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26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成都市新津县五津镇桥津上街遗址历代变迁已厘清，其中，汉代乡村遗址在四川发现的极少，即使全国也不多见。

▲遗址出土的汉代陶片：鼎、釜、盆、甑、折腹钵等。

桥津上街曾为新津县治所，西侧约500米即岷江干流金马河。考古发现证实，遗址在汉代已形成一处较大规模的聚落；东汉至六朝，洪水肆虐形成数层淤积土，居民迁离；隋唐，新津县城迁至此地；元明，此处仍有大量居民；清代变为墓葬区；民国时期，因五津机场的修建，此地再次繁荣。

历代变迁中，汉代遗迹最为重要，发现灰坑20余个，灰沟8条，房址9座（基槽式房址1座、干栏式房址4座、土木结构房址4座），卵石堆积4处，水井1口，古河沟和河道5条。遗址主体时代为西汉时期，发现有西汉典型陶器如釜形鼎、折腹钵、釜、瓮、凸棱纹盆、甑，卷云纹瓦当，以及半两和五铢铜钱等。

▲F7房址门道处铺设卵石，内发现有三面用筒瓦围起的排水设施和陶灶等，周围散落大量折腹钵、罐、釜等生活用器，另发现有少量纺轮和半两、五铢铜钱。推测该处是饭店厨房。

考古现场负责人杨洋介绍，从目前出土的汉代遗迹和遗物来看，此处应为一处较大规模的汉代居址，等级与乡里匹配，是研究汉代基层聚落不可多得的资料。对研究当时成都平原居民的生产生活状况、聚落分布、经济生业模式、地形地貌等意义十分重要。

值得一提的是，西汉时期F7房址门道处有卵石堆积，西侧一边还发现有卵石砌筑包边的挡墙。排水设施由西北通往东南方向的古河床。“我们发现，F7内有三面用筒瓦围起的排水设施和陶灶等，周边散落大量折腹钵、罐、釜等生活用器，另发现有少量纺轮和半两、五铢铜钱。”杨洋说，“如果只是一般民居的厨房，不会有这么多的生活器具，也不可能会有这么多灰。三面用筒瓦围起来，推测为商旅性质的饭店厨房。”

目前，国家大力提倡“一带一路”，而新津县正处于历史上西南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无论是水路（成都—新津—彭山—乐山—犍为—宜宾—云南）还是陆路（成都—新津—邛崃—雅安—汉源—西昌—云南）都要路过新津县，尤其是老县城所在地（五津镇）。充分发掘遗址的历史文化内涵，与“一带一路”相契合，对于研究新津县城建城史，提升新津县城知名度，打造历史文化名城等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和经济价值。

此外，桥津上街遗址汉代堆积与宝资山墓地隔岸相望，直线距离不到2公里。该遗址的发现为确认宝资山汉代墓葬使用人群提供了重要线索。只是，东汉时期遗迹发现相对较少，仅发现有5个钵罐组合进行奠基的F9，罐内所含朱砂颗粒需后期整理研究。目前，遗址周围尚未找到和宝资山大量东汉至三国崖墓相对应的大型东汉聚落。

文：本报记者 付鑫鑫

图：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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