云南省委书记陈豪批示要大力宣传。鹤庆县试点推广的智慧医疗项目，为大山深处的群众看病提供了便利；东川区的腾讯智慧校园项目，疫情期间推行在线教学、在线作业、在线指导等灵活多样的学习和教学方式，云南当地群众纷纷翘大拇指赞赏。2020年投入的帮扶项目共有 773个，一个个上海项目就像一个个标杆，遍布在云南的村村寨寨、田间地头，打通激活了农村基层的活力，也树立了援建项目的“上海品牌”。

扶贫更要扶志、扶智、扶制

全国脱贫攻坚战有22个省份，云南是难度最大、人口最多、贫困县也最多的省份。9个国家挂牌督战县中上海结对的有宁蒗、会泽、广南、澜沧、屏边等5个县，还有会泽、广南、武定等3县的139个挂牌督战村，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因此，扶贫资金投入的同时，既要扶志，又要扶智，制度和机制也都要扶上去。

我们最近连续两年每年投入资金在劳务协作上，想尽办法鼓励更多的人就业。我们还联手市工商联、在沪企业联合会、复星集团、拼多多等大企业，指导、引导大量上海企业、社会组织与贫困村对接，因地制宜推进“三带两转”，即“带人、带物、带产业和转观念、转村容村貌”，指导返乡大学生、青年农民工、大学生村官和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通过电商创业就业，进一步在智力技能上帮、务工就业上帮、扶弱济困上帮、消费扶贫上帮、设施配套上帮。2020年受疫情影响，海外订单减少，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回流较多，我们连续两年每年安排就业帮扶资金，创设更多的公共服务岗位。同时，动员上海帮扶的企业多吸纳一个贫困人口就业，我们就多给一些相应的补贴；鼓励有头脑、懂市场、会技术的外出务工人员，回乡领办创办专业合作社。

上海援滇医疗队在曲靖市罗平县开展义诊

“一个曾在全市排名倒数的边疆县级医院，如今进入全市第一梯队，个别手术甚至达到省级水平，周边州市县区的群众慕名而来。”这是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和临沧市双江县人民医院结对后，一批又一批的上海专家过来，做手术、搞培训、带骨干、建科室结出的硕果。类似的，上海就有28家三甲医院与云南28家县医院结对。其他领域包括教师、农技人员、致富带头人等各类人才，打造贫困县医院、学校的重点科室、学科，通过两地长期以来的交流培训、跟班带教、项目实施，那些先进的技术、理念、思想都可以在更多人的心底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最终，会留下一支带不走的人才队伍。他们还会再去开枝散叶、星火燎原。

我们还以推动云南可持续自主发展为目标，引导当地干部群众接受新思想、新理念，对接高标准、高品质。比如，云南的一些高原特色产业，没能形成规模化、集聚化和品牌化，也就是在市场培育的观念理念上存在不小的差距，我们跟他们共同朝这方面推进。比如形成从牧场到餐桌、原产地到大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广南高峰牛肉在叮咚买菜、盒马生鲜平台成为爆款，上架一小时就销售一空。而高峰牛的选择也是有渊源的，肯德基的一位美国高管，喜欢上了养殖，跑到大半个中国，吃了81头牛之后吃到了广南的高峰牛，说：“我后面再也不吃了，这就是中国最好的牛！”高峰牛是广南地区是老百姓普遍家养的，都是散养在漫山遍野的绿草坡上，牛肉的品质非常好，未来前景很大，但没有形成集聚效应、规模效应。2020年我们跟以色列的政府合作，投入了4个亿，这就对品控和集聚有相对高的要求，这就需要有培育市场的理念和要求，规模化才能保证产量和市场，品牌化才能保证保持始终如一的口感。

继续把一些行之有效的好制度深化下去。比如互派干部，把好的做法、好的优势、好的作风，通过干部这座桥梁，互相传递、相互促进，还有专业技术人才方面也要带进来。建立分类科学的台账目录体系制度，实行动态精细管理，对于劳务协作、产业合作、携手奔小康等各项数据口径、资料要求，推动两地主管部门精准对接，确保准确性、一致性、完整性，经得起检验。把制度下所搭建的平台继续做大做强，比如连续三年举行购买帮扶地区农产品，通过加大两地高规格、大渠道、大平台的产销对接力度，搭建资源库、渠道网，与拼多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先后建成了近20个直供上海的蔬菜外延基地，20多万吨蔬菜进入上海市民“菜篮子”，让“云品”走向华东、走向全国，2019年云南产品在拼多多的成交量销售额超过12个亿元。我们的帮扶，不仅帮在观念理念上，要出思路、想办法，还要搭平台、勤督查、抓推进。

“三后时期”再攻坚

从理论上讲，全面脱贫实现之后，2020年云南就没有贫困人口了，消灭绝对贫困以后如何做到相对平衡、如何巩固脱贫成果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在“后脱贫攻坚时期、后十三五时期、后疫情时期”的援滇工作的着力点该转向何处，是我们不得不谋划先行一步、规划站前一步的时代课题。

立足当地资源禀赋，用上海的格局、视野和眼光重新度量，并逐步融入、结合、内化、更新，使其成为受援地自身的宝贵财富。2019年，我们引入了100多家企业，投资了数十亿元。拿桑蚕产业做例子，云南的蚕丝可以拉长至1500米，远高于浙江的1000米，品质质量可以送到欧洲做奢侈品，比如爱马仕的丝巾等，收入会非常可观。我们就用上海项目资金撬动桑蚕种养殖产业，在文山、普洱、临沧、楚雄、大理、德宏、保山7个州市、17个贫困县新建桑园近5.7万亩，通过发展壮大一批龙头企业、一批专业合作社、一批职业农民，实现可持续项目带领群众脱贫后共同富裕。我们还充分尊重当地民风民情，打造居民身边永不落幕的展会。在保山、临沧耿马、沧源、昆明寻甸等地区，不仅集中打造了一批红色旅游、民俗文化旅游项目，推出《彝乡之恋》宣传片和《云绣彝裳》彝族服饰音乐舞剧，“彝绣”还登上了纽约时装周大舞台，打开国际市场，带动7万绣娘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形成年产值突破1.5 亿元的彝绣产业链。

上海帮扶点龙武镇法乌村尼苏刺绣专业合作社花腰刺绣及电商项目不断发展

“扶上马、送一程”是消除绝对贫困后的上海选择，最终还要靠村集体资产的收益来维持功能。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乡村振兴是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的全面振兴，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就要去探索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比如引导培育，推广“公司+ 合作社+ 农户”模式，推动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造、农副产品价格保险和就地深加工，提高了适应市场、抵御风险、长期发展的能力，如安信农保的“咖啡价格保险”、中国太保的“防贫保”项目获得全国脱贫攻坚创新奖。目前正是编制两地协作“十四五”规划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特别把握好乡村规划这块，配合有关部门把规划编制做深做细做实。

2020 年的疫情对云南的脱贫攻坚工作影响很大。脱贫主要依靠的农产品种养殖、加工行业不同程度上断链；旅游、酒店、餐饮等从业人员受冲击影响大，存在返贫风险；一些省外务工人员返乡回流，就业压力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巩固脱贫成果，需要依托上海市的技术、人才、信息、管理、市场等方面的优势，在产业发展、就业创业、人才培养、农特产品销售加工等方面，加大合作，帮助当地发展一些新的产业，做强高原现代特色农业，加快推动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在2020年上海“五五购物节”精选了云南4款产品，先期认购了1万余吨产品，并在全上海开设55个专店专柜常态销售。在上海东方卫视公益扶贫节目《我们在行动》中，邀请网红主播李佳琦现场带货实现销售额1200多万，企业认购农产品销售额共计7000万元。这些市场订单，有效促进了产地生产的信心，更重要的是能在未来倒逼他们提升产品质量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动能。

“迈开双腿走遍磅礴的乌蒙山川”——不仅要让识别出的建档立卡群众摆脱贫困，还要让贫困县摘帽、贫困村出列；“汗水渗透红土留下永恒的诗篇”——不仅要让贫困群众收入增加，还要让同胞们有医看、有学上、有安全饮水等，有幸福的生活，有发展的动力。“上海温度、上海力量、上海精神”。山把海揽进怀里，海将山记在心里，山海之恋并不是爱情故事，却记录了大爱无疆，记录了沪滇的情谊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