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以及宝岛台湾、日本等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百余位文史领域的专家学者，日前齐聚杭州西子湖畔研讨南宋历史文化，为杭州建设世界名城提供历史借鉴。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历史是前人的‘百科全书’，也是今人的‘智慧宝典’。” 在2018年杭州文史论坛暨中国南宋史及南宋都城临安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杭州市政协主席潘家玮表示，尽管离南宋定都已880年，但透过历史的烟云，南宋盛衰浮沉的历史依然值得研究，并为当代所借鉴。

战火中建立起“人间天堂”

公元1138年，南宋正式定行都杭州，升杭州为临安府。“南宋上承北宋，下启元明，是中华文明高度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都城选择杭州，是南宋朝廷在其艰困之际，在战时体制中，为期待相对稳定而做出的抉择。”杭州市副市长陈红英介绍，定都以后，南宋朝廷疏浚运河，治理西湖，营建城池，临安城民烟生聚，人口百万，屋宇连栋，商铺林立，百工兴旺，有“京师四百四十行”之说。临安城南北畅通、海陆交汇、外贸发达，与波斯、大食等50多个国家通商往来，武林门外、钱塘江上帆樯林立、船舶云集，花果时新、异域奇珍，万物辐辏。同时，临安城文化荟萃、学术繁荣，大江南北文人墨客、能工巧匠多聚集于杭州，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

“就杭州来说，南宋时期是杭州历史上最繁华的时期，也是杭州城市地位最高的时期。就中国来说，南宋都城临安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最大转捩点，就城市人口来说，它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大的城市。就世界来说，南宋都城临安，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际性大都市，是无愧于世界之冠的特大城市。”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吉军介绍，南宋定都临安以前，西湖多以自然风景闻于世。定都以后，经过一百多年的不断修饰和逐渐充实，西湖形成了一个自然景色与人文景观并重的风景区，至南宋末年出现“西湖十景”的名目。“同时，临安城市总体布局，形成以城为中心，结合周围一系列大小卫星市镇而组成的新的城镇结构形式。”徐吉军介绍，在城市管理中以城市防火为例，南宋中叶以后临安的消防组织和措施，是当时世界上所有城市最完善的，已与近代城市的消防组织相类似。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便有了专业消防队。

“南宋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处于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南宋文化积淀深厚，对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南宋理宗时期，程朱理学被正式确定为正统思想和官方哲学，并一直垄断了元、明、清的官方思想和学术领域达700多年，也影响了日本、朝鲜以及毗邻东南亚国家的思想意识形态。”北京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院院长邓小南表示，回首过去，是为了面向未来。历史的丰厚积淀，有经验有教训，是我们应予汲取的资源。对于南宋史的研究，长期以来未能得到充分重视，历史上遗留的许多问题，尚未得到圆满的回应。加强这段时期的相关研究，不仅有助于取得关键议题的突破，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宋代诸多方面的理解与认识，也可以从宏观角度更为准确地把握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演变的特征。

“当前，杭州正着力建设历史文化名城、打造东方文化交流重要城市，大力推进‘文化兴盛行动’。因此，我们要加强南宋皇城遗址保护利用，守护好南宋历史遗产和文脉，筑牢杭州历史文化名城根基。加强南宋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挖掘与传播展示，在打造文艺精品中讲好南宋杭州故事。同时开展南宋文化的国际交流，使其在全球的文化舞台上重新绽放光芒，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影响力。”潘家玮表示，希望以本次论坛为新起点，深入研究南宋杭州历史地位形成的背景和原因，为杭州市建设独特韵味别样精彩世界名城贡献学识、智慧和力量。

聊聊“南宋那些事儿”

“后世盛传的‘莫须有’的故事，从史源学的角度看，完全是杜撰的，编造者就是韩世忠的儿子彦古和碑文的作者赵雄。”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裕民认为，南宋初，主要的家军有刘（光世）家军、张（俊）家军、韩（世忠）家军、岳（飞）家军、吴（玠）家军等。韩世忠与张俊则是双重的儿女亲家，关系密切。韩、张与高宗的关系都相当好，岳飞则比较疏远。秦桧与宋高宗在与金议和与收兵权上完全一致。宋高宗的目的是稳坐宝座，秦桧则是要实现权相梦。他们通过制造岳飞冤案，为实现各自的目标扫清障碍。岳飞被害，抗金派受压，韩世忠则明哲保身，所以在最早的墓志中写下了赞美高宗处死岳飞之词。

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撕毁和议，南下伐宋，抗金派重新抬头。高宗自己做了亏心事，又死要面子，不愿承认与纠正，于是将宝座传给孝宗。孝宗积极为岳飞平反，然而平反以后，高宗的面子需要寻找合理的办法照顾。而岳飞的平反，使韩家非常难堪，因而乘着为韩世忠作新碑之机，韩彦古与赵雄合作编造了莫须有的故事，既使韩世忠保持完美的形象，也让高宗保住了颜面。碑竖在韩世忠墓前，而碑额由宋孝宗亲笔题写。碑文的作者与书写人都是先后当上宰相的名人，此碑所记自然被看作最真实的信史。于是“莫须有”的故事被许多史书所采用，最后写入了《宋史》。

“卤簿是古代帝王驾出时扈从的仪仗队，具有礼仪性和护卫性双重属性，类似于现代社会的仪仗队。卤簿在宋代皇帝的‘三年一大礼’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朱溢介绍，与北宋一样，在南宋，统治者对卤簿也是颇为看重的，在绍兴十二年（1142）与金达成和议后不久，就开始重建卤簿制度。

“不过，我们也看到了南宋时期在卤簿制度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制约因素。”朱溢介绍，首先，南宋始终面临来自金的军事压力，即便在绍兴十二年后，这种压力也从未消失，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在宫室、舆服的花费上都比较节制，宋高宗是这样，宋孝宗更是如此。正是因为这样，南宋大礼卤簿的规模远不及北宋。其次，南宋大礼卤簿的使用时常受到临安空间状况的束缚。最突出的表现便是狭窄的临安街道造成玉辂无法在皇帝举行三大礼期间全程使用，只能在皇帝从太庙前往南郊或返回宫城亲享明堂时启用。再次，由于原有的车辂仪仗散失殆尽，南宋朝廷不得不重新制造，新造器物的质量有不足之处，特别是玉辂（古代帝王所乘之车）行进起来很不安稳。

南宋杭州便已“书香满城”

“南宋临安城的文化机构设置除秘书省是有意择地而建外，当时的书籍流通市场是自然形成的。”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馆员顾志兴介绍，据有关资料“勾沉若干书坊”记载，当时杭州书籍市场盛况空前，如太庙前尹家书铺，太庙在瑞石山麓，今鼓楼之南。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输经史书籍铺荣六郎家，在今中山中路清河坊以北至羊坝头一带。猫儿桥河东岸开笺纸马铺钟家，猫儿桥为俗称，即平津桥。杭州钱塘门里车桥郭宅纸铺，在前洋街国子监后，车桥即今小车桥。此外，还有钱塘王叔边、李氏书肆等多家书肆及佚名书坊，但具体地点不详。

“南宋临安城的书籍流通市场，成线状分布，集中在御街及其后侧，这是城市性质所决定的。”顾志兴介绍，杭州是江南水乡城市，城内多河道，御街之东侧即有小河，平津桥（猫儿桥）、棚桥、众安桥等皆在小河上。小河之东则为中河，如果说中河连通大运河，则北可通嘉湖及今江苏之苏、锡、常，南可由钱江进入宁绍等上八府，而这些地区都是文化发达之地，需书量大。不仅在当时，到元明诸朝，杭州的书籍市场一直保持优势，长盛不衰，这基础就是南宋留下来的。

作者：通讯员 刘海波
编辑：蒋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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